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法国，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数量之多难以想象，为此，两国发布了多项关怀与防护政策，重点关注家庭暴力问题，但这种现象却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
因此，我们不仅要谴责男女关系中的性别暴力，还要进一步改进这些家暴防护政策。众多专家以及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们注意到了这些调查结果以及女性受害者选择沉默的相关问题，其中有一些女性还心甘情愿回到家暴伴侣身边，这些都促使我们进一步探索心理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研究所适用的社会背景：
女性在经济和法律上都能够免遭家暴伴侣的伤害。
我们采访了30名女性，并揭示了潜在婴儿期创伤关系对伴侣选择的影响，特别是在与本身就具有暴力倾向的男人维持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们已经发现了女性难以离开家暴伴侣的一些新因素，这些因素都与早期的痛苦有关。因此，就像劳伦斯的情况一样，与伴侣的关系似乎是一种几近绝望且总是无意识地尝试或幻想能够修复她自己过去的创伤，抚平内心的伤痛。这些结果表明，让这些女性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帮助她们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
家庭暴力
婚姻关系
创伤
危急心理问题
婴儿客体关系
在美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中会经历家庭暴力。"每年约有1200名女性被其亲密伴侣杀害"（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0，由Stein引用，2014，第1页）。
在法国，由于家庭暴力的波及范围和严重性，自2000年以来，它一直是一般公众舆论和公共当局关注的焦点（Jaspard & ENVEFF小组，2001）。
这些数字令人担忧：2014年，每3天就有一名女性死于其伴侣的殴打，每年有22.3万名女性成为严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MIPROF，2015）。虽然当局已经制定和颁布了相关预防政策，但法国的家庭暴力现象并未有明显下降（De Neuter，2012；Houel，2017；Jaspard，2007）。
所以，家暴防护似乎要求一个涵盖多学科的非常开放且复杂的研究领域。
社会与背景因素
家庭暴力可以被理解为父权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所遗留的痕迹，由此引发了世界各地男女之间的性别等级关系（Aisenstein，2006；《伊斯坦布尔公约》，20113；Jukes，1993）。Stein（2014）认为，"女性的被动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家庭、社区、教会、法律和医学的支持，而这些文化机构都在促进和监督这种二元性别角色"（第1章）。
婚姻暴力所涉及的文化和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确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6）的说法："与遭遇亲密伴侣暴力和性暴力的风险增加有关的因素包括施暴者受教育程度低、目睹父母家庭暴力、童年时期受虐、认同暴力及性别不平等。"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即使性别平等在法国和西方国家是真实存在的，但过去的历史也影响了对女性家庭暴力的持续存在。
还有其他一些背景因素使这些女性的处境不断恶化，例如，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终结，分配给女性庇护所的补助金减少，无论是在法国还是诸如加拿大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受访的协会组织都强调了这一点（Morrow, Hankivsky, & Varcoe, 2004）。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女性们在谈论到自己所遭遇的家庭暴力时仍然羞于启齿。
特别是社区还对她们进行污名化，Overstreet和Quinn（2013）认为， "亲密伴侣暴力（IPV）污名化模型发现了妨碍女性进行IPV求助行为的三种污名化类型：文化污名、污名内化和预期污名"（第109页）。
伴侣关系的问题
此外，即使物质、法律和经济条件都有利于受害女性，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目前在美国和法国发生的事实。
在美国，Stein（2014，第1页）提到了 "成年女性的两难困境，即尽管她们的伴侣很残暴，但往往无法将自己从这种侵害关系中剥离出来"；而在法国，根据ENVEFF调查的统计数据（Jaspard & ENVEFF 小组，2001）以及在对为受害女性服务的各种机构的观察中，"大量在伴侣关系中遭受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的女性无法摆脱这种暴力......而且，尽管经常受到严重虐待，但她们仍然维持着与施暴伴侣的关系"（Grihom，2015，第72页）。Haaken（2010）认为，"任何有关社会变革的项目都需要对心理学有一定的了解"（第6页）。
