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残害24人，临行前依旧桀骜不驯，沈阳3.8大案悍匪孙德林覆灭

创作声明：本文为真实发生的事件，部分情节有润色，旨在宣扬社会正能量，杜绝违法与犯罪的发生，文章前半部分免费阅读。

“生活这玩意就是有苦有甜，慢慢抻着过呗，老想一步登天是不太可能的”。

“你对那些死难者的家属说点什么”。

“啥说的没有，希望他们别跟我学呗！对不起人家，谁也对不起”。

“你对那些正在犯罪的人呢”？

“他们可别学我”，“对受害者家属你想留下一句什么话”？“我无话跟人家说”。

1986年冬日的一个晚上，两个三十岁出头在沈阳火车站跑个体运输的男人，在附近餐馆喝酒发牢骚，他们又老生常谈的聊到这么挣钱太遭罪，而有些人发财太容易了，心理的不平衡在酒精的催化下越发强烈了。

两个男人一个叫汪家礼、一个叫孙德林，两人都认定去抢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但要想抢得顺利就要先搞到枪，汪家礼的计划是霸王硬上弓，直接找一个腰间鼓鼓囊囊的上去就弄死，他们瞄上的附近某。

孙德林提出先抢一辆车撞警察，警察被撞死，看起来更像是一起交通意外而不是恶性案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讨论抢劫，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顿酒之后他们真的行动了。

两人去肉铺偷了把尖刀藏在篮子里用报纸盖住，搭长途客车来到了抚顺，到了之后他们盯上了一辆出租车慌称要去远郊办事，那位司机长发飘飘，很像是当年街头典型的霹雳舞爱好者。

他还以为这次等来了大活，一点戒备都没有，到了四下无人的郊外，二人按照事先的设计叫停了出租车，一人突然从后座用绳子紧紧勒住司机的脖子，另一人在司机门外的位置举起凶器猛刺司机的要害，随后抛尸路边。

没想到汪家礼却发现这车怎么着也发动不起来，他们无心耽搁只好弃车而逃，就这样抢车，袭警，夺枪的计划就夭折在了第一步。而年仅28岁的朱性司机无辜的成了孙德林口中的一件祭品，他的死成为了轰动全国的系列恶性案件的开端。

孙德林这起大案实际的主犯，有着那个年代社会失意者的典型特征，他出生于底层的家庭，赶上了停课闹学潮，没正经读过几天书就成了下乡知青，在农村也是好逸恶劳惹事生非。

一待就是九年，孙德林成了最后一批返城知青，像他那个年龄的很多男孩一样从小就喜欢打架，以出手很辣而远近闻名，老早就因为打伤人被送去劳教过，回城之后孙德林烧了记载自己各种污点的档案。

到了父亲所在的铁路局上班打算好好工作，那段时间他在单位的表现也确实不错，很快被提升为了大修段的段长，进而是队长，副经理，当组织想进一步提拔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有过劳教的案底，身上有过污点就永远也洗不掉了吗？

孙德林感到很沮丧，他办了停薪留职想依靠个体劳动致富，不幸的是在跑个体户的日子里他的心理上发生了倾斜，社会转型时期眼看着一些人暴富，心态进一步失衡。

孙德林在家庭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兄长，父亲和丈夫，他太想快速的改变全家的贫困了，可是他又有赌博的习惯，很快就债台高筑，这个时期孙德林遇到了汪家礼，两个人有同样的志趣和抱负，长期厮混惺惺相惜成为了密友。

在一起便满腹牢骚黑话连篇，谋划着改变现状干点大事，为了协同作案汪家礼把他哥汪家仁拉入了伙，汪家仁性好女色经常出入一些风月场所，流连忘返沉迷其中。然而囊中羞涩不能一掷千金。汪家礼拉他入伙，汪家仁觉得正中下怀，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另一名成员王文绪，跟汪家仁是师兄弟的关系，也有前科，曾入狱17年，可惜多年的监狱生涯没能让他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汪家仁找到他以后，他毫不犹豫马上同意加入，就这样四人组成立，欲望开始转化为罪恶。

