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初，郑位三突然回到大别山，这是红军长征后第一次有人回来，沉寂已久的大别山顿时沸腾起来。郑位三是从延安出发，以中央代表身份回来的。自1934年11月随红25军踏上长征路，已过去接近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对象己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之前是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属国内战争；现在却是国共两党再度联手，开始合作抗日。
郑位三
早在2个月前，中共中央就已经作出了派郑位三以中央代表身份回大别山指导工作的决定。7月2日，毛泽东还亲自出面，找他和随行人员集体谈话，就相关问题作出许多重要指示。郑位三此次回来，肩负一个重要使命，指导与协助一直坚持大别山游击战的高敬亭，将红28军及这一带的红军游击队收拢，按中央意图，改编成抗日的正规军。
当郑位三带着肖望东、程启文、张体学，一行4人从延安出发，历尽千辛万苦，于9月初抵达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终于与高敬亭接上组织关系后，却发现有个问题非常辣手，很不好处理，搞不好就会耽误中央的大事。
原来，在郑位三等人尚未启程之前，高敬亭充分分挥革命主观能动性，已经按照自己的想法，主动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轮停战谈判，并于7月13日签署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双方不仅就停战条件、红军游击队集结时间与集结地点等达成了协议，而且还接受了国民党授与的部队番号，高敬亭本人也已经授受了国民党授予的“中国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部司令员”的委任状。基于双方已经达到的协议，红28军和所属游击队已经全部集结到了黄安七里坪至罗山宣化店一线，正在进行整编之中。
红28军代表何耀榜与国民党代表刘纲夫谈判旧址
郑位三是8月15日从延安出发，先后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南京八路军处、安徽六安等地辗转而来。在此期间，国共双方一直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问题，紧锣密鼓的开展谈判。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布“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职责”。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月23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宣布将长征后会师于陕北的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此后，中共中央一直希望参照八路军整编的方式，将分散于南方八省的那些坚持游击战的红军，全部集中在一起，改编成一支统一的力量，走上抗日战场。但蒋介石迟迟不愿松口，双方还在博奕之中。
就高敬亭所收到的委任状而言，国民党的目的招然若揭，只愿意将其改编为地方武装性质的抗日游击队，但中共中央的意见很明显，必须将所有活动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支统一的正规军，形成一个大大的拳头去打击日寇。如果高敬亭单独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委任，在大别山地区单独整编为一支地方武装，不仅打乱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而且还有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严重恶果，以后要么会被国民党吞并，要么被国民党出毒手消灭之。
不是说高敬亭不该与国民党谈判，也不是说他不该与国民党提前达成停战协议，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相反说明高敬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数年后，能够充分洞查国内外形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确具有远见卓识。问题在于他考虑的是大别山红军的局部利益，而中央考虑的是整个大局，还意在长远。
郑位三一回来，就知道了高敬亭己接受“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部司令长官”委任状的这个事，是高敬亭亲口告诉他的。猛然得到这个消息，他非常着急，拍着大腿反复说：“坏了，坏了，真的坏了。这个事情如果不处理好，不想法去补救，肯定会误党中央的大事。”
高敬亭有点不理解，其他人也觉得他大惊小怪，七嘴八舍的说：“番号不番号的其实无所谓呀，就像人的名字一样嘛。只要部队整编好了，我们不照样上前线打鬼子吗？”
郑位三结合当前的形势，耐心地给他们分析了前因后果，大家才恍然大误，原来这里面的确大有学问，大有玄机。
郑位三立即组织召开红28军领导干部会议，认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最新指示。反复告诉大家，国共合作抗日期间，我方必须坚持独立自立原则，如果丧失了独立自立，很可能被国民党瓦解或吞并，因此绝不容许国民党插入一人，除中央认可的外，个人绝不接受国民党授予的任何名义，千万不能上国民党的当，否则部队就有被肢解、吞并甚至是被或消灭的危险。