伴侣关系和存在心理因素的问题让我们的研究更具国际视野，这些因素涉及社会、法律、文化和财务数据，并使其更加复杂，而对于不同的伴侣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国家，这些数据都是不同的。
伴侣关系的心理问题
Clulow (2012)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参照依恋模型了解伴侣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不安全的依恋尤其容易引起亲密关系中的虐待和功能障碍。因此，依恋理论对伴侣治疗的贡献似乎对研究婚姻暴力至关重要。
同样，Dutton、Saunders、Starzomski和Bartholomew（1994）针对因婚姻暴力而被要求参加治疗计划的男性群体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施暴行为与其恐惧-回避的依恋方式有很强的相关性，其次是与他们的专注型依恋模式有关。在作者看来，恐惧型依恋又称愤怒依恋，因此 "亲密关系愤怒的概念是从依恋的早期研究中引入的，并解释了成人关系中的攻击性"（第1367页）。
除了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对婚姻暴力的影响，有毒亲密关系的问题（Welldon，2011）也解释了某些反复施暴的情况，这种现象与女性在婴儿时期的情感剥夺有关。她们对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以及对自己的母亲都不满意，因此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攻击自己的身体（自残、吸毒等），无法建立令人满意且满足的关系。
在伴侣关系中，"残暴的伴侣代表了他们自己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对自己仇恨的化身。他们有时不再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攻击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角色已经被无意识地转移到伴侣身上"（Welldon & Hacker, 2012, 第1075页）。最后，Motz（2008）关于受害女性杀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她们整合其仇恨情感的困难上。"首先，她们的攻击性被投射到别人身上，也就是她们的施暴伴侣身上，而当这一切变得无法忍受时，她们就会通过自己的暴力行动进行报复"（第195页）。
我们的一项多学科研究显示，法国现有的关怀及防护策略很难为这些调查结果提供解决方案（Granet-Lambrechts 等，2016）。这项研究让我们确定了对这些女性的某些态度。专业护理人员认为，要么是她们在伴侣的控制和支配下，没有能力摆脱他们，要么是她们感到气馁，因为"她们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拯救"。
诚然，伴侣关系中常常会有控制关系的存在，但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控制或支配的概念并不足以阐明暴力关系中存在的双方关系的发展变化。在伴侣关系中，情感的选择往往源自每一方各自的幼年经历，"每一方背后所隐藏的创伤性体验彼此共振并相互呼应"（Bécar, 2009, 第47页）。
由于这些共鸣，"关系的目的就是关系本身。它必须被保留下来，因为它给每一方提供了能够实现他/她无法单独实现的无意识目标的手段"（Grihom, 2015, 第79-80页）。
因此，"暴力并不是额外添加到主体间关系中的东西，而是该关系中本身就有的东西"（同上）。这种关系可以抵抗一切。Goldner, Penn, Sheinber 和 Walker (1990)认为，"这种关系的力量可能比最有说服力的庇护所或反击计划更胜一筹；外部力量越是想把这对伴侣分开，关系就越是把他们绑在一起"（第359页）。
两种类型的疏离
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和心理学研究中，面对这个不可思议的谜团（Metz, Chevalerias, & Thevenot, 2017; Metz & Thev-enot, 2015），我们选择通过女性的叙述来关注她们的经历，以便揭示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也许这样做能够更好地理解并帮助她们。因此，我们将调查两种疏离。"对施暴他人的疏离和对自己无意识的疏离"（Grihom, 2015, 第72页）。
Gentile和Jay（2013年）指出，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女性身上以及她们为什么会留在虐待关系中，似乎是表明我们是在指责她们，而不是针对男性应受谴责的行为。但是，我们也恳求相关的社会变革措施，以便更有效地保护她们，特别是在伴侣分居的情况下，因为这涉及到女性高度的人身风险（Stein，2014）。我们非常认同Goldner（2004）对伦理、治疗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她提出了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对虐待关系进行治疗性干预，以使爱情关系对女性更安全，对男性的威胁更小？"(第346页)。
