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太小，装不下周总理的伟大。
他的一生，没有子女，没有遗产，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送别。
1975年1月13日，周总理直接从医院来到了大会堂，在2864名代表的瞩目下，做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工作报告》：“我们再用20多年时间，一定能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强国！”
每当看到这一幕，大家都会默默地说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
在人民心中，他是一生为国，一心为民，永垂千古，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现代版“周公”。
周总理的地位，无人能够撼动。
那么，周总理在党内的威信究竟有多高呢？
周总理：威信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干起来的！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火急火燎的赶到上海，要求尽快召开第六届四中全会，叫嚣着要让周总理退出领导岗位。
事情的起因，在于李立三。
李立三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夸大有利形势和革命的主观力量，走上了冒险主义道路，一心要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发起大规模暴动。
中央指派周总理，远赴莫斯科商讨此事，并缓和我们与远东局之间的矛盾。
周总理的到来，受到了斯大林的热情款待，联共的十六大。
在此期间，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行为到了顶点。
他迫不及待的要在“一省或者几省”掀起暴动，并多次致电远东局和莫斯科，请求批准。
但是，国际方面认为中国发起大暴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周总理也是这么想的。
李立三则表示，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是不同意暴动，就等于自动放弃对中国革命的领导。
李立三因为周总理的不同意见横加指责，几次致电共产国际叫周总理迅速回国，准备把周总理调离中央岗位。
1930年8月19日，周总理回到武汉，做了大量的劝导工作。
李立三最后承认了错误，并表示：“如今还不能在武汉暴动，现在只是暴动的前夜。”
在9月24日到28日召开的第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总理批评了李立三的“盲目”，并纠正了“立三路线”。
周总理向来对事不对人，对于观点不一致的同志能够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李立三既然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事情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可国际方面却指责周总理对李立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认为对李立三的处罚太轻了。
同时，一些受过李立三批评的人，也纷纷召开“紧急会议”，针对李立三、周总理、三中全会。
周总理本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也作出了自我反省，他说：“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
“国际来信的批评是深刻的，指出过去对于路线的动摇...”在进行了长篇的自我检讨后，周总理如此说道：“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提高起来的，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
事情到这里，真的结束了吗？
外国人排挤周总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国际代表米夫到来后，公开表示：“三中全会虽然一般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
他表面上是指责李立三，其实把矛头对准了周总理。
米夫还发了一份这样的通告：“三中全会本是为的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但因为站在调和
主义的立场上来接受，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
一时间，周总理的处境极为尴尬。
面对种种误解，周总理没有作什么辩解，而是以大局为重，极力忍让，维系团结。
1931年1月7日，米夫发起了突然袭击，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秘密召开了第六届四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列席会议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
这些代表中，超过半数是米夫自己圈定的。
米夫召开这次会议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把周总理排挤出政治局，让他退出领导岗位。
这次会议十分激烈，有些人一上来就对周总理各种泼脏水。
周总理尽管很伤心，出于“顾全大局”，他还是选择了委曲求全。
可结果，却令米夫大失所望。
24位代表中，只有8人同意周总理退出，却有18人反对。
一位代表是这样说的：“（周总理）在我们党内的贡献，大多数人是知道的……在军事上在党的组织上，除了他，是否还有第二人呢？”
米夫一看，周总理的威望无法撼动，也只好尴尬的作出让步：“（周总理）他有错误，我们是该批评，但也不能让他退出。应该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在西方人看来，周总理之所以伟大，在于“无我 ”、“一心为公 ”、“胸襟坦荡 ”，为了团结，即使个人作出让步，受尽了委屈，也在所不惜。
能体现周总理威望的，除了第六届四中全会，还有1945年召开的七大。
在采取不记名投票的七大上，选出了44名中央委员，毛主席的得票率100%，周总理的得票率为95.67%，相差并不大。
而且，周总理还当选为五大书记之一，奠定了他的领导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远在莫斯科的李立三也成了中央委员。
1945年4月，毛主席对李立三的问题，作出了结论：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的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让李富春替李立三填写了“代表登记表”。
大会选举中，由于毛主席的举荐，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得票数排在第15位。
“那种被解放的感觉，我敢说，不亚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的人，获得释放，重新得到了自由生活的权利，那样令人感到幸运和喜悦。因为这实在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绝处逢生了。”李立三还说：“党如此信任我，我自当好好地为党工作。”
天下谁人，不蒙总理之恩？
周总理之所以威望甚隆，无外乎四个字：大公无私。
开国元勋、民主人士甚至是李宗仁、傅作义这样的“战犯”，都得到过周总理的帮助。
1927年7月27日，周总理跟贺龙第二次见面，就把南昌起义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他。
贺龙不禁愣了一下，他完全没想到，自己连党员都不是，竟然能全权指挥党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后贺龙部队被打散，是周总理亲自安排他去了上海。
接着，周总理又不顾千难万险，接来了贺龙的家眷。
后来，贺龙遇到麻烦，也是周总理亲自出手帮忙。
1975年6月9日，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重病缠身的周总理，二话不说就拖着病躯跑到了八宝山。
周总理哭着对贺家人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
另一位元帅陈毅在刚刚投身外交工作时，有些信心不足。
周总理给了他充分的支持与指导，让陈毅在外交工作中不断成长。
此外，周总理也时刻牵挂着彭德怀的安全。
给成都军区、国务院办公室、北京卫戍区等相关方面多次打电话，要求保证彭德怀的安全，让其乘火车回京，并派战士护送。
可以说，周总理一直努力争取彭德怀能得到妥善安置，为保护彭德怀付出了巨大努力。
思乡情切的李宗仁，能顺利回到祖国，也是因为周总理的一句“李宗仁向新中国靠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周总理亲自给程思远下达了“接李宗仁回国的任务”。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辗转多国，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而周总理早已等候多时。
周总理笑着说道：“李先生万里回来，我们很担心你的安全。台湾方面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但所得的消息都是不正确的，证明它们的情报落后了。”
周总理给了李宗仁“四大自由”，向他郑重承诺，虽然李宗仁回来了就不再出去，但中央仍然要声明，李宗仁来去自由。
另一位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在视察三门峡时突发心脏病。
周总理指派专机，带着傅作义的夫人，赶赴河南，为其治疗。
1973年傅作义患上胃癌，时日无多，周总理亲自前去看望，并嘱咐医生：“一定要尽力抢救、治疗，至少保他再活一年！”
此外，周总理夫妇，虽然没有儿女，却收养了很多烈士遗孤，对他们视如己出。
这样的周总理，威信怎么能不高？
1976年1月11日，百万首都民众冒着刺骨的寒风，“臂上缠着黑纱，胸前佩着白花”自发地聚集在长安街通往八宝山的道路两旁，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公路两边乌泱泱的都是人呐，车一开过来，都哭着喊：总理啊！
警卫人员边打敬礼，边泪流满面，他们似乎不是为了维持秩序而来，而是送别总理的礼宾。
周总理虽然走了，可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参考文献：
周恩来倡导“对事不对人” 深圳民政局
周恩来严格自我批评 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
毛泽东与七大民主选举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