最后，郑位三语重心长地告诫高敬亭：“一切重大问题需听候两党中央谈判解决。”
自从红25军于1934年11月长征后，高敬亭就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所有联系，独自一人撑起大别山游击战的大旗，重建了红28军。硬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顽强生存下来，保存了革命火种。其精神可嘉，其勇可赞。
但毕竟孤悬敌后近3年时间，期间无法掌握中央的最新指示，从而出现了谈判失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他绝对是个好同志，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优秀指挥官。一旦知道自己错了，而且还有可能酿成大错，他就非常懊悔，非常着急，也非常内咎。他急切地问郑位三：“我已经亲手接过了他们的委任状，怎么好意见出尔反尔，直接退回去了？到底怎样做，才能挽回影响，又不坏我方信誉呢？毕竟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搞不好会影响今后的谈判和其他合作呀。如果非要硬退，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很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呀。”
“硬退肯定不行呀，”郑位三理解高敬亭的担忧，也赞成他应该好好筹谋的想法，“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我们必须把握自主权，我来时中央曾经再三强调这一点。也一再叮嘱不叫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毛主席也再三提醒我，保存干部和老战士是革命开大花结大果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现在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就必须想办法退掉。既要达到退回委任状的目的，又要不伤及两党合谈的氛围和今后的合作，看来只有想办法智取了。”
“智取？到底怎样才能智取呢？”高敬亭陷入沉思，郑位三也眯起眼睛动起脑筋。讨论来讨论去，尚未找到合适办法。几天后高敬亭突然接到国民党方面的电报，称国民党谈判代表刘纲夫将赴此协商有关问题。郑位三得此消息，眉头一皱，突然间就有了主意：“好，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刘纲夫是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的全体代表，少将军衔，代表卫立煌与红28军直接谈判。其实红28军与国民党的谈判，既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抗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恰在此时高敬亭率部从鄂东出发转战到了皖西，于7月13日抵达安徽岳西县境内的南田村，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在这里，他惊喜地看到了何耀榜为他提供的一些中共中央的文件，很有启发。这些文件的来历真实可信，是何耀榜想法派人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取回的。
在此之前，何耀榜无意之间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红25军长征后，时任皖西特委书记的何耀榜，苦于无法得到上级任何指示，于1936年春天，利用一个特殊的机会，派出了一个名叫姜术堂的联络员，到陕西给红25军送信。姜术堂既不是红军，也不是党的地下交通员，他只是国民党潜山县保安团的一名中队长。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带队投诚，一心想要参加红军。但红军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不愿意接受他们，但他仍然坚持要参加，何耀榜见他态度坚决，就亲自接见了他，劝他先回乡，等以后形势好转了再来当红军。姜太堂是河南人，老家离陕西较近，何耀榜得到这个信息后，就交给了他一个任务，要他回到家乡后寻找机会到陕西去帮忙打听红25军的消息，而且给他写了一封秘写的证明。
何耀榜
姜术堂带着这个神秘的使命回到了家乡。不久后西安事变爆发，很快又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之间开始合作，中共中央在西安、南京等地先后设立了办事处，以便于国共双方之间的联系。姜术堂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机会，马上经郑州来到西安，在七贤庄找到了中共中央设在那里的办事处。办事处得知其来意，也验证了何耀榜所开证明的真实性后，热情地接见了他，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立即报告给延安的中央。中央就是通过这一渠道，才得知高敬亭仍然在大别山顽强地坚持。在姜术堂返回之时，办事处收集了当时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些最新文件，及相关宣传资料，委托他回到大别山转交红28军负责人。
