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的波澜壮阔中，中国涌现出了无数的顶尖人才，这其中有后来共和国的一批开国领袖和军事将领，而败亡的国民党中其实也颇有一些能力出众的人，他们本身也是那个时代闪耀的人物，但却因为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而逐渐被历史遗忘。
而在蒋介石手下，名气最大的八位虎将，其实也就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八位嫡系将领，他们早年间都是政府内部最高层的风云人物，但后来由于派系争斗、时局变化、败逃台湾而各自落得了不同的下场。
在这“八大金刚”中，只有一人不曾追随老蒋去往台湾，此人是谁呢？他后来的境地如何?
中国自古以来就极为看重师生关系，尤其是在官场中，这是一条相当牢固的纽带，所以在1924年，原本被任命为副校长的蒋介石几经折腾孙中山先生，才终于得到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这一看似简单实则影响深远的任命，也是他后来能够统一北方的重要原因。
因为在这所学校里，走出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一批精英，无论国共两党的骨干都有一大部分曾在这里受训，对于蒋介石而言，黄埔军校是他最大的人才库，也是他最信任的团体，所以才会有“黄埔嫡系”的说法。
八大金刚排在第一位的自然是何应钦，他的地位和资历都最高，他与老蒋是同龄人，在日本的振武学校还曾和蒋介石是同学。
何应钦早年间加入同盟会，也曾参加爱国主义运动，后来在1924年被蒋介石邀请加入黄埔军校担任副总教官，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正是何应钦麾下的东路26军动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上海四一二惨案”。
但到了1927年，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通电反蒋，何应钦误以为蒋介石必败，在大会上一言不发，令蒋介石极为震撼，也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不过出于何应钦的能力，他在与蒋介石和解后，很快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历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国军前线总指挥等高级职务，成为了蒋介石之下的第一人。
但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何应钦很快受到内部排挤，最大的两个官职都被人顶替，他自己也被派往美国，远离了权力中枢，由此一蹶不振，后来随着国民党的败退，何应钦辞职后从香港逃往台湾。
在台湾，蒋介石组织起了新的政府，但何应钦却再也没有得到重用，不过他一口气活到了97岁的高龄才因中风而去世。
而与何应钦地位相当的，则是陈诚。
陈诚出身浙江青田，是蒋介石的老乡，后来又通过引荐加入黄埔军校担任了教育副官，有这么两层关心，他自然成了蒋介石的亲信，凭借着在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中一些出色的表现，被任命为十八军军长。
在国民党政府内部，陈诚很快拉起了自己的山头“土木系”，长期以来都与何应钦的派系针锋相对，他可谓是蒋介石的宠臣，在战场上无论输赢几乎都会得到嘉奖，而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有求必应。
但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陈诚叫嚣着“三个月内消灭共军”，却在东北的一系列战役中被打得全面崩溃，在他的领导下，主动进攻的国军一年内竟然被解放军消灭了百万余人，引起了公愤，有人甚至提出“杀陈诚以谢国人。”
到了兵败如山倒的时候，陈诚便也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仍然备受重用，而他也竭力展现了自己的政治能力，将当时台湾的动荡局面稳定了下来。
不过陈诚却没有何应钦那么好的身体，在1965年便因肝癌去世了，他的葬礼在蒋介石亲自献花下，按照国民党最高级别来举办，也可谓极尽哀荣了。
另外四人则分别是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刘峙和陈继承。
顾祝同是江苏涟水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进入黄埔担任战术教官，北伐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在中央政府内工作，最高职务做到了国民党四大中央执委、江苏省政府主席。
他一生中所广为人知的便是西安事变之后漂亮地将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瓦解改组，很好地卸去了他们的权力并收归己用，但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手主持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名声直接臭遍了全国。
解放战争开始后，顾祝同被任命为西南军政长官，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他指挥的军队在解放军面前一触即溃，随着大西南的解放，他也张皇地逃往了台湾，在岛上他再也不曾受到重用，所担任的都是毫无实权的虚职，最终于1987年病逝。
剩下几位便有些不值一提了，江西吉安的刘峙在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时期表现其实相当不错，被称为常胜将军。
但后来或许是一心敛财，战斗力急剧下滑，抗战时只知道逃跑，被称为“长腿将军”，解放战争时他其实已经没什么兵权了，但战败的黑锅却被扣到了他的头上，又被称为“蠢猪将军”。
因此，刘峙一开始并没有去台湾，而是逃到了印度尼西亚，后来何应钦等同僚为他求情，蒋介石才允许他回到台湾，他的晚年十分凄凉，1971年在贫困交加中去世。
蒋鼎文是浙江诸暨人，武昌起义时便投笔从戎，后来还担任了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副官，军事素质较高，征讨陈炯明、北伐、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一系列战争中的表现都十分出色，不仅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也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
