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国共第三次和谈在即，蒋介石提出六个要求，毛主席：同意

1956年的一个春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写下一封信，信的末尾写着：＂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先生回乡看看。＂这封信经由章士钊转交到了台湾。几年后的1965年，一场关系两岸命运的秘密谈判在日月潭悄然展开。蒋介石提出了六个条件，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几乎全部同意了。这一刻，海峡两岸的统一似乎触手可及。然而，就在一切即将尘埃落定之际，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让毛泽东愿意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又是什么原因，让这场本已接近成功的谈判最终功亏一篑？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

一、和谈前的铺垫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台北召开，蒋介石宣布迁都台北。随后，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陆续撤离大陆。这场迁徙不仅是一次政权转移，更是两岸分治的开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宣布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向台湾派遣军事顾问团。这一决定实质上阻断了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可能性，也使台湾问题的解决更趋复杂化。

面对这一局面，中共中央于1951年初成立了专门研究台湾问题的工作小组。该小组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步构想，并开始着手准备与台湾方面展开初步接触。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解放军开始调整对台战略。这一年，中共通过多个渠道向台湾释放和谈信号。其中包括允许部分在台湾有亲属的大陆居民通过香港中转与台湾亲属通信。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实则暗含着中共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出＂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主张，这一表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为后续的两岸接触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到了1956年初，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变化。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和平共处政策，这给予了中共领导层以新的启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决定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推进两岸和谈。

1956年1月，毛泽东亲笔写就致蒋介石的信函。这封信的用词极为讲究，既表达了对统一的诚意，又照顾到蒋介石的颜面。信中不仅提到了蒋介石的故乡奉化，还特意提及溪口的春色，这些细节都显示出毛泽东对促成和谈的深思熟虑。

为确保信件顺利送达，中共选择了德高望重的章士钊作为信使。章士钊不仅在国民党内部具有广泛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与蒋介石本人也有着长期的交往。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中共对此次和谈的重视程度。

在此期间，中共还通过多个渠道向台湾传递和平信号。包括放宽对台贸易限制、允许部分台湾学生来大陆探亲、在大陆媒体上减少对台湾当局的批评等。这些举措虽然规模不大，但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为两岸和谈创造有利条件。

二、第三次和谈的关键人物

章士钊作为第三次和谈的关键人物，其影响远超过单纯信使的角色。1956年春，他携带毛泽东亲笔信从北京出发，途经香港，最终将信件转交至台湾方面。作为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章士钊在两岸都拥有极高声望。他在递交信件时，还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方面传达了中共领导层的诚意。

曹聚仁的参与为和谈增添了新的推动力。作为台湾＂自由中国＂期刊的主要撰稿人，他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密切联系。1956年7月，曹聚仁来到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中，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共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曹聚仁随后多次往返于北京与台北之间，成为两岸沟通的重要桥梁。

周恩来在整个和谈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不仅负责制定具体谈判策略，还亲自接见了多位来自台湾方面的代表。1957年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宋宜山时，首次提出了＂台湾特殊地位＂的概念，这一提法为后续谈判奠定了重要基础。

宋宜山的北京之行是和谈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他于1957年3月秘密抵达北京。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宋宜山不仅与周恩来举行了多次会谈，还参观了北京、天津等地的工业建设成果。这些实地考察让台湾方面对大陆的发展状况有了直观认识。

在和谈推进过程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例如，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炎培就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利用与台湾方面的旧交，多次通过书信往来传递两岸领导人的意见。另外，香港工商界人士郭棣活也参与了多次秘密接触，为两岸经贸往来的可能性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