1937年5月，姜术堂又辗转来到岳西，找到了何耀榜。此时距他上次接受任务离开这里，已经过去1年半的时间。尽管时间有点长，但他不付所托，终于完成了何耀榜交付的任务。他将带回的党中央于1935年发出的《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全部交给了何耀榜。
看到中央的这些文件，何耀榜非常激动，如何黑夜中突然看见了光亮，他很想把这些文件尽快送到高敬亭的手中，但高敬亭已率部离开皖西到了鄂东地区，整天都处于游击状态，居无定所，他实在没有办法送达，只有等。
7月13日，高敬亭终于回来了，在何耀榜这里突然发现了中央的文件，高敬亭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虽然这些文件离首次发表已过去2年多，但对孤悬敌后的他们而言，实属最新文件。
高敬亭
将这些文件精神悟透后，高敬亭又联想到了之前在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的一些零星报道，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最新判断。他开始相信那些国共开始合作抗日的报道，并非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而是确有其事。考虑到“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此起彼伏，抗日战争已事实打响的客观实际，高敬亭对未来时局应该如何发展，也就有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将成为未来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被动等待，而是应该主动作为，主动投身于全民抗战之中。
于是，他马上组织召开红28军领导层会议，达成共识后，便开始主动出击，立即派何耀榜出面，向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发出了一封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呼吁信。
此呼吁信很快就得到国民党安徽当局的回应。经过前期协商，双方于7月22日组成停战委员会，由何耀榜代表红28军，刘纲夫代表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在岳西县青天畈汪氏祠堂举行首次谈判。谈判虽然艰辛曲折，仍然于27日达成协议。28日，高敬亭冒着生命危险，化名李守一，以红28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与刘纲夫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签字仪式。之后，高敬亭在岳西鹞落坪召开会议，再次统一了内部思想。开始传令分散活动在大别山不同区域的红军游击队，全部开往黄安七里坪至罗山宣化店一带集结。其军部也随之迁往黄安七里坪。高敬亭进驻七里坪后，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刘纲夫也会时不时来此联络相关事谊。
得知刘纲夫又要来，郑位三马上就有了主意，立即叫人把何耀榜找来，开始商量对策。为什么要找何耀榜？因为他酒量大呀，白酒可以连碗喝、整瓶吹，连喝几斤都不醉。这绝对是事实，《何耀榜传》中就有他酒量超级大的记载。
郑位三说：“要让刘纲夫把委任状收回去，必须设法巧退，不能硬退，如果硬退，不利于我们在鄂豫皖地区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如何巧退呢？我们要分析刘纲夫的性格特点，他不仅贪财好色，而且嗜酒嗜烟如命。我们是共产党人，对于金钱、女色、大烟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是不能够使用的，要动脑筋就只有在酒字上做文章了。”
“是呀，还是得在酒字上做文章呀。还是老领导高明呀。”高敬亭明白的郑位三的计谋，拍手称赞。郑位三笑了，扭头对何耀榜说：“耀榜，你的酒量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也非你莫属呀。”
“好，有酒就好，只要你们酒管够，我保证完成任务。一定叫刘纲夫高高兴兴来，痛痛快快回，开开心心接收高司令的委任状。”
这天，七里坪蔡家湾的祠堂里摆了一桌盛宴，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肖望东等人，与刘纲夫及其随行人员围坐在一起。
红28军军部旧址：七里坪蔡家祠堂
郑位三举杯先敬：“为了庆祝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今天我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略备薄酒，特邀刘将军前来一聚，为我们今后的合作愉快干杯。”此杯干完，按照当地的规矩，郑位三又连敬二杯。三杯过后，宴会才算正式开始，其他人就可以轮渡敬酒了。
酒宴从中午12点开始，你敬一轮，我敬一圈，喝到下午两点多钟，仍然谈笑风声，酒兴不减，刘纲夫丝毫也没有任何醉意。按照之前设计好的预案，何耀榜站了起来：“刘将军，今天是我们的中央代表请你喝酒，大家都很高兴，郑代表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他不能陪你多喝，你也就不能尽兴。这次谈判我和你是最早接触的，虽然我们曾经分属国共两个不同的阵营，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有共同抗日的决心和勇气，我就想利用郑代表设的这个酒局，再多敬你几杯，共同祝愿我们合作愉快，一起打跑日本鬼子。”
