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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陕西临潼零口镇出土的 “利簋”，其铭文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确凿地证实了《史记》中 “甲子日一天灭商” 的记载。据史书记载武王能一日灭商，原因之一是商纣王的主力部队正在攻打东夷，致使商朝内部空虚，被周人突袭。纣王只能临时武装俘虏和奴隶应战，这些乌合之众又发生内部叛乱，最终纣王兵败牧野，商朝灭亡，此即 “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纣王身死、商朝灭亡后，攸侯喜统帅的十万主力（实际可能约两万左右）却突然失踪下落不明。商丘日报也曾提及这一谜题。近代以来一种广为流传的猜测是：攸侯喜为躲避周人追杀，率领大军远渡重洋抵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一支。印第安人中确有渡海而来的传说，且在美洲发现了类似甲骨文的文字及疑似商朝文化的痕迹，但两者是否存在联系，尚缺权威考证。不过近年山东的考古重大发现，为破解纣王大军去向之谜提供了新线索。
商朝灭亡的原因复杂，司马迁所认为的纣王失德、文王修德的道德化叙事有失偏颇。综合史料与考古成果来看，纣王极有可能面临三线作战的困境，即同时与东夷、姬周、鬼方对抗。在西线除姬周外，鬼方势力对商朝构成威胁，学者研究表明，运城、临汾、晋中一带的商文化分布与抵御来自吕梁山地的李家崖文化人群（鬼方势力）有关，李家崖遗址被基本确定为鬼方都城。在东线东夷的夷方发生叛乱，从甲骨文 “在十月又二，往征夷方”“在十月，王来征夷方，在攸侯喜” 等记载可知，纣王曾派兵征讨。经考证纣王军队出征路线为兖州 — 新泰 — 青州 — 潍坊，其征伐的东夷就在如今的山东地区。在此局势下纣王选择主攻东方，在西部对鬼方和姬周采取防御战略，这或许与他囚禁文王又释放文王的举动背后的局势变化有关，而非简单的因谗言或美女珍宝。
上世纪 80 年代，山东淄博沂源县东里镇发现的 “东安古城遗址” 意义非凡。起初被认为是春秋古城，后经深入研究确证为商代古城，其拥有 5000 年文明史、3000 多年城建史，历经多个朝代，地理位置优越，处于要道且利于防御，符合古代军事布局原则。巧合的是，它位于纣王军队出征路线的 “新泰 — 青州” 段，且处于沂蒙山腹地这一通常不应出现商代古城之处。东安古城出土了一批与殷墟青铜器高度相似的器物，如众多带有兽面纹的铜铙、弓形器等。铜铙作为贵重军事用品，一般遗址不会轻易出现，众多铜铙的出土暗示此地可能曾有大军驻扎。此外山东多地出土的青铜器与殷墟高度相似，如 “苏埠屯商墓”。这表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东安古城一带已有聚居区，商代时因地理位置重要且为控制东夷，商人在此筑城，纣王大军极有可能在此驻扎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岳洪彬认为，散落在山东各地的青铜器，尤其是沂源东安古城出土的商代铜铙，是商王朝主力部队曾到过此处的明证。既然存在这些青铜器遗存，说明纣王主力中的相当部分留在了附近，并未远赴他地。那么他们的结局如何呢？汉书记载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作乱，被成王灭掉后封给师尚父。周成王时期的周公东征，灭掉了东部一批商朝诸侯，如位于曲阜的商奄国等。纣王死后东部商人势力敢于起兵，原因众多若纣王主力聚集在此，或许增加了他们的底气。反过来说纣王军队主力在山东一带，对周王朝威胁较大，周王朝有必要对其进行打击。多国联盟作战难以形成强大合力，最终被周公击败也就不足为奇。
种种迹象显示纣王去世后，征讨东夷的主力留在山东，可能分散于几个商朝诸侯国内（从后勤角度看，一个诸侯国恐难以承担全部主力后勤），最终在周公东征时基本覆灭。至于是否有部分商朝遗民漂洋过海到达美洲大陆成为印第安人的一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证。这一历史谜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商朝末年的政治军事格局，也为研究古代文明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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