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作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亲爱的，我可怜的孩子！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你养育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我的孩子，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这是一封遗书，是烈士赵一曼在1936年8月2日，临死前给儿子写的。
朴实无华的语言，却句句感人肺腑；没有豪言壮语，却字字透露着一位母亲对孩子深厚的爱怜。
生命中那段最幸福的短暂时光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抗战期间化名李冰、赵一曼，因个子瘦小，常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瘦李子。她是四川宜宾人，一口浓重的川音。
1927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蒋介石下令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这般险恶的形势下，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的赵一曼，也无法继续在武汉军校学习，随后，她被组织安排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远离家乡故土，学业的繁重，身体的不争气，生活习惯的挑战，每一项都令人难免惆怅。但上帝是公平的，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给你开一扇窗。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陈达邦的年轻人给赵一曼带来了一缕阳光。
他是任弼时妻子的本家堂哥，也是一同前往莫斯科大学的青年，比赵一曼大四五岁，他不仅学识好，为人风趣幽默，还热情开朗，主动承担着照顾同伴们的生活。
渐渐地，两个年轻人彼此熟悉起来，共同的革命信仰把他们紧密相连。他们推心置腹，心照不宣，一起学习各项技能知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共同探讨救国的思想。
在1928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赵一曼同陈达邦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学习的日子充实而幸福，只是好景不过长。
赵一曼是个特别要强的同志，对自己也有严格的要求，无奈的是她患有严重的肺病，即使这样，她还是逼着自己学习，不允许自己连累组员给大家拖后腿。最终，她在期末考试中，不仅门门通过，甚至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很快，冬天就来了。
苏联的冬天是极严寒的，大风刮在脸上如同敌人的刺刀一般。
此时的赵一曼已怀有身孕，她本身体质就比较虚弱，医生建议还是回到国内去疗养。赵一曼不想拖累丈夫，此时，国内革命工作也急需女干部，赵一曼便主动请求党组织前去上任。
陈达邦担心她怀有身孕，长途跋涉不安全，不忍心也不放心，但他也知道赵一曼的个性，一旦她决定的事便很难再改变，没有办法，他也只得同意妻子的决定。
于是，192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赵一曼离开了苏联和爱人，动身回国。
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爱情的果实结在死亡笼罩的泥泞里
赵一曼回国后，接受党组织安排，孤身前往湖北宜昌建立交通联络站，主要担负文件交换、安置干部等工作。
宜昌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任务之重要，责任之重大，不言而喻。
赵一曼到达宜昌后，选择落地长江附近。她在一条狭窄的街上租了一间木板屋住下。
这里是码头搬运工人聚居区，住在这里一来可以作为有利的掩护，二来还能深入人民群众，为发展组织工人提供便利。
落脚之后，她每天小心而缜密地分发文件、购买船票、转换组织关系等日常琐碎的工作。
白天，她像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样，洗衣做饭，淘米洗菜。她也去找码头工人家里的妇女们聊天，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现状。晚上，她就一个人悄悄地做着分发文件、传递情报等工作。
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因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长途跋涉，赵一曼出现了早产症状。
屋漏偏逢连夜雨，房东老太太眼看赵一曼这光景，非但没有帮忙，倒逼着她赶紧搬走。因为按当地的迷信风俗，外人是不能在自家里生孩子的。