“好，既然我们已经达到合作抗日协议，我们今后就是一家人，就应该好好合作。来，我们今天一起喝他个痛快。”刘纲夫不甘示弱，也站了起来。
“今天真高兴，这样吧，用杯子喝不过瘾，我们干脆用瓶子闷，怎么样？刘将军，你敢吗？”何耀榜发起了挑战。
“好呀，我们就用瓶子闷！看我今天不喝爬你。”刘纲夫不知是计，仗着酒量大，顺着杆子往上爬。
何耀榜抓起两瓶白兰地，递给刘纲夫一瓶：“感情深，一口闷。听说刘将军是海量呀，打了这些时的交道，我们都知道呀。来，来，来，干了这一瓶。”
两人举瓶相碰，一饮而尽。刘纲夫的确是好酒量，一瓶下肚仍然没有醉意，何耀榜更不用说，平时喝酒像喝茶。
郑位三以目示意，何耀榜心知肚明，既然放不倒刘纲夫，那就还得继续劝呀。于是粗着嗓子喊：“刘将军真的是好酒量呀，小弟佩服，真的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小弟今天算是遇到高人了，一定舍命赔君子，一定要让刘将军尽兴。”
“好，好，好。今天咱们算是喝尽兴了，我也算是遇到知音了。”刘纲夫拉着何耀榜的手，不停地摇。何耀榜扭头喊来服务员，再上6瓶酒，在他和刘纲夫面前分别再摆上3瓶。
刘纲夫或许是被这种强大的气势吓倒了，推托着不肯再喝。无论怎么劝，都不愿意再喝，反反复得地啰嗦着一句话：“白兰地虽好，但不能念贪杯呀，喝多了也是容易伤的的呀。”
在这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怎能无功而退？郑位三起身说道：“刘将军，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今后双方打交道的次数一定很多。听他们讲，你为了促成这次谈判协议，也在私下里做了很多工作，我以我党中央代表的身份表示感谢。既然我们好不容易坐到了一起，就要高高兴兴地来，开开心心地喝。你和耀榜也是不打不相识，因为这次谈判也已经成为好朋友，怎能酒不醉人自醉呢？请看在我党中央代表团和我个人的面子上，今天就喝个高兴嘛。你又不是没有酒量？还怕被他喝倒？”高敬亭等人也跟着起哄，何耀榜也不停地拿话刺激他。刘纲夫不好再推辞，只好免为其难的接受。
何耀榜、刘纲夫同时拿起酒瓶，在众人发出的喝彩声、加油声中，对着嘴咕哝咕哝喝了下去。又过了一段时间，又费了一些口舍，剩下的几瓶酒统统被他们喝完。刘纲夫终于被强烈的酒劲放倒，开始摆头幌脑，何耀榜自然也醉倒在椅子上。
郑位三见刘纲夫出现昏昏欲睡的醉样，知道苦苦等待的机会来了，拉着刘纲夫的手说；“刘将军，你觉得今天的酒兴怎么样呀？”
“好，好，好，非常好。不过我没醉，我真的没醉。你看他醉了哟。”刘纲夫斜着眼，指定着何耀榜嘟囔道。
高敬亭这时出马了；“刘将军，你代表国民政府给我送来了委任状，我很高兴，很开心哟。但这好像有点不附合我们当时签字的相关条款，我想我还是先退还给你，关于我军的番号问题，得由两党中央决定，等两党中央决定好了，你再给我们送来好吗？”
刘纲夫的酒力已开始发作，大脑已经开始不听使唤，咋一听也觉得高敬亭的话有道理，便喃喃自语：“好，好，好。这样也好。”
高敬亭递过委任状，刘纲夫随手接过来，看也没看，就顺手递给了随行人员，要他好好收起来保管。
第二天，刘纲夫好不容易清醒过去，发现了委任状，回忆了当时的场景，发现已经中计，但悔之晚矣，只好哑吧吃黄莲----有苦难言。
在坚持南方游击战的所有红军队伍中，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是规模最大、装备最好、影响最深远的一支。他及时退还了国民党之前发出的委托状，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地位问题，带来重大转机。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活动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部队及其所属游击队，将被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最终实行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1938年初高敬亭（左）何耀榜（右）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中）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宣告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1938年1月6日，军部移驻江西南昌。2月上旬，所属部队开始集结整编，其中活动在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奉命赴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活动在长江北岸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结整编。全军共1.03万人，编为4个支队，其中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被整编为四支队第7、9两团，原活动在鄂豫边的豫南红军游击队，被整编为四支队第8团，全队共3100余人。支队长高敬亭，参谋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
1938年3月，第4支队所属各部奉命东进，先在皖西霍山县境内的流波疃会合，然后于4月间分别展开于皖中地区的舒城、庐江、无为、桐城、巢县等地，正式走向抗日前沿阵地。5月12日，在巢县（今巢湖）东南部取得“蒋家口伏击战”胜利，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