他们干了几起盗窃和入室抢劫，带着赃款到南方去买枪，但是却并不如意。一再遭遇欺骗，甚至是黑吃黑的凶险，后来他们到吉林等地分头买了几把双筒猎枪，用车床锯成了短枪，虽然不太称手，但总算有了心心念念的热兵器。

1994年6月，汪家兄弟和孙德林带着这几支短筒猎枪，在皇姑区华山路城市信用社第一营业部门前，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运钞车，卷走29万现金。他们开着前一天抢来的大发面包车扬长而去。

那辆面包车的司机已经被提前处理掉了，那个年代公安机关对于这种随机犯罪的刑侦手段有限，破案率不高，之前的那些抚顺出租车命案以及之后的一些盗窃抢劫案件都没什么进展，孙德林等人一次次得手却毫发无损，再加上钱来得太容易，挥霍无度，他们作案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

他们几经努力在1995年终于经由广西边境地区，进入了越南买到了梦寐以求的强兵器，两把军用手枪和若干子弹，由此猎枪升级到了军用手枪，“只有热兵器、强兵器才能干大事，也能和公安对抗，否则都是小打小闹”。

九十年代中期，沈阳进入了所谓漫长的季节，大批产业工人经历了下岗的阵痛，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而一些靠辛苦付出改善了生活的人，则面临着前者的威胁。

在为买枪而筹集资金的阶段，孙德林等人的猎物主要是沈阳两个闻名全国的批发大市场，一个是五爱市场，一个是南塔鞋城。凌晨四五点这些勤劳的小商户早早起来准备开始一天的经营的时候，突然就遭遇了孙德林等人的入室抢劫。

三八劫匪是既谋财也害命，对于那些保财反抗的目标，他们基本不留活口。而彼时中国北方地区刚刚富裕起来的群体，钟爱着某些相同的炫耀方式，比如男性喜欢戴大金链子，女性爱穿貂皮大衣，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爆发户的炫耀也是犯罪频发的一个诱因。

汪家仁后来曾提出过忠告，说那些挣了点钱个体经营者别把富贵都显露在外面，恨不得脚脖子上都挂着金链子，市场经济在东北推行的初期辽宁一时难以适应，一度处于社会休克和抽搐期，出现了失序状态，在沈阳市彪悍的底层市民中，有许多类似孙德林、汪家仁这样的小团伙。

干一些坑蒙拐骗要么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逐渐成长为黑恶势力，甚至通过权钱交易找到基层官僚做保护伞。

转型时期的沈阳经常发生出租车抢劫案，多数行凶者是为了抢司机手里的钱或者把车卖掉，有的是像孙德林团伙一样抢车只是为了实施更大的犯罪，汪家礼后来接受讯问时坦白，这样的情况出租车司机是必须死的，不可能留活口。

那时候的沈阳很多司机晚上不敢出车，要么得带上一个强壮的朋友押车，孙德林原本是不屑于再去抢出租车的，他的原则是要干就干大买卖，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干一票够吃喝好几年的，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团伙中的其他人大多数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货色。

1996年初汪家礼几次带着哥哥汪家仁单独行动，枪杀出租车司机，抢劫香烟市场，每次只是为了两三百块钱，还有一次抢劫未遂，反而是被追得很狼狈，这种小打小闹被孙德林斥责为作死。

最让他恼火的王文绪不听劝告，作案分得的赃物转身就去变卖，而且心胸狭窄下手也不够狠，汪家礼看到孙德林是真的急了，设局逼迫王文绪这个队友离开，在赶走王文绪之后，孙德林把当过兵的弟弟孙德松拉进了团伙，组成了孙家兄弟和汪家兄弟的新四人团伙，求得了势力的某种平衡。

弟弟孙德松和其他四人不同，他没什么前科，但又觉得这是自己必然的选择，在单位不景气开不出工资的时候，他也曾经经营过饭店、小卖店、但都挣不到钱。

1996年3月8日，孙德林他们又办了一票大的，这天上午沈阳第一饲料厂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两位出纳与安保科的干事以及司机从银行取回了20.7万元现金，就在他们提着现金准备进入办公楼的瞬间，一辆红色拉达出租车冲了进来，三个蒙面人朝他们连开几枪抢走了钱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