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余光中，《寻李白》。
毫无疑问，今人脑海里的唐朝，与唐诗息息相关。
唐诗热，何以流行千年？
隔着1300年的沧海桑田，唐诗，对于今人又意味着什么？
作为大众社会心理的折射与映照，此起彼伏的唐诗热背后，究竟藏有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图谱？
11月12日，《大唐诗人行》作者薛易从青岛出发，前往古都长安——西安，开启唐诗寻宗之旅。在此之前，关于唐诗以及唐诗热，我们有了这样一番对话，听其讲述读懂唐诗的一种可能。
（《大唐诗人行》作者薛易）
“唐诗热”展现盛世期许
记者：唐诗热经久不衰，以唐诗为载体的新著层出不穷。在你看来，唐诗热迎合了当下怎样的大众文化心理需求？
薛易：唐诗题材一直比较热，特别是近几年。去年，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火了一把，带动了很多孩子读唐诗、背唐诗的热情。今年，唐诗题材仍然很热。最近，央视的《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正在热播；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六神磊磊”也推出了关于唐诗的新作《唐诗光明顶》（作为自媒体时代最具标志性的流行文化人物之一，“六神磊磊”先后出版《六神磊磊读唐诗》《翻墙读唐诗》《给孩子的唐诗课》等著作。记者注）。连同我这本《大唐诗人行》在内，都比较畅销。
我觉得唐诗热的背后，是对传统文化高度的认同。现在的年轻人，经历了中国高速增长的阶段，有着十足的文化自信。他们急切地想把这种文化自信表达出来，怎样表达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现在的年轻人知识面比较广，表达方式也多样，但唐诗依然是很好的表达方式，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等诗句，一开口就有一种盛世的气象。
当然，新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交媒体让人们更轻松、更畅快地表达，各种关于唐诗的新媒体产品，让人们对唐诗有了更多了解。有的也以段子的形式进行传播，强化了社交功能。这些都使得读唐诗、背唐诗的氛围更加浓厚。
记者：在你看来，当下的唐诗热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
薛易：唐诗热里，几乎有人们对于盛世的一切想象。
比如，海纳百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写的就是万邦来朝的场面。唐代的长安是世界性大都市，白居易的“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写的就是长安的城市格局。在这里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还有数不胜数的胡商，这跟今天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有一定相似性。
比如，尚武雄强。我在书中写了，贞观四年（630 年）夏天，李靖将突厥颉利可汗押至长安。李世民将颉利可汗大骂一通，颉利“哭谢而退”。当时，李渊早已退位当了太上皇，但听说这个好消息后，他仍然在凌烟阁摆酒庆贺。李渊弹琵琶，李世民跳舞，用一场盛大的狂欢，来洗刷被突厥欺辱的往事，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随后，唐朝又派兵攻占西域诸国，势力直达葱岭以西，与波斯、印度相接。李世民的“天可汗”名副其实。唐代的边塞诗，也大开大阖，气象万千。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都特别有感染力。
再比如，充满少年感。李白的诗中，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少年的意象，他即便到了晚年仍然能写出“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气势磅礴，这里面不仅是个人的才华，也与时代气象有关。
诗歌盛世≠唐朝盛世
记者：唐朝一直被概念化称为“盛世大唐”，实际上其发展也多有坎坷与风波。在你看来，在“诗歌的盛世”和“国家的盛世”两个维度上，唐朝诗歌与唐朝国家的发展具体存在着什么样的内生关系？
薛易：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的武德年间，战乱频仍。安史之乱后，虽然李唐朝廷重新收复长安、洛阳两京，但“河北三镇”一直处于实际割据状态。为了应对这种状态，又建立了多个藩镇，使得境内藩镇林立。长安则是宦官专权，乃至掌握皇帝废立。中晚期的唐朝不仅不是盛世，甚至可以说是多灾多难。所以，“盛世大唐”只能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而“历史不忍细看”。
“诗歌的盛世”和“国家的盛世”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因为，国家繁荣昌盛，才有可能“文治”，诗歌才有勃兴的可能。国家“文治”，科举制度才能真正实施，诗歌才有用武之地。假如是乱世的话，恐怕只能“谁的拳头硬谁做官”，文人、诗人是站不上C位的。