最后，虽然我们对女性所叙述的内容感兴趣，但重要的是，一定也不能忽视男性所说的。"在很多情况下，施暴男性的体内都有一个儿童受害者，他们也都有一个很想倾诉的故事"（Goldner, 2004, 第348页）。这些伴侣关系的时间长短表明，这些问题影响到了伴侣双方，甚至是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发展变化（家庭内部和代际关系）（Houel，2017）。
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1.研究对象
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开展的研究项目中，我们收集了30份证词。
我们向各大女性关怀机构发出了呼吁，恳请那些曾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们提供证词。我们请求这些女性讲述她们遭遇家庭暴力的经历，以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改进防护和关怀政策。
与有暴力倾向的伴侣分开的女性是本研究的入选标准。我们在收容和社会康复中心（Centres d'Hébergement et de Réinsertion Sociale）采访了18名女性，另外8名女性是通过海报或社会网络联系到的，相当于一般受访对象，还有4名女性是通过一个为土耳其女性提供帮助的协会联系到的。
以下是我们调查样本的说明性要素：
三分之一是法国血统，三分之二是移民并且来到法国结婚，其中20%的女性从未在法国工作过，另外三分之一则有职业活动（通常是雇员）。
她们的年龄在21至60岁之间。她们与伴侣同居生活的时间从4年到27年不等，其间经历了婚姻暴力；她们都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
根据研究时的法国法律，我们向她们提供了明确的信息，已征得她们的许可。
她们都没有提出经济补偿。
2.数据采集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研究涉及到以半定向访谈为基础的定性方法。正如Blanchet(2007)所指出的，访谈的非定向性可以让我们提出新的假设，我们认为，这对家庭暴力中的女性受害者的问题非常重要。定性研究并不要求得出详尽的结果，但如果我们要试图解释复杂的现象，如家庭暴力案件中的伴侣关系，它仍然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
此外，关于家暴经历这一敏感问题，女性的证词很难收集，她们的报告对于了解她们家暴经历所涉及的因素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打破沉默有助于受害者摆脱家暴的恶性循环（Coeling & Harman, 1997; Sugg & Inui, 1992）。正如Haaken (1998)所指出的，记忆确实是对过去的重建；然而，这些女性通过她们的证词与我们分享她们自己的感受。此外，从她们的陈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人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她们所受访的核心问题联系起来的。
由于ENVEFF的调查显示，在童年时经历过身体或性暴力的事实与处在施暴伴侣关系中的事实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Jaspard & ENVEFF小组，2001），我们也调查了她们过去的经历。因此，这些问题不仅与她们作为女性被伴侣施暴并遭受身体虐待的经历有关，而且还与她们的童年经历有关。
从上述研究中提出的假设出发，即与施暴他人及她们自己的无意识相关的双重疏离、早期的情感缺陷、不安全的依恋方式以及整合仇恨的困难，我们试图探索可能在关系中起作用的心理过程，看看到底是什么阻止或妨碍了关系分离和/或关系重组。
数据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接下来，对话语数据的分析将旨在探索潜在的心理决定因素。在ALCESTE文本分析软件（Image Ltd., Toulouse, France; Reinert, 1986）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些录制的匿名访谈进行了定量研究。它的算法是基于文本中词语共现性的卡方计算。这使得提取重点词汇成为可能，我们在研究中将这些词汇分成四类，分别与语料库的四大主题相对应。
然而，这第一个定量结果并没有让我们获得想要的单一心理过程，即对这些女性在与其施暴伴侣的关系中的体验赋予意义的心理过程。然后，我们根据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Azoulay & Emmanuelli, 2000），对逐字记录的内容进行了定性分析，完成了这些研究发现。
1.一般性结果
ALCESTE对30个访谈的语料库进行了分析，挑出了四个重要主题以及它们对应的主要词汇，并按重要程度以卡方值进行排列。
2.重建新生活和提高认识
