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编辑部的午餐闲聊话题是一档离婚题材的综艺节目。在荧幕上，原本被赋予爱的期待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展示出了其中冷漠的、暴力的、权力不对等的一面。
我们再度想到黎幺的小说集《次要人物》。他的笔下有一个总是饥饿的父亲、一个反抗“律令”的女儿、一个总在等待的妻子……他用小说的形式直面了家庭内部的秩序——甚至可以用丛林法则来形容它，以及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阻隔。
那这些残酷现实是如何与温情、爱共存的？我们怎么做，才可能重建爱的关系？黎幺除了作家的身份之外，在生活中他也是儿子、丈夫和父亲，我们将以上疑问抛给了他。除此之外，我们也问了他这些问题：担心读者读不懂你的小说吗？为什么会对写“日常”有兴趣？为什么会给小说集起名叫“次要人物”？
本期「编辑部问作者」栏目，我们请黎幺分享他对一种更开放的创作和一种更理想的生活的期待。
《次要人物》（签名本）
我们都潜在地盼望着以爱来连结的关系
单读编辑部 × 黎幺
单读 除了写作之外，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黎幺 我现在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每天读书、喂猫，送女儿上学，接女儿放学，然后就是写点东西。我觉得，一个写作者的日常生活应当尽量简单。如果精神和肉身的二分法的确成立的话，我希望把更为丰富的经历，把如梦似幻的激情与冒险都留给精神。
单读 这本短篇小说集和你之前写的小说有什么区别？
黎幺 直观地看，这本小说集和我之前的作品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我最早出的两本书是小说集《纸上行舟》和长篇小说《山魈考残编》，它们的读者通常会将之归入“实验小说”，尽管我不太认同这种概念和归类，我认为它给阅读加上了一个前提框架，阻碍了读者以感受力和思想力真切地从整体到细部去把握一个作品，不过，它们确实在形式和语言风格上都属于对读者的既有阅读经验形成冲击的“非常态”的作品。而且上面提及的这两本书中的大多数小说的写作时间距离现在都已经很远，有超过半数都是我十年之前的作品，这十年间，我的生活和文学趣味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这些不可能不反映在我的写作上。
另外，2018 年到 2019 年写作的长篇小说《从始至终》事实上是一部不分行的长篇叙事诗，它在我的写作当中具有偶然性，是那种我希望必定能写一次但也仅此一次的东西。
《次要人物》中的篇章是我从 2021 年到 2022 年间陆续写成的，如果说它们也有某种形式上的设计的话，那就是我希望能以散文化的叙事来替代目前中文小说中常见的情节驱动的叙事写作，我希望采用的是一种可以集中呈现一个人的灵魂特质和生命体验，能自然地涵盖虚构与现实、诗意与思辨、抽象的观念与具象的描写的文体，换句话说，我在寻找一种更自由的文体。与我之前的几本书相比，这本书中的作品不再强调形式上的探索性，它更为内敛，更为平和，对于多数读者而言，我觉得这是一本相对好读的书，当然，这不代表阅读它会是一个轻松惬意的过程，它不负责提供这种所谓的“情绪价值”。我的所有写作都希望达成一个目的：与那些思想敏锐、开放，习惯自省，较少受定见左右的读者进行坦诚的交流，不回避我的弱点、我的困惑与痛苦的思索。所以，我的书不会许诺什么收获，也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道理，但也许我们可以交换彼此的一部分孤独。
单读 你会担心有读者读不懂你的小说吗？
黎幺 其实，我也有“读不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通常所说的“读不懂”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存在知识和经验上的错位，比如，我如果得到一本农学书，由于我对于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发展过程缺乏了解，我会无法理解。另一种是，这本书是用一种我不熟悉的形式，以我不熟悉的语言风格，探讨了一个我从未思考过的主题。除非在某些特定情况之下，否则我想我们都不大容易遇到第一种情况，所以，我们通常说的读不懂，指的应该都是第二种情况。
在二十岁以后，我曾经有一个大量阅读和飞速成长的阶段，那个时候，我有很多书都是“读不懂”的，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也不知道读了那么久——常常读到头晕眼花——究竟能对自己有什么作用，但后来，它确实对我影响颇深，就仿佛为我提供了另外一种感受的方式，它可以将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细节都渲染得非同寻常，可以赋予任何一个瞬间以美的价值，并且将整个环境都变成了可以被精神内化的东西。
我想说的是，多数人强调“读不懂”，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排斥的态度，但其实，遇到“读不懂”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能说明你遇上了“另外一种”。“另外一种”，这几个字很重要，如果我们早早地就依照习惯和成见收窄了自己的视域和心灵，排斥那些“另外的”，那些“我不习惯的”“我不认同的”，可能最终我们否定和排斥的是自己的可能性。我还是希望所有人的心智都能更开放一些，也希望能有机会和更多的读者沟通，不过，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作品有其自身的命运，总有一些读者已经在等待着它。
电影《追忆似水年华》
单读 为什么会给这本小说起名“次要人物”，你怎么理解“次要人物”？