老太太最终还是狠心将她赶了出去。
二十出头的女人，身体孱弱，身份特殊，举目无亲，拖着即将生产的大肚子流落街头，换作常人早就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了吧！
但她是赵一曼呀，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又怎能轻易被打败呢？
她的心里也十分着急，肚子也越来越疼痛，但她只能慢慢地街头边走边想法子。
苦心人，天不负。
这时，一个回家的搬运工人路过，于心不忍，便主动让赵一曼住到自己家来。
这位工人让出自己的半间板棚屋子，用柜子隔开，又让出一张床，一条板凳，赵一曼总算有了个遮蔽风雨的地方，也就在这天晚上，1929年1月21日，那个叫宁儿的婴儿降生了。
孩子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些许慰藉，但更多的是担心和忧虑。
赵一曼不忍心连累同是贫苦的工人，她想起临行前，丈夫曾给她一枚金戒指和一块手表，以备紧急情况。为了帮助这位工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她忍痛卖掉了丈夫送她的那只金戒指。
谁曾想，就是因为这只金戒指，联络站被暴露了。赵一曼遭到了反动当局的追捕。
宜昌是待不下去了，她只好抱着尚未满月的宁儿，拖着衰弱的身子，星夜赶往上海。
但是长期的营养不足，再加上精神紧张，赵一曼乳汁很少，小孩总吃不饱，不停地啼哭。
当母亲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到自己尚在逃亡的危险中，孩子的啼哭声容易引来敌人暗探的注意，如果她带着孩子被捕，孩子必然跟着遭到敌人的折磨。
怎么办？她的心在抽搐，此时此刻，她真想横下一条心，把孩子抛到长江里，以免被敌人抓去活受罪。
夜幕中，她抱着宁儿走上甲板，靠着栏杆，望着灰蒙蒙的江面时，宁儿突然一声啼哭，哭声是那么清脆响亮，充满了生命力。
她怎么忍心，心中一酸，她想起了孩子的父亲，想起了自己曾经答应丈夫要把胖儿子交到他手中，想起了他们曾经憧憬的美好未来，她如何下得去手。。。。。
幸好一切都坚持下来了，赵一曼于1929年9月被党中央派到江西南昌省委机关工作，她和一个姓王的同志假扮夫妻以应付环境。
一切刚步入正轨，还没来得及喘息之际，黎明背叛，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各处联络点均暴露。
小王同志赶忙一边烧毁文件，一边催促赵一曼赶紧带着孩子离开，时间紧迫，赵一曼抱着半岁多的孩子，前脚才走出大门，敌人后脚便前来搜捕。
她只得不停地往前跑啊跑，一路忍饥挨饿，好不容易到了赣江边，赵一曼摸出陈达邦送她的银壳怀表，她仅有的钱财，把它给了船老板，搭船去九江。
只有经历过黑暗的人才懂得光明有多可贵。
唐僧取经的路上，艰险重重，好在他有各显神通的三个大徒弟，而赵一曼呢？一个弱女子，恰逢乱世，历尽千险。
带着孩子数次逃亡的艰难经历，使赵一曼深深体会到，虽然在地下斗争中小小的宁儿有时能对党的工作起到掩护作用，但更多的是对工作的拖累和影响，革命尚且艰难，自己担子繁重，这颠沛流离的生活又如何能利于孩子成长呢？
思考再三，赵一曼决定把孩子送到丈夫的堂兄陈岳云家里抚养。
1930年4月的一天，赵一曼抱着宁儿来到照相馆，坐在高背藤椅上照了一张合照，然后，宁儿就由丈夫的妹妹带回老家抚养。
这张珍贵的照片也成为赵一曼留给儿子唯一的纪念。
奔赴东北，从此戎马一生
九一八事件后，地大物博的东北三省逐渐被日军占领，国军的不抵抗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铁蹄在这片土地上肆虐践踏，但是东北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军官，不顾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压，冲破不抵抗政策的禁锢，组成反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工农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武装，揭竿而起，奋起抗日。
1932年，赵一曼受组织派遣到沈阳，正式改名赵一曼。
刚到沈阳，赵一曼担任妇联工作，主要在大英烟草公司和纺纱厂搞工人运动。她心思细腻，观察入微，很快，她便在实际摸排中找到突破口。
因为工人们居住比较分散，上班时间没有机会，下班又各自分散，于是，她首先通过一些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
她指导工人组织足球队和识字班，提高工人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加强工人的团结和训练。通过这些活动，从中发现和培养骨干分子，并吸收他们加入工会，加入共产党组织，成效显著。
在沈阳工作一段时间后，黄维新在哈尔滨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根据组织安排，赵一曼离开沈阳，来到哈尔滨，担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长等职。
赵一曼与黄维新还是假扮夫妻的方式，租住在哈尔滨一个俄罗斯老太太房间里，他们担负着总工会的机关工作，抄写文件、刻印传单、对外联络等，工作十分繁忙。