一旦与伴侣分开，这些女性就会开始设想新的生活，希望噩梦已经过去，这一页能够翻过（Pauline："结束了，终于结束了，每个人都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她们开始意识到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a.比如伴侣在暴力中的责任（Sylvie: "今天，我终于意识到，他是必须接受治疗的人。而且我告诉他，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b.她们希望得到认可（Sylvie: "我想了想，我对自己说：'是的，我需要认可。我今天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事实上我一直都活在他的世界里，而迷失了我自己'"）。
c.涉及的婴儿期问题（Beatrice: "婚姻暴力可以解释吗？像我们这种情况，我还真不知道，我们看看吧。"）。
d.她们认识到，分居并没有解决他们所有的困难（Anais: "我是一个非常焦虑且非常消极的人，从今天起就很悲观。嗯，我的生活有好几个方面我都不太适应。我正在努力调整改变，但可能不太容易"）。
e.那些被控制的记忆，特别是有关暴力的记忆，一直困扰着她们。
f.她们非常强调治疗师和心理医生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在帮助这些女性重建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ylvie: "我绝不再害怕他了，我非常清楚我有权利不害怕，这是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的）。
家庭关系通常很困难
1.优先讲述直系亲属
a.婴儿期的关系往往很困难（Yasmine: "我的童年也像地狱一般。我的家庭很穷，母亲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我的学费"）。
b.婚姻暴力在上一代已经表现出来（Yasmine: "父母的生活也很糟糕，爸爸经常打我妈妈"。Latifa："爸爸想杀了我的妈妈、哥哥和妹妹，因为是他们救了我的母亲"）。
c.女性有时会被家庭排斥，她们感到特别孤独和无助（Yasmine: "当我未经他们同意结婚时，他们抛弃了我。即使是现在，我的姐妹们也不跟我说话了"。Colette: "我的家庭关系彼此很疏离，我的兄弟根本不在乎。父母离婚后，我从17岁起就没见过我的父亲"）。
d.母亲对某些女性并未给予支持，如Christelle："母亲剥夺了我的青春，我几乎没有童年"。
2.炼狱般的日常生活
所有非常简单的日常行为都充满着对伴侣及其残忍暴行或冷暴力的恐惧。Christelle："我受够了你整天对我挥手伸拳，真是够了；然后他就不让我出去，把门锁上，在我哥哥那里，他给了我一拳。我猝不及防倒在地上，甚至还有一些血迹溅到了门上。" Laetitia："他对我说'你睡着了吗'，我说'没有'，他从床上起来，把手放在我的脖子上，然后把脚也放在我的脖子上，叫我站起来。"
3.婚姻暴力的出路
她们摆脱婚姻暴力的第一步都是在警察的帮助下通过投诉找到的，此外也有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威胁要杀人的情况并不少见；杀人的行为出现了39次。(Yasmine: "我女儿告诉他会再次投诉他，他说他不在乎，说他要杀了我"）。
b.离开施暴伴侣都是在发生谋杀的边缘：（Anaïs: "我就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一只手抱着我的女儿，另一只手拉着行李箱离开了。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没有地方可以住，但是我就那样离开了。事实上，那天，是的，我对自己说：'够了，再不走，他真的会杀了我'"）。
由于这种双重分析，我们的初步结果无疑表明，这些影响和行为都深深地根源于他们婴儿期的历史体验，但这种锚定并不仅限于童年时反复看到或遭受的身体暴力。在选择伴侣和维持与施暴伴侣关系中起作用的童年经历也揭示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童年时经历的单一潜在创伤关系所决定的。
这些初步结果（Metz 等人，2017）与美国关于依恋和早期缺陷的研究一致。我们特别指出，遗弃和/或遗弃感诱发了早期的情感困扰，或认同被其伴侣折磨或支配的母亲，或服从于压迫性地行使权威的父亲。这些情况在童年时诱发了不安全感或创伤性的感受，我们援引的研究表明，这是婚姻暴力状况发生的前兆（Clulow，2012；Dutton 等人，1994；Goldner，2004）。
创伤性经历的重要意义
我们的结果表明，这些与童年有关的创伤经历致使这些女性抱着强烈而坚定的幻想，她们想要修复自己过去的早期体验，这严重影响了她们从施暴伴侣那里逃脱的机会。我们仍坚持认为，这些问题与现行家庭暴力受害女性的关怀与防护政策有关，因为我们似乎有必要 "了解她们为什么即使遭受多重创伤却不寻求帮助或投诉的原因，尽管这看起来是那么地不合理"（Grihom，2015，第72页）。
当然，维持与施暴伴侣关系的心理因素已经非常明确，但我们仍然需要探讨心理机制如何使这种关系持续下去的。在这里，我们介绍了劳伦斯的经历，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大多数人群。