黎幺 我想，当我们提及“次要人物”，自然就会想到“主要人物”这个概念与之对应。“主要人物”并不一定比“次要人物”更加杰出、更有道德或更有人性，他们只是在“主要”的位置上被完满地甚至是过度地塑造了，而与之相对的，“次要人物”们的形象在阴影中被严重削弱了，总是显得单薄、平面、乏味。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而言都是绝对的主要人物，至于他人，也许在某些时刻某些瞬间会成为我们的主要人物，但总归要退居次要地位的，当然，我们对于他人而言也是如此。
这本书以此作为书名的初始目的就是想再次提起那个老话题，即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如果我们想真正认识一个人，理解一个人，爱一个人，就需要将对方从“次要人物”的行列里拉出来。可能这个要求有点高，但至少，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在和他人的相处中使彼此更有尊严一些。当然，可悲的是，尊严迄今为止似乎还是个文学概念，我想我今后要更多地书写它，且不止于书写它。
单读 你为什么会对写“日常”感兴趣？将日常作为你的写作对象，会导致你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丧失兴趣吗？
黎幺 我一直试图探寻一个问题：文学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为何要写？这一追问最终总是将我引向关于虚无的主题。我想，文学负有对抗虚无的任务。而因为普通人的日常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缺乏的东西，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它似乎没有创造性，没有可塑性，让人感到无话可说，所以“日常”在文学中很少被直面，其实，它常常被当作虚无的代名词。
比如在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的小说《殉教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中，一个实际上已经丧失信仰的教士一直在向周遭的信众展现他的虔诚，为的是让人们保有信心，以继续生活下去，而他自己则在单调、无意义的人生中渐渐灯枯油尽；比如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的死》中一个平凡的小公务员，生活其实过得相当顺利，可一旦不得不面对死亡，他就发现自己过往的人生毫无意义。
在这些例子当中，主人公们都无法面对自己的生活是彻底庸常的这一事实，而我的建议是，我们是否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路径，接受我们的生活，通过对生活的审视与自省，至少能让自己活得认真一些，也许也能良善一些。虽说我不确定，在临终时我是否还是会面对无尽的悔恨和极致的虚无，但我想我应该在那一刻尚未到来时做自己能做的。
第二个问句，我的答案是肯定不会啊，上面我已经说了，我关注日常，是为了更认真地面对生活。
电影《超脱》
单读 你是如何构思每一个故事，选定每一个象征，从而将对日常的抽象思考转化为可读的小说的？比如有关家庭的那几篇（父亲、妻子、女儿），看起来像是以你自己的家庭为核心去写的，是从真实生活中找到的灵感吗？
黎幺 我其实首先会在一个问题和一个能给人以联想的形象之间建立关联，只要这个关联建立起来，我觉得接下来该怎么推进就比较清楚了。比如《妻子或无名的海伦》一篇，首先是一个十分典型也十分常见的形象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就是一个站在窗前，久久地望着窗外的女性。我想，她是一个典型的妻子，一个总在等待的女人，那么她的家庭状况，她的夫妻关系，她的生活态度，她的幸与不幸等等内容都会为这个形象服务，去解释这个形象。
这本书中的那几篇文章跟我自己的家庭没有直接关系，但确实有一部分构思是在我反思自己的家庭关系时出现的。我不希望这些篇章显得过于个人化，所以我尽可能选取人人都有经历、体会的，也就是说最日常的，最没有戏剧性的内容来讲述，但我讲述它们的方式可能是戏剧性的，因为，如果我们捡出那些最寻常的细节稍加推敲，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极不寻常。
单读 你写到父亲对饥饿的感受非常具象，你对饥饿有什么记忆吗？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食物是什么？
黎幺 我其实没有挨过饿，尽管小时候，物质条件确实不太好，我和家人确实常有匮乏窘迫之感，不过我的父母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给了我他们能够给我的一切。我没有对具体的某一样食物有特别深的记忆，不过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下馆子，是一个哥哥请的，我觉得饭馆里的东西真是太好吃了。
单读 为什么会想到将女儿和安提戈涅放在一起参照？你对自己的女儿有什么期待吗？
黎幺 《女儿或安提戈涅的童年》那篇小说，坦率地说，我现在重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写得实在潦草，以后我可能会重写，以更严肃的方式，或者说，以更加成人化的视角来写。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这篇小说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关乎家庭。
