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作为少见的伟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他将永远被中国人民牢记和缅怀。
历史地看，毛主席领导中国可以概括为两大功绩：
建立新中国，使得中国社会实现由“乱”到“治”。
纵观中国历史的演变，“乱”与“治”的转换贯穿整个过程。由“治”到“乱”意味着秩序失衡，也就是一个时代的湮灭。而由“乱”到“治”则代表着秩序重归，也就是新时代的开启。
而且，一旦秩序重归，中国历史便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太平盛世往往自然天成。当然，这种从“乱”到“治”的转换并不容易，需要近百年的挣扎与调整，其过程可谓厉兵秣马、大浪淘沙，最终只有集聚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于一身的“政治团体”，才能真正担起“治”的重任。
汉、唐、明等大一统的王朝的兴起无不遵循这样的历史规律。
清代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社会的运行已经濒临从“治”到“乱”的界点。外来的“坚船利炮”客观上加快了这种历史周期的转换速度。
在清王朝无力掌控局面，乱世将至的形势下，如何重整乱局，实现社会由“乱”到“治”，就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历久弥新”的时代之问。
就像历史上所经历的那样，应答者前赴后继，既有满清遗少们的垂死挣扎，也有走马换灯的北洋军阀时代，更有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时期，但都没有担负起“秩序重归”的重任。
直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进入历史舞台，这个时代之问才看到了解决的希望。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的郑重宣示，就像一把利剑，穿透历史的空间，正式宣告久违的社会秩序终于回归，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由此开启。
实现从“农耕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历史性转换，剜掉历史穷根
如果说找回秩序，实现“乱”到“治”的转换，带有明显的传统印记，那么从“农耕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换则是开天辟地的历史新功。
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农耕经济为本的特征根深蒂固。近代以来，我们在应对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屡屡受挫，最终累积成深重而又严峻的民族危机。
这种毫无还手之力的屈辱时代，被梁启超先生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变局的根本就在于，延续2000多年的农耕经济，并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架构已不可持续，新兴的工业经济才代表未来和方向。零散的农耕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迭代劣势。
胡秋原先生在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探索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时，就不无痛心的说道，工业化才是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差距。
这可称得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上下的共识。
所以，推进工业化，并实现现代化就成为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时代命题。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指挥和领导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步子加快迈进，2000年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第四，2007年世界第二，2010年登上王座成为第一，此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第一的位置一直没有旁落。
正是这种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彻底剜除了积贫积弱的穷根，让中国焕发了历史新颜，积攒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