事实上，ALCESTE对她证词的分析恰好与语料库的四大主题相对应，此外还有与她伴侣情感联系的第五个主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例具有惩戒意义，它强调了她与伴侣之间建立的婚姻关系是如何与她的早年经历和婴儿期客体关系相呼应的，以及为什么这样的关系能持续这么久。
临床案例研究：劳伦斯
她与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伴侣生活了20多年，其中包括10年的婚姻关系。
在接受采访时，她已经55岁了，她已经与伴侣分居，经历了近2年的离婚诉讼程序，除了与他们尚处青春期的女儿还有些联系以外，她不再与这个男人联系了。劳伦斯的说话方式让我们理解了对父母权威形象的顺从也意味着对伴侣的屈从。
1.与伴侣的关系是与父母关系的反映
冲突的母女关系。
在暴力盛行的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具体到在我们的案例中，即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在夫妻关系（其中女儿已成人妻）的发展变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对某些女性的访谈显示，她们所处的关系反映了早期艰难的母女关系（Metz & Thevenot, 2015），而夫妻关系似乎不仅是这种婴儿客体关系的呈现，而且还保留着早年母女关系的痕迹。
这正是劳伦斯的情况："我和母亲之间有很大的问题，我总是想尽可能多地做不同的事情，让我的母亲知道我有能力做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她的感情和爱。而我总是有一种感觉，我永远做得不够。而且不知道怎么了，最后与这个男人也是同样的情况"。
劳伦斯在她和母亲之间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在她的婚姻关系中再次重现并发生影响。"能让我与他的关系维持下去，是因为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他的爱，我认为它一定会到来"，这不禁让人想起她同样也是徒劳地等待着母亲的爱和认可。
同样，劳伦斯也在多个场合告诉我们，她作为妻子，在伴侣那里的身份总是得不到认可，而她的伴侣一般之前都结过婚，后来都消失了："我觉得我在他那里并没有自己作为妻子的地位"，"我受够了，他没有给我伴侣的身份"。
她的评论让人想起，她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母亲认识到她对爱的需求，但总是徒劳无益。
2.脆弱的自恋
当劳伦斯谈到她丈夫的前妻，特别是她、她丈夫与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时，这种情况就又会出现。当劳伦斯通过将自己与她进行比较来影射她时，其实是从竞争的角度出发的："他的前妻住在波尔多，他告诉我，法国最美丽的地区是波尔多"，"'想象你很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的前妻是155cm，而我的身高是168cm。"她伴侣的这些话只是放大了劳伦斯脆弱的自恋。
无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父母，都会让劳伦斯处于比较的劣势之中，并且更支持她的伴侣而不是她。劳伦斯发现自己所处的这种不对等的地位，这使她更加难以理解的处境，并促使她更加沉默，缩回到自己的保护壳中。
3.引起内疚的话语
在她的叙述中，其他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与伴侣和与母亲关系之间的这种共同点。
一方面，尽管她每天都把注意力放在丈夫身上，但是她的丈夫仍然对任何事情都不满意，还是不断地责备她。
另一方面，她的母亲经常告诉她，她 "对任何事情都不满意，而且她被宠坏了"，或者她应该 "对与丈夫的关系感到知足，并尽力把关系维持得更好"。这些话可能加剧了劳伦斯对她所遭受的暴力的内疚感："我告诉自己，如果他对我这样，那就是我的错"。而且，她的亲友都看到了他是如何向她赠送礼物的，所以不理解她为什么会对他有这样的行为，不断质疑她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想要离开他。
这说明，当包括劳伦斯在内的一些家庭暴力的受害女性希望她们的亲朋好友能够倾听和知晓她们的痛苦和遭遇时，总是难以获得认同和理解。
4.重复
我们发现她们婴儿期的经历和现在的情况之间存在着某种重复，一般来说总是会先失望，然后总是再次期待最终能够被爱。Ortigues和Ortigues（2002）提出了这样一个在其中起作用的心理过程："这种重复不也是对这个问题的重演吗？（第128页）。
母亲确实一直无法解读，因为劳伦斯觉得她"永远做得不够"，无法得到这份她徒然期待的爱。她还能做什么呢？她选择了这个男人，她一直在等待他的爱，而这份爱则是她所期待的回应，这就是人们对劳伦斯重演这个问题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能够理解劳伦斯为什么不能放弃对这份爱的希望，就像她在家庭经历的早年体验那样，也不曾放弃对母亲爱的期待。
因此，这种令人苦恼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促进分离，因为根据Ortigues和Ortigues（2002）的说法，它重现了最初情景的条件，而这个情景的困境一直没有解决。在劳伦斯讲述自己的情况时，她才看到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在他们分开后她才后知后觉。"虽然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的母亲没有那么不通人事，但也对我有一些影响或控制（emprise）。"