安提戈涅是一个反抗“律令”的女性形象，但不能说她是一个典型的女儿形象，因为在我们熟知的安提戈涅的故事，也就是索福克勒斯那部著名的悲剧当中，她的父亲俄狄浦斯已经死了。我想从一个现代的普通人的视角去揣摩她的种种行为，比如她曾陪自己的父亲在荒野流放，后来又因为要掩埋自己的兄长而不惜牺牲性命去对抗新王的律令，她认定人的律法不能凌驾于神的律法之上，而在这里，所谓的“神的律法”中是否包含了爱呢？当然，这出戏主要关乎正义——在自然的律法和人的律法发生冲突时，应当怎样抉择才合乎正义。而在我看来，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悲剧当中的这些主要角色其实是家人，比如忒拜王克瑞翁，他是安提戈涅的舅舅，在她父亲已经不在世而她又与克瑞翁之子有婚约的情况下，他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她的父亲。
我把安提戈涅这个形象改变了一下，移植到现代家庭中，因为我觉得我们成年人，或者说家长，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制定和执行律令的人。我们是孩子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但我们爱他们，也希望他们爱我们。其实，律令与爱常常是不能兼容的，但我们几乎完全无视这一点。我们以“为你好”之名对孩子的很多要求，其实是“有悖正义”的，至少是不公平的。比如，我们基本不会接受孩子以“为你好”的名义来管我们，要求我们把手机放下，马上去干正事，看电视不要超过二十分钟，吃饭别说话等等。
当然，我不是什么教育专家，我也不想对任何家庭的教育方式提出什么建议，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家庭事实上是社会的缩影。为什么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家庭以爱为原则，依靠爱来维系呢？我们的这个愿望又为什么往往会落空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潜在地盼望着以爱来连结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才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都潜在地明白，若是存在一个以爱为原则、以爱来维系的社会，它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我们都曾经想过要在家庭这个社会单元中去实现这个小小的乌托邦。我们感知到的现实社会是缺乏温情的，我们想要在家庭中去求取这种温情，我们认为温情是天然存在于家庭之中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个理想的小社会仍有待我们去建设，当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我们自己都知道不完善、更不美好的现实社会中的那套法则挪用到家庭中的时候，就可能会对本就需要精心呵护的那一点理想社会的雏形造成破坏。我觉得我们都要想想，我们心目中最想要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样的，想清楚了，就尽量不要做会伤害这种关系的事情。先尽可能保证不在自己的家里做一个独断专行的暴君吧。
至于我对女儿的期望，我就希望她生活得更加自由，远比我自由，并且与和她同样自由的人相爱。
电影《哭泣的草原》
单读 在《次要人物》中，家庭似乎更多地展现它残酷和丛林法则的一面，这和它温情脉脉的另一面是如何共存的呢？
黎幺 我没有想要表现家庭残酷的一面，我是想直面家庭关系当中种种爱的阻隔，只有毫不回避地正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能真的开始学习怎样去爱。爱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在和他人的相处中学习的，这不是我的发现，但我深知这一点。在家庭关系中存在机械的、冰冷的、残酷的一面，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温情是否可以与之共存的问题，而是说情感，或者说爱，是我们唯一能够翻越藩篱，抵达彼此的方式。
单读 对你影响最深的作家/作品是什么？
黎幺 这很难讲，我一直保持着阅读习惯，而且读的大多是文学书，也许所有我曾经喜欢过的作家都对我有影响，很难比较。前面提到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大概是极少数在青年时代就完整地读过这部巨著的人。不过，这部“追索时间”的书似乎也需要我不断地去追索，我常常重读它，但能够长久记得的只有一小部分，我因为追忆不到它，只好一再返回它的追忆当中，这本身就挺有意思的。我非常着迷于普鲁斯特的感受力，另一方面，我有时又对他那种资产阶级的情调感觉不耐，但无论如何，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此外，我曾经很喜欢一本小书，法国诗人弗朗西斯·蓬热的作品《采取事物的立场》，他那种同时在抽象和具象层面把握事物特征的能力让我十分欣赏。另外，我很喜欢几位流亡作家的作品，米沃什、布罗茨基，一部分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有纳博科夫美妙的自传《说吧，记忆》。最近几年，我最喜欢的书是波拉尼奥的长篇小说《2666》，我时常会翻开其中的一些部分反复重读，尤其是那位虚构的作家阿琴波尔迪，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心目当中写作者的理想存在状态——一种一触即走的漫游状态，绝不在任何系统中长期驻留。这个形象说出了写作者可能都会朦胧地感受到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使命还是宿命，也可能，这两者本就是一回事。
编辑：刘会、何珊珊、贾舟洲
《次要人物》（签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