但在1944年抗日期间，蒋鼎文领导的“豫湘桂战役”中，他以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却惨遭弥天大败，丢掉了40座城池、二十万部队，自此引咎辞职，基本退出了军界。
而后蒋鼎文选择了经商的道路，而且把生意做得相当不错，平日里十分享受，带着一家人周游全国，1974年病逝于台湾。
出身江苏吴县的钱大钧则颇具特色，他的一生和他的姓氏一般，极度爱钱，此人也是从北伐战争时期一路追随蒋介石走来，在军事才能上并不突出，虽然打过不少仗，但都是小仗，主要还是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
钱大钧是众所周知国民党高官中最贪财的人，早在1931年武汉发大水的时候，他私吞救灾款，然后污蔑共产党，坚决不救灾，造成了汉口有史以来最大惨案，后来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作为接受员，更是捞的盆满钵满，被人戏称为“钓大钱”。
不过钱大钧没什么城府，所以在逃往台湾后也一直挂着顾问的虚职，没有了实际权力，他转而把重心投向体育事业，倒是为这一领域做出了不少贡献。
最后便是江苏靖江的陈继承，在“八大金刚”里，此人较为平庸，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最高官至川鄂陕甘边区总司令。
他其实资历也较老，一路走来，大大小小的著名时间基本都有参与，但从未起到过关键作用，唯一算是有名的还是一手制造了“七五惨案”，迫害了许多进步青年。
后来国军败退，陈继承也随之去了台湾，同样只剩一个顾问头衔，晚年生活平平无奇，但也算得了个善终。
而有一位将军，他既不贪财、也不好美色，一生自律，在山河倾塌之际全身心想要拯救这个为难的国家，他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曾历任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等职务，但在蒋介石及余党撤往台湾时，他却选择了留在大陆。
此人便是张文白，张治中。
1890年，张治中出生于安徽巢湖，在后来的“八大金刚”中，他是极少数出身非常贫寒的，小时候勉强读了一些书，后来就只能外出自己谋生存，做过学徒、当过帐房先生、干过警察。
在辛亥革命刚刚爆发之时，张治中便积极参与了反清起义，后来历经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军校参谋长。
在1924年的时候，他进入黄埔军校，担任军官管团团长，在当时的黄埔，他接触了中共的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很快就和他们成为了关系密切的好友，这份友谊持续了他的一生。
在北伐战争中，张治中担任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指挥部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作战的胜利，后来蒋介石决意背叛革命时向共产党挥刀前，处于顾虑，还特意将张治中委派出国到欧美等地进行考察。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前，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张治中就站出来主张和平解决，后来更是多次极力促进国共双方紧密合作，为保家卫国共同出力。
他自己也在淞沪会战时作为主要指挥官，拼尽全力和日本侵略者苦战了三个月，消灭了敌军六万多人，给了他们战争以来的首次重大打击，让后面战局的形式为之一变，为抗战的胜利争取了时间。
他身为国民党政府高官，一生曾四次直接向蒋介石进谏：
一次是皖南事变后，他几乎要痛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表示应当立即停止这种分裂行为。
二是抗日后内战前夕，他直言反对内战，字里行间都是把人民二字放在首位，让蒋介石体谅百姓之苦。
三则是1948年解放战争后期，张治中力劝蒋介石浪子回头，希望他能缓和与共产党的关系，转头去研究农民、土地等政策。
最后一次已经到了1949年的北平和谈，此时的张治中已经知道蒋介石的固执，但他作为国民党的老人，还是为他写了一篇长文分析当下的局面。
不仅如此，著名的“重庆谈判”也是张治中尽力促成的，在重庆时，他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给毛主席，还让弟弟亲自带队保护他的安全，后来他做了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时候，又把以前被关押在新疆的一大批中共骨干成员全部释放回到延安。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张治中是国民党军高层里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和解放军打过仗的人。
在1949年北平谈判后，蒋介石等一批人一边撤退，一边已经准备逃往台湾，但张治中毅然选择了留下来，愿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当时蒋经国听说此事后，直言“他太天真了，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但留下的张治中却一心在继续为和平而奔波，当年年底，他致电新疆方面的国民党余部，最终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功盖千秋。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对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人毫无偏见，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致力于促进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的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治中是一个典型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坚定、精神纯粹，他认同中共的理念，但不愿脱离国民党，既不求财、求名，也不拥护蒋介石，原因其实在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忠诚，不想背离他创建的党派。
但他一生为国为民，就像三国中的鲁肃，儒雅、睿智，为了联合双边抗敌而终日奔走，然而张治中将军的目的更远大，正如他被称为“和平将军”一样，他的事业就是中国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