尽管这个措词（emprise）还算贴切，但它并没有充分表达出关系中所涉及的主体问题的复杂性。根据Gri-hom和Reible（2013）的说法，这些陷入家庭暴力的女性 "变得与自己的主体性脱节，就像她们的母亲将她们与自己的主体性脱节一样"（第118页）。
5.屈服和依赖
劳伦斯与她伴侣的故事表明，陷入家暴的根源与她和母亲的关系密切相关，甚至她与父亲的关系也是如此，她向来都很屈从于父亲。
在劳伦斯的讲述中，他们在短暂分离后又重聚，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每个周末都来，而与我总是产生冲突的母亲告诉我，我被宠坏了，我对什么都不满意。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有点违背我的意愿，因为对我来说，事情已经结束了，而我也不敢反对我的父母。劳伦斯觉得自己被母亲废掉了，陷入了对父母权威顺从的幼稚姿态。
虽然父亲的形象是存在的，但是可以看出，由于使用了 "我的父母 "这一表达，他与母亲的形象没有区别。当她说："他过去常给我穿衣服 "来解释她丈夫给她买衣服的事实时，我们可以听到在这背后有一个与孩子相同的立场。或者当她再次说到 "他不让我出去，因为我不喜欢对他撒谎，所以我告诉他我是和一些女性朋友出去"，就像一个有点叛逆的青春期的孩子那样，为了溜出去，让父母能够放松警惕。
她很直白地表达了这一点，她说："我装模作样的，就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所以，她对丈夫的屈服是她对母亲或父母服从的延伸。
顺从。后来，当她谈到她希望离开她的伴侣时，她觉得她的父亲不会同意。"在我的婚姻中，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然后我父亲告诉我：'你不能离婚，你要为你的女儿着想'"。而由于她无法反对父亲，便放弃了离开伴侣的想法。
父亲要求她为了女儿留下，把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放在她作为女性的经历之上，这进一步加剧了劳伦斯的内疚感，使得她不得不将婚姻维持下去。劳伦斯似乎非常顺从她的父母，以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满足和认可。在伴侣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在他们分居的时候，"他一字一句地告诉我，'我和我的律师授权你可以合法分居，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你离婚'。因此，在受到惩戒后，我要求合法分居"。
如果她的伴侣 "授权 "或 "允许"，就唤起了父母权威的姿态，而她自己，作为 "受惩戒的一方"，自然以顺从作为回应。
夫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呈现了父母-子女的相处模式。
6.自由？
"父亲去世后，我就不再那样做了。
伴侣一定是感觉到了我在逃避他，而这一次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她明确地将父亲的死亡和她能够大胆地与伴侣分离联系在一起，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她的母亲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但正是她父亲的去世使她开启了新的生活，然后她要求离婚。就好像当她父亲的反对不再是一个影响因素，她也能够与婚姻中的另一种主宰和屈服关系决裂。
那么，是她父母的死亡使劳伦斯允许自己与她的伴侣分开吗？
父母的去世可能带来了关系的断裂，切断了夫妻双方之间的联系。在劳伦斯的案例中，婚姻关系似乎是她与父母关系的镜像反映。
在劳伦斯的案例中，因为伴侣对她的任何事情都不满意，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不被爱且不讨喜的孩子的地位，在她与伴侣的关系中重现；她自己说，她曾试图做出一些努力，希望丈夫能够认可他作为妻子的地位，但却徒劳无功。
在婚姻关系中，婴儿期经历的某些方面被再次唤醒和重现。
现在，让我们回到双重疏离的概念：
与施暴伴侣的疏离和与他们自己的无意识疏离。劳伦斯的案例表明，它们是相互交织的。曾经无意识的婴儿期体验现在再次上演，成为一个无法解读的谜题，并且一直期待着伴侣的回应和答案。
在某些女性中，"为了澄清某些事实，她们反复阐述和修改恋母情结"（Ortigues & Ortigues, 2002, 第140页），通过重现一个场景和谜题，她们试图重新体验其婴儿期经历中不可能拥有的东西。
因此，劳伦斯和她的伴侣在主体间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示了一直都在起作用的婴儿期的某些经历（与父母的暴力关系有关），而她一直试图将一种早年的婴儿期图式在当前场景中复现，以重新体验这些经历。
在我们研究的女性中，我们还发现，她们童年时产生的心理问题在她们的伴侣身上也会反复出现。
因此，Violette同情心泛滥，就像她在童年时亲眼目睹父亲对母亲的背叛后所感受的那样。从童年起，Violette就对所有人充满了怜悯之情，包括她的伴侣。因此，她仍然对那个打她的男人抱有同情之心，并相信她一定能改变他。