她还负责在烟厂、电车工人中从事救亡宣传工作。晚上，他们不顾一天奔波劳累，投入紧张的文件抄写、刻印等工作，一直工作到深夜。
据说，有一次地下领导正在房间里开会，房东家小孩不懂事推开了房间门，正巧被盯梢的特务发现，特务走进来，大家慌乱起身，赵一曼见状，迅速拿起用黏米做成的稠浆糊泼向特务，特务一时间睁不开眼和嘴，大家一拥而上，将特务五花大绑扔进了松花江，一场危机就此解除。
赵一曼不畏危险，直接参与工人罢工运动，并发动群众，向他们大肆宣传抗日救亡，每天印发传单，其中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的抗日斗争，在东北人民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934年春，中共满洲省委、省工会相继遭到破坏，和赵一曼一起工作的老曹也不幸被捕，赵一曼也成为敌人到处搜捕的对象。
城市中的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越来越难于开展工作。而农村广大区域则未被日军完全占领或虽已被占领，但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农村中的许多小股抗日武装迫切需要党的正确领导。
1934年夏，赵一曼化装成一个农村妇女，离开哈尔滨赶赴珠河。同行的还有工人老魏，海伦三三医院院长、医生张险涛。
为了避开敌人的层层搜查，赵一曼一行人放弃正规大车站，选择相对较小的香坊车站上车。
赵一曼随身携带洗面盆一个，内装洗漱用具及皮鞋；小提箱里用破旧报纸包裹一条又腥又臭的咸鱼，同伴们都疑惑不解。到了根据地才恍然大悟，原来臭咸鱼里面藏着党的秘密文件。
赵一曼是革命老同志，在长期斗争中总结了丰富的一套经验，到珠河不久，工作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据当时任满洲团省委特派员、经常与赵一曼在一起工作的韩光回忆，当时满洲省委巡视员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道北一般比道南好，特别是五区一带，几个月来工作比较深入，相当的巩固及发展。农民自卫队有3000人，那里群众也比较团结。”省委巡视员对道北地区工作的高度评价，也是对时任道北区委书记赵一曼工作的充分肯定。
她就像一阵春风，走到哪里就暖到哪里。
在一次外出巡逻中，赵一曼因为自己的四川口音，被伪军怀疑抓捕，被押送路途中，她以聊天的方式竟将伪军的一个连长都感化了，最后不仅没抓她还救了她一命。
不仅当政委有一套，当参谋女诸葛那她也是毫不逊色的。
有一次，地下党组织通过多方联系买了十几支短枪和一批子弹。但由于敌人盘查严密，一直运不出城。赵一曼知道后，眼珠子一转，立马主动请缨。
她只带一个小姑娘就进城去。
她先用油纸和油布将枪支层层裹紧，然后找来一辆拉大粪的马车，接着又把包扎好的枪和子弹装进灌满粪水的桶里，盖好箱盖。
就这样，赵一曼和另外一个小姑娘架着马车大摇大摆出城去，当大粪车经过敌人哨所时，日本兵和伪军被扑鼻的大粪臭味熏得捂着鼻子，嘴里大骂着叫她们赶紧滚。
还有一次，县委的雷炎同志想袭击敌人的哨所，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和电台，苦于没有好的计谋。赵一曼知道后，又想出一条妙计。她让在前面直接摸岗哨的人腰里带上个灌进水打上气的胶皮球囊，接近敌人时，如敌人没发现，就先把门口岗哨搞掉，直接进去。若被发现，就蹲下装作解大便的样子，将腰里的球囊一按，发出“嗤嗤啦啦”好像拉肚子的声音，待岗哨放松警惕，就立即扑上去干掉他。
黑猫白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那一夜，他们端掉了五六个哨所，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
从此，赵一曼在珠河一带具有极高的号召力，老乡们都很信任这个红枪白马的女政委。
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933年8月，日本人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街的中间地带设置细菌武器研究所，也就是那个害人无数，令人闻风丧胆的731部队。而赵一曼的队伍就在这个研究所附近。
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地使用中国人、畜进行细菌武器实验，日军修建活人细菌实验的城堡。四周是3米多高的围墙，围墙四角有坚固的炮楼，墙顶上架设两道铁丝网、一道高压电网，围墙外还有两米多宽的护城壕。然后，从东北各地秘密运来的中国人被关押在这里，绑在地下室墙壁的铁钩子上，日本军医在他们身上进行各种细菌试验，解剖观察，最后将尸骨在炼人炉里焚烧。
有一天，赵一曼和几个游击队员在背荫河地区侦察时，正好看到有10个人突破了包围网跑出来，刚触电网，就有一个人被电死了。其余9人全身浮肿，面无血色。赵一曼他们冲上去向里边打了一阵枪，趁敌人没有弄清情况稍有迟疑的时候，赶紧把这9个人背回了根据地，送到流动医院治疗。这些人在赵一曼等人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一些，当了解了日本人的无耻阴谋后，赵一曼气得浑身发抖，她立刻将情况向上级汇报，并带领这些逃出的当事者们现身说法，向世界揭露日本军部的罪行。
