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何应钦在国民党高层中一直以温文尔雅的形象为人所熟悉，虽然久经沙场，但表面上却鲜有杀伐之气，这可能与他长期从事政治活动有关，在主持国民党北平军事分会时，两名日军竟然闯入了何应钦办公场所居仁堂耀武扬威，完全没把这位国民党高级官员放在眼里，何应钦不仅没发火，还好言安抚，完全不顾国民党的外交形象。1945年初，何应钦升任陆军总司令，到昆明检阅远征部队，车队在路上竟然被龙云的儿子龙绳斌给逼停，何应钦事后竟然没有丝毫生气，还亲自介绍其进入陆军军官学校深造，要知道陆大招生的最低标准也是校级起步，这让当时在场的人都大跌眼镜。
正文：
何应钦在国民党内虽然资历深、军功卓著深受黄埔军官的拥护，但也并非没有对头，陈诚就是典型的例子。陈诚与何应钦恩怨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虽然地位与资历无法与何应钦相比，但却有蒋介石背后支持，因此一直想方设法扳倒或者取而代之；面对陈诚的进攻，何应钦反应相对比较平静；抗日战争最紧张的那几年，陈诚为更进一步，借军政部后勤保障工作拖沓、官员贪污腐败、吃回扣等乱象横生为由，向何应钦开炮，亲手除掉了何应钦“四大金刚”之一、兵役署长程泽润。何应钦虽然多方走动，但陈诚不依不饶，拿着对方贪污的证据直接拍到蒋介石的桌前，可谓是杀人诛心，让何应钦丢尽了面子，陈诚倒何之举当时在南京被形象地比喻为“小鬼跌金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些高级官员反对内战，其中一些人是出于国民党腐败、政府机构不健全的主观因素考虑的，何应钦也有这方面的顾虑，但当时以陈诚为主的少壮派极力怂恿蒋介石内战，以便在战争中积累资历抬高身份，据何应钦讲，陈诚觊觎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久矣，而国民党内只有他曾达到过这个位置，抗战胜利后，何应钦隐隐萌生了退意，陈诚顺利取而代之。
何、陈之党争是蒋介石主导下的政治平衡的一种生态现象，何应钦因为诸多历史原因，与蒋介石渐行渐远，陈诚趁势而起，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这种趋势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又是很难避免的。
相比与陈诚的交恶，何应钦在与另一位国民党大佬的斗争中就表现的不是这么“温柔”了，此人便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若是比资历，国民政府内不管是军事上还有政治上的实权派，比冯玉祥高的屈指可数，何应钦还在黄埔当教导员时，冯玉祥已经是孙中山的座上宾了，归顺国民政府后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从组织关系来讲，是蒋介石之下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这是何应钦无法与之相比的。
何、冯二人关系始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何应钦成为国民政府掌握的第一集团军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黄埔将领的核心人物，在蒋介石赴日的那段时间里成为国民党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当时北伐大业尚未完成，冯玉祥的西北军已占领河南，国民党第一集团军与北洋军孙传芳部在固镇一带对峙。直鲁联军见国民党内斗有机可乘，便分四路向豫东、豫北进攻，革命军在中原建立的优势岌岌可危。冯玉祥立即致电何应钦支援，何应钦却佯称带兵北上，实际按兵不动，直到西北军取得兰封大捷仍不见中央军。中原大战让冯玉祥看清了何应钦的本质，认为他不能挑起革命的大旗，与其如此还不如请蒋介石复出，挽救北伐大业。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以冯玉祥为首的北方将领公开支持与日作战，希望蒋介石下令支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何应钦却极力反对出兵，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在灵谷寺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两派就是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冯玉祥属于那种心里藏不住话的直脾气，与南京国民政府大多官员相处不佳，面对主和派冠冕堂皇的理由便坐不住了，当场指责他们“误国误民”甚至还点名何应钦的主张是通日的汉奸行为，二人的关系由此走向了对立。