"正是因为这种怜悯的经历，我以为我可以帮助他改变"。
Nora的伴侣总是像她父亲那样做决定，她与这个男人关系也再现了她对父亲的服从："16岁时，我父亲告诉我，'你现在必须结婚'"；而对一个施暴的男人来说，"即使是我父亲，他也从未这样打过我"。
童年时期，Latifa经历了她父母的家庭暴力："我的父亲也对我的母亲施暴，这是很自然的，"而她和她的伴侣之间再现了这种经历。
控制关系的暴力行为
在我们与女性的接触和临床实践中，她们与伴侣之间建立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控制关系。这种关系相当于一个"通过剥夺他人而占有的行为"（Korff-Sausse, 2003, 第927页）。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有关支配他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案例中所说的，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以使她沦为客体的状态，有利于那种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屈服的状态。然而，仅凭这种解释，我们似乎还不足以阐明控制关系，因为它反映了有关这些女性的普遍社会性话语。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看到有时她们也是这种情况的参与者，因为我们已经强调了，这些都与早年的婴儿期经历有关，比如由于缺乏母爱而带来的精神痛苦。控制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或多或少地参杂了一些主动意愿，了解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将这些女性重回她们作为主体的地位，而不是作为丧失潜意识因素的 "受害者"，而她们需要在自己的行为和语言中为此承担责任。
被动和痛苦
这些访谈让我们想到，这些女性表面上的被动掩盖了内心强烈的主动性：事实上，维持这种关系的目的是重新解释潜意识因素，再现那种难以解释且痛苦的婴儿早期体验。更确切地说，我们在劳伦斯身上发现的这种表面上的被动或对他人的顺从，与她心理上的痛苦有关，"这种精神痛苦使主体陷入一种无助的状态，且无法求助"。（Penot, 1999, 第1500页）
婴儿期关系的重要性。显然，认同的内化与性别带来的话语差异密切相关，这些话语或多或少都明确地涉及对男性的屈服，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从社会的角度去处理的问题。但我们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婴儿期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它在选择伴侣以及保持与施暴伴侣的关系且不可能与他分开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Metz等人，2017）。已经证明，与施暴伴侣的疏离是一种与自身无意识疏离的结果，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因此，除了暴力的跨代重复【这并非不可避免，因为 "有72%的女性在童年时反复遭受虐待和挨打，但在她们后来的婚姻生活中并没有遭遇家庭暴力"（Jaspard，2011，第56页）】，我们的研究表明，婴儿期的许多其他因素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我们将简要回顾与自恋脆弱有关的情感困扰和不安全感，早期对与客体结合及分离的焦虑，以及对另一方的服从。
"请问我"：打破女性的沉默。对于 "高收入 "国家，也就是美国和法国，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强调了预防家庭暴力的重要性。因此，回到关怀政策上来说，如果我们想避免这些问题不断上演，甚至有时是以女性的生命为代价，那么就必须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
根据Mc Afee（2001）和Uriburu（2013）援引的一项研究，女性更愿意与她们的家庭医生交谈，而不是与警察交谈，更不愿意与牧师、神父或拉比交谈。Coeling和Harman（1997）的研究表明，她们期望被提问，并且总是对自己说："请问我，快问我，问我吧"。一旦打破沉默，我们就需要解开所揭示的心理问题，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倾听女性的心声。Stein (2014)为治疗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她建议将重点放在识别、整合和有效地利用女性的攻击和愤怒情绪上，这将会让她们最终摆脱家庭关系中的暴力。
结论
所有遭受家暴的女性都在不安中长大。
— the end —
作者 / Claire Metz & Anne Thevenot
译者 / 周飞璇
整理/ Zoli 萨沙shirl
编辑 / gorjuss
插图 / 《你是好孩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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