根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之《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报告》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统计，依据现有资料和成果，在日本14年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防疫给水部队在中国大陆对20个省市实施了细菌攻击，疫情暴发蔓延290多个市、县、旗，造成传染病患者230多万人，其中死亡者约65万人。但现有档案记录的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中国受害死亡人数，是很少的一个数字，不足实际受害者的四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因此，日军14年侵华战争细菌战造成中国受害者的实际人数有数百万之多，死亡者约200万人。日本侵华细菌战造成的疫情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完全控制。
同年，日军在东北建立多个集中营，将各村落的老百姓全都赶到一个地方生活，建立工厂，开垦荒地。
由于根据地被破坏，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赵一曼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她经常教育战士们：咱们再困难也不能违反群众纪律，老百姓现在也够困难了，咱们不能随便拿群众的东西。
有一次，他们来到侯林乡的一个屯子里吃饭，通讯员知道赵一曼一直身体不好，就借房东温喜良家的一个粗瓷大碗，给她盛了一碗伤好吃的高粱米饭。
赵一曼没有吃，她知道部队已经断粮，悄悄把饭倒了回去，盛了半碗战士们吃的青菜粥。炊事员看见了，没有吭声，但眼里却含着泪水。
赵一曼用过的这只大碗，上边有个“福”字。赵一曼牺牲后，温喜良家一直珍藏着这只碗，把它作为传家宝。解放后，这只碗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群众都叫它“幸福碗”，以纪念赵一曼等先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后来，这只碗被送到东北烈士纪念馆陈列展出。
一世忠贞兴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1935年10月下旬，赵一曼和队伍被围困在密林中。
东北的冬天，大雪填满了山沟，十几天后，部队储存的粮食已吃光了。战士们只得去打熊、打野猪、搜树洞，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集团部落”政策下，游击区老百姓的房屋被烧光了，战士们几乎无法得到群众的支持。不但没吃的，同样没穿的。
为了御寒，赵一曼鼓励战士们想办法，寻找可以御寒保暖的东西。战士们有的围着生熊皮，有的披着野兔皮，在破了的裤腿上绑上树皮，扎上葛藤。
为了鼓舞士气，赵一曼和战士们围着火堆讲故事，教战士们跳乌克兰舞。她带领战士们唱：“天大的房子，地大的坑，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是食粮……”
为了抓住赵一曼这一股抗日力量，日伪军不断加强搜山的力量。
11月15日，赵一曼和二团50余人在路北五区春秋岭被日、伪军警横山、冈田等部500余人重重包围。二团战士们在王惠同、赵一曼的指挥下，坚持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击毙日军机枪队长大谷清一等3人，击伤日伪军30余人。
但敌人还在继续围上来，赵一曼同团长王惠同决定突围。赵一曼坚决要求自己带一个班掩护，让团长带其他战士和伤员突围。她把留下担任掩护的十几个战士召集在一起，分配好各自的位置。接着在山头上燃起一堆堆篝火，迷惑敌人。
敌人再次开始猛烈地进攻，战士们一个个都倒下了。敌人越来越近了，子弹也越来越密集地向赵一曼所在的位置打过来。突然，她的左腕一阵剧痛，负伤了。她忍痛向敌人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滚下了山崖。。
在山下一间破草屋里面，赵一曼她们还没把文件销毁完，敌人就追上来了。
当时，交通员刘福生正准备出去探听消息，他刚走出门，敌人就开了枪，他当时就牺牲了。听到枪声，赵一曼赶紧让杨桂兰烧毁文件，她和其他人向敌人还击。
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赵一曼的子弹打光了。战士老于想冲出去引开敌人，刚跑出去两步就中弹倒下了。赵一曼想要冲出去救他，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她的左大腿。由于敌人用的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口炸开很大，鲜血直流。他们都被敌人抓住了。
这一天，是1935年11月22日。
敌人抓住了赵一曼、周伯学、杨桂兰3人，放火烧了窝棚。赵一曼因重伤不能走路，伪警察到沟外屯子里叫了4名群众，用一架破梯子抬着她。
