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卫生部长汇报后，毛主席勃然大怒：你们改叫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5年6月的一个炎热午后，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中南海。他知道，即将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可能会引起震动。十多年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始终如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当钱信忠谈到全国85%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而广大农村地区却＂一无医，二无药＂的现状时，毛主席的脸色骤然变得严峻。＂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你们改叫老爷卫生部好了！＂毛主席的这句严厉批评，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久久回荡。这次震怒性的批评背后，到底折射出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哪些深层次问题？为什么在建国十六年后的这一天，毛主席会对卫生部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医疗困境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1949年以前的北平，作为当时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全市仅有医院20余所，病床不足2000张。而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医疗条件更是匮乏至极。1947年，全国仅有医院存量2600余所，平均每25万人才拥有一所医院。

从医疗资源的分布来看，绝大多数医院都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和少数大城市。以上海为例，作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商业都市，1932年就建立了规模可观的同济医院。而在西北、西南等内陆省份，许多县城甚至连一所像样的诊所都没有。

在农村，＂望门投止＂的现象屡见不鲜。1948年冬天，河北省深州一个叫刘庄的村子里，年过七旬的老农刘德福因病情危重，家人四处寻医。最近的一家诊所在20里外的镇上，但大雪封路，等到把医生请来时，老人已经断气多时。这样的故事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医疗人才的缺乏也是一个突出问题。1949年全国仅有医务人员50.5万人，其中医生仅有3.8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只有1名医生。这些数量有限的医生中，90%以上集中在城市。大量农村地区只能依靠＂赤脚郎中＂，这些人大多是一知半解的半路出家者，有些甚至完全不懂医术，单靠几副祖传秘方行医。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医疗呈现出浓厚的迷信色彩。在湖南某些农村地区，村民生病首选不是找医生，而是去找＂跳大神＂的巫婆。浙江一些地方则流行＂香灰治病＂，病人家属去寺庙求来香灰，用水冲服，认为这样可以治愈疾病。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更为严重的是传染病的肆虐。1932年华北大旱之后，霍乱、伤寒等传染病在河北、山东等地大规模暴发。仅在河北深县一地，就有近千人死于霍乱。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条件和防疫知识，这场疫情持续了近半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各种传染病。

医患关系也呈现出严重的畸形。在大城市，一些西医诊所专门针对富人阶层，普通工人即便生了重病也无力就医。而在农村，一些游医走方郎中则借机敛财，以劣质药材冒充灵丹妙药，甚至故意开一些昂贵的药方，让农民倾家荡产后仍无法治愈疾病。

二、建国初期的卫生改革尝试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50年2月，政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这标志着新中国卫生事业改革的正式启动。

在公费医疗制度方面，1952年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措施的指示》。这一制度首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点推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份档案记载，1953年1月，一位姓张的纺织女工因急性阑尾炎入院治疗，手术费用全部由公费医疗支付，这在解放前是难以想象的。

医疗人才的培养成为另一个重点。1951年，全国医学院校开始改革，北平协和医学院改组为中国医科大学。1953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在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基础上成立。到1955年，全国医学院校增至40所。为解决基层医疗人才短缺问题，各地还创办了卫生学校。河北省石家庄卫生学校的档案显示，1954年首届招生200人，其中80%来自农村，毕业后全部回到基层工作。

中西医结合的探索在这一时期也取得重要进展。1954年，著名中医张山雷与西医专家共同在北京中医医院开展＂中西医会诊＂制度。一份医案记载，他们成功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愈了一位重症肝硬化患者。1955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专门成立中西医结合科室，开创了医院中西医结合的先河。

为了扩大医疗覆盖面，各地开展了流动医疗队活动。1956年春，江西省组织了首支流动医疗队深入赣南山区，仅三个月就为5000多名农民进行了诊治。这支医疗队的工作日记记载了一个感人故事：在于都县一个偏远山村，他们为一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老农成功实施了手术，使其重新站立起来，全村人敲锣打鼓相庆。

防疫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1950年冬天，东北地区爆发天花疫情，卫生部立即派出防疫队，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为边境地区居民接种牛痘疫苗。通过这次行动，成功控制了疫情蔓延。到1955年，全国建立了82个防疫站，形成了初步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

卫生人员培训工作同步展开。1957年，北京、上海等地开办了卫生干部进修班。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培训记录显示，首期进修班学员大多来自基层医疗单位，课程设置既包括专业医学知识，也包括基本公共卫生理论。这些学员后来成为各地卫生工作的骨干力量。

尽管如此，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仍然突出。1958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全国65%的医疗设备集中在省级以上医院，农村医疗条件改善缓慢。这种状况引发了领导层的高度关注，为后来的重大改革埋下了伏笔。

三、城乡医疗鸿沟的形成与扩大

进入60年代，城乡医疗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1962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医疗机构中有85%集中在城市，而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地区仅拥有15%的医疗资源。这种失衡在各个省份都有明显体现。以湖南省为例，1963年长沙市一个区的医生数量，竟然超过了整个湘西州的医生总和。

＂老爷卫生部＂现象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1964年春，河北省深州县一个叫张庄的农民带着重病的妻子到县医院就医，却因无法支付200元住院押金被拒之门外。这位农民在医院门口跪了整整一天，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病情恶化。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医疗资源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权＂。

基层医疗体系的缺失更是雪上加霜。1963年，全国2000多个公社中，只有不到30%建立了卫生院，而这些卫生院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半瘫痪状态。山东省临沂地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该地区17个公社卫生院中，有11个连基本的接生工具都不齐全。

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在这种背景下艰难推进。1960年，江苏省江阴县华士公社首次尝试建立合作医疗站，每个生产队选送一名青年农民进行简单医疗培训。这些被称为＂赤脚医生＂的年轻人虽然医术简单，但确实解决了一些基本医疗问题。据华士公社的记录，仅1961年上半年，合作医疗站就处理了300多起普通外伤和常见病。

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开始了流动医疗队的创新实践。1964年初，陕西省组织了100名医护人员组成10支流动医疗队，轮流到农村巡诊。其中一支医疗队在延安地区工作期间，遇到一位患有严重腹痛的老农。经检查发现是阑尾炎即将穿孔，医疗队当即在村里的小学教室临时搭建手术室，成功实施了手术。这种流动医疗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医难的问题，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1965年春，卫生部组织了一次全国农村医疗工作调研。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偏远山区，十里八乡竟然连一个卫生员都没有。湖北省恩施地区的一个苗族村寨，村民生病只能靠草药自救，重病只能听天由命。这份调研报告最终呈递给了中央领导层。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听取了卫生部的工作汇报。当得知农村医疗状况如此严峻时，提出了著名的＂老爷卫生部＂批评。这次批评成为推动农村医疗改革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后来的＂六二六指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