同时，诗歌也彰显了国家盛世的气象。“诗歌的盛世”让“国家的盛世”更有光彩。像张九龄这样的文人，不仅是大诗人，也是优秀的政治家，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是盛世中的栋梁之材。
记者：以今日之心体味1300年前的唐朝，对于当下而言，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薛易：唐朝一直被打上“盛世”的标签。这让人们在谈论唐朝时，洋溢着某种自信。这不是坏事。我们在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时，能有一种自信的心态是很好的。这几年国潮风起，传统文化助推了消费热潮，改变了时尚走向，都是好事。
不过，也应看到，唐朝不都是盛世，整个唐朝289年，能跟盛世有关联的连一半时间都不到。“贞观之治”重要的是稳定人心，带来信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开元盛世”确实形势大好，史书的描述是“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对比今天我们的生活，这似乎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但在古代，这已经是实打实的盛世了。大唐盛世让我们浮想联翩，给我们想象力，但我们也不用神化那段时光，不用因个别文学作品的夸张就“离开大地”，飘飘欲仙。追寻过去盛世的真实面貌，仍然是为了热爱并过好当下的生活。
唐诗是一种更生动的文献
记者：诗人为什么对于时代社会生活更具代表性，是因为诗人更具有典型性还是更具洞察力和感知力？还是诗人的时代生活表现更具复杂性和焦灼感？
薛易：诗人对于时代社会生活具有代表性，一是因为他们的诗，二是因为他们的人。其实，唐诗也是一种文献，而且比一般的文献更生动活泼。我们知道，唐代成立了史馆，专门修史，这让过去的私人历史写作，彻底变成了官方修史。而且，每每以宰相“编修国史”，这就让很多不代表官方声音的材料被舍弃。正史往往关注帝王将相，对百姓的普通生活记载也比较少。而个人写作的唐诗，正好可以作为历史的补充。比如，从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中，就可以了解很多唐朝的社会细节。杜甫诗中写：“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就反映了当时的酒价。
唐代的诗人，大多进士及第，本身就是官员，是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他们的求学、求仕、科考、从政等，都遵循一定的轨迹。写诗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不是为了写诗而存在的。我写这本书，一直相信的一点是，“活生生的唐诗，要去活生生的大唐寻觅”。要想让唐诗活起来，先得让诗人活起来。只有努力还原历史，探寻诗人的内心，把握他们人生重要关节点，了解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浮沉，并且通过文字表现出来。这样的诗人才不会平面化、脸谱化，他们的诗才不会碎片化。而且诗人的人生，本就是唐朝一个个鲜活样本，通过聚焦他们，我们也能更深入地了解唐朝的方方面面。
记者：大众往往对诗人之名耳熟能详，而对其作品全貌认知欠缺。谈及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更是模糊。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以诗人为窗口展开叙事，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薛易：我觉得这跟教育方式有关系。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被引导背诵古诗，上小学后继续，要默写，要考试，主要关注的就是名句。对诗人，很多时候就是一些脸谱化的印象。比如，李白是“诗仙”，似乎干什么都很仙，除了喝酒之外，基本不食人间烟火。杜甫就是很苦、很累，总想着天下苍生，人生过得惨兮兮。这种印象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太浅了。
我一直对唐史非常感兴趣。写这本书，我是想以诗人为线索人物来写唐史。唐诗是一个切口、一扇窗户，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希望通过唐诗，通过诗人，让人们对唐朝有更多的了解，能看到“盛世”这张皮相之下的更多内容。而对唐史有了更多了解之后，对唐诗的理解也可以再上一个层次。这也是研究中的常见做法：以诗证史，文史互证。当年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做的。
唐诗如何映照当下？
记者：与唐朝相比，当下的诗歌文化有着怎样的截然不同？
薛易：在唐朝，诗歌是一种主流文化。我这本书的第一章“谁是唐诗第一人”，写的就是作为诗人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后面又陆续写到了高宗李治、女皇武曌、玄宗李隆基等，他们都会写诗。李世民还积极倡导写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写诗在唐朝蔚然成风。进入开元年间之后，诗歌写作成为科举内容，有了这样的“指挥棒”，诗歌也就更加普及。