何应钦作为国民党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对日军入侵行径不仅不派兵支援还声称日军“所放之炮是空炮”，以此来误导民众，平息事端。冯玉祥质问何应钦“谎报军情，居心何在？”并多次致电军政部，询问增援上海的部队，何应钦以江西剿共为由拒绝派兵，甚至连南京的部队也下令留守不发，还声称：“吴淞不可保”。冯玉祥见何应钦指望不上，便打算请汪精卫出面协调，谁知汪精卫同样是个软骨头，冯玉祥一怒之下到泰安读书去了，实在不想与这群亲日派为伍了。
1933年，日军蓄意制造华北五省自治，当时何应钦受蒋介石之意到北京与日军斡旋，在任职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期间，何应钦对日步步妥协，逐步丧失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华北眼看就要步东北后尘，冯玉祥决心脱离国民党独自抗日，同年5月，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逐步收复了沽源、宝昌等多地。冯玉祥自发组织抗日的行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满，一方面担心惹怒日本人，引发全面战争，另一方面担心华北脱离国民党掌控，因此下令冯玉祥解散抗日同盟军。
在协商、收买、诬陷手段无用后，蒋介石命令何应钦武力解决抗日同盟军，何应钦以军事分会的名义抽掉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共16个师15万余人，在铁甲车和飞机的配合下向张家口发起进攻，何应钦甚至与日军达成协议，双方南北夹击给抗日同盟军造成很大的损失，冯玉祥为避免内战，被迫离开张家口，再次赴泰山静养。
冯、何两人的关系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内两种截然不同的军事和外交方针，蒋介石政府意在“安内”，冯玉祥志外攘外，两种截然相反的主政方针自然会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外族入侵，朝中便会产生战与和两种政治态度，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这两派的斗争中，主战派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在软弱和独裁者的统治下，以冯玉祥为主的抗日派同样也无法摆脱这种结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一贯主和的何应钦却一反常态，主张以武力解决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部，公然置蒋介石人身安全于不顾，打着平定叛逆的旗帜成立讨逆军司令部，绕过军事委员会、撇开副委员长冯玉祥，于家中成立指挥中心，其作风之强势与此前简直判若两人。与之相反的是冯玉祥，虽然与蒋介石在历史上有多次冲突，尤其是中原大战，致使整个西北军土崩瓦解，但他站在全局角度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争端、防止内战。这样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冯玉祥为首的主和派，两派在国民党党部紧急会议上激烈讨论甚至互相攻讦。
冯玉祥因资历和在北方将领中的影响力成为宋美龄和孔祥熙等人的重要拉拢对象，希望通过他与西安的张、杨取得联系，同时说服山西的阎锡山从旁劝释，张治中、于佑任等国民党元老往来冯府，商讨解决办法。冯玉祥的影响力让何应钦担心，再加上此前二人的不愉快经历，何应钦决心借此机会除掉冯玉祥，他先截留了冯玉祥发往西安的劝和电报，准备给冯玉祥按上一顶“西安事变”同谋的罪命，将其逮捕处决，中执委员居正认为不可，如果处理不够严密，可能节外生枝，何应钦退而求其次，秘密在冯玉祥办公地和住所附近安插大量特务，随时以刺杀和兵变方式处理冯玉祥。
在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过程中，冯玉祥一直有两个目标，一是希望蒋介石平安返京，避免国家再次陷入战乱；二是希望与西安方面取得联系，最好能亲临西安；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时突然倒向蒋介石，致使西北军全盘瓦解，冯玉祥为此耿耿于怀；张学良率部入关后，曾亲自到冯玉祥处请罪，并以晚辈自居，察哈尔抗战时张学良一度想让冯玉祥指挥大局，这让冯玉祥稍微找回一些面子，双方关系有所缓和。这次“西安事变”冯玉祥起初还挺佩服张学良胆识的，尤其是所提的“八项主张”中所强调的“重组抗日政府”、“驱逐亲日分子”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如果能达成和解，便有可能把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驱逐出国民党核心，抗日之国策将有望迅速落实。