把赵一曼抬到山外，敌人把她放到牛车上。这时，她的衣服已经被血浸透了。由于流血过多，她脸色苍白，浑身虚弱。进城后，一路上一言不发的赵一曼突然猛地直起身子说：“同志们，抬起头来，让人们看看咱们抗联战士的硬骨头！”接着，她对街上的群众用力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战士们也一起喊着。敌人害怕了，一边用枪托打他们，一边驱赶着街上的群众。
这个时候，哈尔滨的日本情报机关为了寻找中国共产党“搅乱”伪满洲国的事实，加强了对东北地区情报网的控制。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召开了所属27个县的警务指导官会议，时任哈尔滨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的大野泰治提议，对捕获的抗日干部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这就导致赵一曼这次被捕后，直接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赵一曼被俘后，敌人先是在伪珠河县公署对她进行严厉审讯，正在珠河的日本人大野泰治直接对她进行审讯。敌人妄图从她口中得知东北的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军队的更多消息。
大野看到赵一曼伤得很重，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这样就失去了重要的情报来源。他急忙走到赵一曼身旁，喊道：“起来！”赵一曼从容不迫地、冷冷地抬起头瞪着眼看着这个可恶的日本侵略者。
看着赵一曼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大野泰治这个刽子手竟然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这时，敌人对赵一曼的身份并不清楚。大野连夜审讯，赵一曼对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态度坦然地进行了回答。当被问到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情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敌人实在没办法了就开始从其他队员寻找突破口。
队员们都是铮铮铁骨，但是敌人的手段花样百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实在扛不住的队员们都破防了，从他们口中，敌人知道赵一曼是抗联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为了获取更多有利情报，他们开始施展招降的计谋，尽可能满足赵一曼的要求。
日本人担心赵一曼因伤势过重死掉，于是连夜将她转至市立医院救治。主治医师叫张柏岩，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到中国人，看到赵一曼的大腿骨碎了，24块碎骨散落在肉里，而病人却眼神坚定，丝毫不被屈服。张医生打心底敬佩赵一曼这样的抗日爱国者，期间全心全意救治赵一曼。
赵一曼伤势渐渐好转起来后，她瞧准时机，成功说服一名看守和一名护士，她们甚至还成功策划逃跑自救的方案，只可惜敌人及时发现后再次被抓回来，看守和护士都被处死。
再次落入敌人之手的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关进哈市警察厅的拘留所里。警察厅刑事科的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林宽重亲自出马审讯赵一曼。
凶手们使用了各种酷刑，用铁条刺她的伤口，往她的嘴里灌汽油和辣椒水，还用了最野蛮的电刑。但这些，都不能摧垮赵一曼坚强的意志。
敌人又对赵一曼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野蛮审讯，什么也没有得到。日本特务机关无计可施，决定把赵一曼杀掉。
伪滨江省警务厅决定把赵一曼送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
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不禁思绪万千，于是在车上写下了开头那封遗书。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听过战争，学过历史，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却无法真正体会牺牲意味着什么？
无数先辈，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一首首生命的赞歌，他们用革命者的诺言付诸实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建祖国未来，愿我们都拥有先烈们一样坚强不息的理想信念，勿忘历史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