在当下，诗歌写作主要呈现的是私人化和圈子化特征。在过去，如上世纪80年代，诗歌也火过一阵子。但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不好说。而且，现在的诗跟考试关系不大，高考作文也往往对体裁备注“诗歌除外”。当然，我也不认为诗歌过时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多元化、多渠道，有更多声音，是好事。
记者：所有历史都是讲述者的历史。当前，有关历史的解读存在普遍的演义色彩，正野不分、真伪混杂几成普遍现象。在本书的写作中，你采取了什么思路和逻辑，希望向读者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认知体验？
薛易：其实，普通读者最初了解唐朝，就是通过演义，我也是这样。小时候就看《隋唐演义》《说唐》《薛家将》《薛刚反唐》等，这些都是演义小说。当然，再往前连小说也不看，主要是听评书。演义小说和评书的特点，就是说的人和听的人，大多文化水平都不太高，对于历史细节和史实也不太讲究。所以，在《隋唐演义》等小说中，混入了很多明清时期的东西。比如，秦琼的父亲官职被说成是“马鸣关总兵”，但总兵这个官职是明朝时才设立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做个类比的话，就是如今的人们看清宫戏多了，想象每一个朝代时，想到的都是清宫戏的样子。
写这本书，我的想法是一定要基于正史。有史料的，坚决依照史料。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诗人在正史中的资料非常少。他们大多只有百十个字的记载，其中有的还有野史“乱入”。而且，很多与诗人相关的传说、故事，在中晚唐就有了，有的甚至是诗人自己编造的。比如，基于李白自己讲述的《李翰林集序》《草堂集序》等文章，里面的部分记载就很可疑。有些诗人的诗，根本无法准确系年。比如，骆宾王、卢照邻、孟浩然等。想把他们的作品，跟他们的人生准确结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甚至是无法做到的。
所以，我这本书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在正史记载残缺，无法描述的地方，通过虚构进行了补足——当然，“补”的成分并不大。目的是让读者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一个比较立体的人物。不“补”行不行？也行，但我觉得可能会影响传播。
整本书想达到的是“形似+神似”，如果两者不得兼得，那就努力做到其中一点吧。
“把唐史读薄，把唐诗读厚”
记者：诸如《长安三万里》等影视作品，以形式突破带给解读唐诗的崭新视角。《大唐诗人行》与新近流行的同题作品有哪些异同？
薛易：包括《长安三万里》在内，新近涌现的唐诗影视作品和图书，大多都关注诗人的成长历程，在讲述诗人的人生故事时，把唐诗带出来。《大唐诗人行》也是如此，这是相同之处。不同地方主要在于两点：
第一，这本书更加贴近正史。这本书根植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也根据学界的研究，把有关诗人的部分进行了整合和解析，指出了其中不靠谱以及“乱入”的地方。毕竟，正史中记载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这本书所侧重的不是诗歌和诗句的赏析，因为我觉得能流传下来的唐诗，都是名篇。关于唐诗的赏析，是从小学到大学语文课堂的内容，不需要我们太多赘述。这本书所写的更多的是中小学课本，乃至中文系本科也不讲的东西。它是在文学和历史交叉领域内做文章，属于交叉学科的内容，同时在讲述时又努力去除了专业门槛，让成年和少年读者都能感觉有意思。
第二，这本书对于制度有较多涉及。我一直觉得，假如不了解制度，对于现象和个人的谈论，大多只能流于浮光掠影。离开了制度，也往往只能感叹命运的偶然性和个人的道德水平的不确定。假如立足制度，并把制度用通俗的语言讲出来，就能让读者看到更深入的东西。比如，这本书里对唐代的科举制度、宰相制度、服色制度、府兵制度、财税制度等都有专门的分析。对于历史地理也有所涉及。在制度方面，陈寅恪、严耕望、谭其骧、史念海、傅璇琮、赖瑞和等前辈专家学者，都有精彩的论述。但他们的影响大多只局限于学术圈，普通读者很难读到，也不易读懂。我所做的就是使之更通俗、更可读。让广大普通读者对唐诗、对唐史有更多了解和更深的理解。
读懂唐诗的一种可能
记者：当前，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突破甚至是文本解读的流行方式，就本书的创作过程而言，涵盖了哪些学科的跨界整合？