但是让冯玉祥意想不到的是，在多方努力下“西安事变”迅速取得了和解，蒋介石安然返京，这让冯玉祥再次改变了对张学良的观感；他曾私下里对亲信说，张学良少不更事，不知捉虎容易放虎难。冯玉祥认为张学良还是太年轻，不应该如此轻易放蒋归来，更不应该亲自送蒋回京，撇下西北军不顾，如此让蒋介石轻而易举便拿下了西北，将来在抗日问题上越发没有谈判筹码。虚惊一场的蒋介石很快便能缓过劲来，所承诺的联合抗日是否有效还两说，此外，对冯玉祥来说最重要的是，张、杨二人所提的“八项主张”还未落实，对亲日份子还没给出合适的处置结果，到头来说不定又是空欢喜一场。
按照冯玉祥原来打算，“西安事变”中最不济也能借蒋被扣这一机会逃离南京，脱离何应钦等人的控制，此前他曾多次表示愿随宋美龄和孔祥熙去西安谈判，甚至愿以身替蒋作为后续谈判的人质，但这些手段无不被何应钦等人识破。冯又打算偷偷渡江北上，但说好前来接应的梁冠英迟迟未派人联系，因此冯玉祥便如一只被困笼中的老虎，只能任由何应钦等人摆布。蒋介石归来后，双方的小手段迅速偃旗息鼓，冯玉祥亲自带队去机场迎接，对蒋平安归来表示欣慰，相比何应钦过激的处置错失，冯玉祥的主张让蒋介石心中颇为感动，毕竟被困西安的这几天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集中全国力量抗日，但国民党内部斗争并没有因为矛盾的转变而有所消退。冯玉祥曾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华北抗战，这对冯来说是最好的安排，既能保家卫国，还能继续带兵；但何应钦可不这么想，华北部队多是冯玉祥旧部，担心他们凝聚一起不服从中央指挥，便推荐亲信军政部参议肖振瀛到华北协助。肖四处散播冯玉祥牺牲华部部队用以抬高抗战声誉，并煽动宋哲元和韩复榘等部不服从指挥，致使作战频频失利。身处南京的何应钦便借机向蒋介石告黑状，诬陷冯玉祥指挥不动华北部队，最终冯玉祥被调回南京，第六战区随即撤销。
冯玉祥面对何应钦的算计也并非一直忍气吞声，在任督导员时也频频找军政部的麻烦，甚至还把第八补充兵训练处处长王文彦告倒了，当时王文彦所负责的新兵训练处后勤保障没到位，致使新兵在大冬天仍然穿着单衣，冯玉祥立即致电蒋介石发来棉衣，同时将情况报到何应钦处。这就让何难办了，王文彦是他的小舅子，从北伐时就跟着他，再加上何应钦又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不处理不好向蒋介石交代，处理了没法向老婆交代，着实让他难堪。
何应钦同陈诚一样，一直咬着军政部战时后勤保障工作不到位的实情不松口，在一次国防最高会议上，冯玉祥竟当众提出三十五条后勤保障的弊端，何应钦百般狡辩但却难以掩盖即成的事实。1943年，冯玉祥致电蒋介石，以史蝤尸谏的故事劝蒋介石斥退何应钦，认为只要何还主持军政部，抗日战争便很难坚持到底。蒋介石虽然对何应钦心有芥蒂，但冯玉祥不是陈诚，蒋对何的顾忌远远达不到对冯的担忧，因此冯玉祥的劝谏无果而终。
此后冯玉祥忧郁不得志，有一段时间，蒋介石停发了他的补贴，致使冯玉祥生活非常窘迫，曾一度想出家或者跳嘉陵江自杀，后来在张治忠的斡旋下，蒋介石才下令对其予以照顾，冯玉祥逐步摆脱生活上的困难，回归正常。
中国有句话讲“文人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国家才有希望，冯玉祥虽然是坚定的主战派，指挥作战方面也颇有建树，但作为军政部负责人何应钦却没尽到历史所赋予的责任，尤其是对待华北的将领，军政部负责后勤保障的相关人员“吃、拿、卡、要”无不精通，韩复榘就曾追要军饷追到南京，得到的消息是“多给多发，不给不发”，韩复榘一气之下不要了，回山东后便接管了中央在地方的税收机构，自己筹措军饷。
此外，由何应钦负责的国防建设弊端也很多，地处华北津浦路附近的国防建设和华东长江沿线的国防建设，不仅施工质量非常差，设计过程完全没考虑实际应用，当作战部队进入防线时，诧异地发现许多碉堡和掩体不仅没有做好说明，有得甚至还封死了，战壕之间缺乏通道不能相互支援，这一点从淞沪战场退下来的王耀武就曾经历过，五十一师战士进入战壕后无不破口大骂，王耀武对何应钦一直很尊敬，但亲眼看到这些工事建设的模样后，心里也直摇头。
冯、何之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并非单纯的私人交恶，冯玉祥作为北方将领的代表人物，在南京方面被人孤立，同时也被国民党高层所猜忌，很难有所作为，此外对于这些南方将领做事风格冯玉祥也非常瞧不起，曾有人说，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和冯玉祥相处得来，因此面对不公或者不利于国家的问题时，作风正派的冯玉祥总是直言不讳，这就难免会得罪人，再加上华北方面的将领长期以来受到国民政府不公平待遇，打仗时甚至连双像样的鞋都穿不上，站在水中作战是经常的事，因此对国民政府意见很大，这就难免在南北双方的将领中产生隔阂甚至矛盾，而蒋介石作战三军统帅，不仅不想法缓和矛盾，却在两方斗争中拉偏架，影响团结，如此指挥如何能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