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8年，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时党中央十分注重党内思想问题。
其中有一位同志他曾在1949年中央机关进京时，护送中央首长进京，然而这位同志却从副部长连降十级，成为一公社党委副书记，甚至在九年后还向中央写下绝命书吞枪自尽。
王范是谁？为何他会被连降十级？甚至吞枪自尽？
延安的“锄奸模范”
王范是在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时他任乡党支部书记，参加了红十四军暴动，暴动失败后，转至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后因为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关押。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经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王范获释出狱，列宁曾说过：“革命者应该把监狱当成学校”。
对于几年的牢狱生活，王范诙谐地说道：“我是铁窗大学毕业生”，出狱后，王范立即接受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领导下，对出狱的同志接送安排，审查甄别。
11月下旬审查工作结束以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分批撤往武汉，王范辗转去往延安，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此后就长期从事党的公安保卫工作。
有一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会，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且发表了“宪法促进会演说”，得到边区各界人士的赞成和拥护，当毛主席离开礼堂时，参议会员热情欢送毛主席，但其中有两三类似新闻记者的人纠缠着毛主席，问这问那，王范连忙上去，排除干扰，让毛主席顺利地登上汽车，安全地返回驻地。
在延安，凡是开群众大会，毛主席出席讲话时，主席台前后由中央社会部派人负责保卫，会场上则由保安处派人负责维持秩序，中央警卫团在会场外负责警卫工作，几年中，在会场保卫工作上，从未发生重大问题，王范也因此受到毛主席的点名表扬。
1940年，王范在延安结识了同为地下交通员的李仲培，他们二人从相识，相爱一直到1941年7月1日喜结连理。
婚后不久，李仲培被调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部一科工作，这时延安邮电局发生了一桩十分棘手的案件，王范为了尽快破案，将妻子等几位侦查员派到邮局里面“潜伏”，李仲培等人不辱使命，几个月内逐渐摸清了敌特的底细，帮助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举歼灭了20多人的特务团伙，而王范也因此在自卫防奸战线上表现突出，被授予“模范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王范十分珍惜“锄奸模范”这一殊荣，几年中，在会场保卫工作上，王范从未发生过重大问题。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乘坐汽车正式向北平进发，王范乘坐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路，秩序井然，胜利地完成了保卫任务。
3月底的一天，李克农突然找到王范，郑重其事地说毛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当晚要去长安大戏院听戏，安排王范和其他一些同志做场内场外的安全警卫工作。
王范赶快安排人员对西直角门至长安大戏院沿线路段进行执勤和站岗，并亲赴马路逐段检查，当晚，毛主席和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一同听戏，其乐融融，并未发生任何意外，事后，李克农满意地对王范等人说：“你们也是梅兰芳，演了一出好戏。”
渡江战役打响后，王范考虑过自己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便主动请缨提出前往上海开展工作，在王范的打击下，国民党头目都被我军一网打尽，最终确保了华东局党政机关以及领导同志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王范先后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以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长，然而这样一位“红色包打听”却被连降十级……
连降十级
1954年11月，王范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视察江南造船厂时，发现延安时期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王范也来陪同他视察，亲切地问道：“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
陈毅风趣地向毛主席介绍说：“他是上海的“包打听呀！””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
但是王范却在1958年被连降十级，而且他还被批判为“忽视党的领导”，王范便从检察长连降十级，成为上海七一人民公社的普通干部。
当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得知后，立即展开调查，最后王范被无罪释放，并且担任上海闵行区区长的职位。
1962年，王范被调任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无论在上海还是南京，与他共事的同志都对她交口称赞。
在他们看来，虽然王范身处领导岗位，却从不摆官架子，然而在五年后，国家动乱时期，一向正直的王范目睹各种混乱后，内心受到冲击。
最终他含泪给中央领导写信，选择吞枪自尽，信中他写道：“我尽到我最后的努力，洒尽尽我最后的热血为党而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