薛易：这本书主要跨的是古代文学和历史学。我有一个想法是“把唐史读薄，把唐诗读厚”。有些自不量力，但我想努力尝试一下。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乐府学会副会长刘怀荣这样评价这本书：“关于古代诗文，传统做学问有几种做法：一是系年，根据作家生平及作品反映的内容进行编年；一种是给一个作家写评传。再就是诗词选本，以及对诗词做深度鉴赏。还有一种做法是，以诗证史，把诗和史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大唐诗人行》这本书，把关于传统学问的几种类型融合到一起了，融诗人、诗作、史实、虚构于一体。从写法上讲，带有小说笔法，但比较讲究史实。比如，讲到科举考试，会对唐代科举制度做比较简要的介绍；讲到唐代宰相制度，也有简要的介绍，这方面是非常严谨、严肃的。在进行虚构时，也有一定历史依据，只不过加进了一些具体情节，增加了可读性。这样融到一起的优势，就是既兼顾了学术的严谨性，又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感受，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记者：我们注意到，你在济南分享的时候，主办方专门邀请了中学语文教师和当地的本土文史专家与你对谈，这样的嘉宾角色设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薛易：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唐诗的入耳入心，真正扎下跟来。
目前，中小学生是学习唐诗的重要人群。随着课程改革，唐诗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也逐渐提升。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孩子们的传统文化知识越来越丰富，有的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学习的课本。《大唐诗人行》这本书知识量大，通俗易懂，也比较生动，是课本很好的补充，比较适合学生读。省实验中学的李鸿杰老师是一位名师，传统文化造诣很深，我们一起碰撞，都希望能找好切入点，让学生更好、更深入地学习唐诗，让唐诗在孩子们心中活起来，而不只是一个个能拿分的考点、一处处能装点作文的装饰品。
作为省城的济南，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大唐开国之初，济南出了秦琼、罗士信等名将，段志玄、房玄龄等也在附近区域。但人们了解这些，主要通过的还是演义小说，缺乏新意。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在唐诗领域内，李白、杜甫等最著名的诗人，都曾来过济南，但目前历史记载较少。唐朝时候的济南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心中一直都有这个问题，跟济南本地文史专家探讨时，我们也深入聊了这个问题。
不止济南，我感觉整个山东省，都可以考虑打好“唐诗牌”。今年，山东发布了《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 加快旅游强省建设的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打造“见识齐鲁”研学旅游品牌。 唐诗是一个切口。在唐代，李白、杜甫、高适等诗人，都曾漫游齐鲁，并一度在此居住。也正是在山东游学期间，李白初步完成了“人气”和“美誉度”积累，为进长安、入翰林院打下基础。仅李、杜、高三人的足迹和诗篇，就串起了济南、青岛、济宁、枣庄、菏泽、泰安、临沂、聊城、德州、淄博、潍坊、烟台等大部分地区，俨然是一条“山东版唐诗之路”。骆宾王、王维等都在山东生活了很多年，但目前这方面的文旅开发并不多，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用当下视角看，时刻想着现在
记者：碎片化的阅读时代，似乎愈加形成一种“读书热、伪读书”的畸形热潮。作为一名媒体从业人员，你先后出版《刀头上的绝响》和《大唐诗人行》等历史著作，展示出不同于常人的读书积累。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你的读书方法和研究心得？
薛易：短视频时代，人们太容易被分散注意力了，半小时不拿手机就六神无主。我喜欢历史、读历史有十七八年了，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经验，也就是有一点体会。比如，下硬功夫，读正史。从《史记》开始往下读。在读正史之前，不看别人对这一点历史的讲解。可以读完之后再看，看完后重读。自己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即便理解再粗浅、即便认识是错的，也是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人嫌自己丑是没有用的，必须得先接受才行。慢慢积累多了，会发现原来自己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离谱，一点点建立起自己的认识和自信来。我非常不认同那种“段子历史”和“十分钟读懂史记”之类的观点。那样获取的知识，只能是谈资，跑跑火车或者显摆一下还行，真需要时就拿不出东西来了。
再比如，用当下视角看，时刻想着现在。这可能是媒体从业者的特点，总是忘不了当下。有当下的视角，写东西能更好地与大众共情。坦白说，像我这样从媒体人转型而来的作者，在历史和文学学术体系上，是没有能力跟众多的教授相抗衡的。唯一能一较短长的，或许就是对当下时代的理解。缺乏学术的“硬寨”，但也少了学术界的藩篱。只要读者愿意读、读着开心，我就能收获一点成就感。
（大众报业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