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至1953年9月，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意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完成。在这次运动中，闹出了许多大事，以往在电视剧才能见到的“刀下留人，劫法场”的桥段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
1952年，一名瘦削的中年男子双手被反绑，低着头，一步一步走向长沙市郊的法场台上。几分钟过去，这名中年男子跪在行刑台，一旁的检察官宣读了其罪行。这才方知原来他叫作洪宗扬，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高级参谋。
检察官读完之后，几名荷枪实弹的法警抬起了铮亮的步枪，只等一声令下，就可扣动扳机。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传来了一名年轻女子的声音，高呼：“枪下留人，枪下留人。”人们循声望去，只见是一个容貌秀丽，身穿布衣的女子快步走来。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检察官厉声喝道：“你是何人，竟敢扰乱法场，就不怕王法吗？”年轻女子丝毫不怕，回答道：“民女名叫谭木兰，是湖南省公安厅的干部，父亲是湖南省副主席谭余保。”
检察官又说：“既然是公家人，还知法犯法，岂不是罪加一等？”谭木兰又说：“你们不能冤枉好人，他不是反革命，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请示周总理，一查便知。”检察官也不是一个心狠手辣之人，知道万一杀错了人，将会是职业生涯的污点，就说：“你敢担保吗？谭木兰。”
“我敢，大人，出了任何事，我愿意承担责任，不论是坐牢，还是赔钱，我都愿意。”检察官一听，也就给省里打去了电话，找到了谭木兰的父亲谭余保。谭余保见女儿闹出了大事，先是斥责一番，但还是拗不过女儿，给北京的周总理打去了电话。
在这间隙，谭余保问了女儿为何要置一生清誉不顾，力保一个死刑犯。谭木兰则说：“洪宗扬以前是国民党不错，也曾杀害过革命烈士，但罪不至死啊，父亲。”谭余保纳了闷，对女儿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还干了什么？”
说着，谭木兰就走到父亲面前，搀扶着父亲，坐在凳子上，说：“父亲，你怕是忘了。1936年，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红六军团是你的老部队吧。”谭余保想了想，应声道：“这没错，是我的老部队。”
谭木兰接着说：“红六军团奉命西征后，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了大范围的进攻。根据地越来越小，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时，你为了革命，丢下了我，领导了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而我则不幸被抓，辗转来到洪宗扬的住处。如果不是他，我们父女哪里还有相见之日啊，父亲。”
随即，谭木兰喝了喝水，又说：“作为救命恩人，我有责任，为他伸冤。父亲你作为省副主席，也有责任查清冤案。于公于私，他都应该接受公正的审判。”谭余保沉默良久，没有再说话。
最终，北京的周总理知道此事后，作出了指示：洪宗扬是黄埔二期的学生，情况比较特殊。既干过坏事，也做过好事，可以不杀，收监最好。谭余保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书面文件，也就不再和女儿争论此事，将洪宗扬关押在一个劳改农场。
对于谭木兰来说，洪宗扬不亚于一个养父，供她吃穿，教她读书，帮她认字。如果没有洪宗扬，也就没有谭木兰的今天。洪宗扬入狱以后，谭木兰只要一有闲暇时间，就经常来到劳改农场，给他送些吃的用的。1975年，洪宗扬顺利出狱，谭木兰得知后，还将其接到身边养老。
到了九十年代，91岁的洪宗扬在长沙逝世。死后，谭木兰将其和生父谭余保葬在一起，完成了一段现代版本知恩图报的佳话。
“镇反”时期，由于历史的局限，审判犯人难免有些草率，因而不能说没有冤案。但为了国家的稳定，政权的稳固，只能如此，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