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烈士千秋
——忆队友朱洪山同志
王晓峰
朱洪山，原名朱兆祺，宁波庄桥更楼人。1937年10月，朱洪山、陈亨炯和我三人，在宁属党的帮助下，从宁波家乡奔赴延安，途经武汉时，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转到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我们是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挚友，又是在同一分队里一起学习的队友。54年过去了，朱洪山同志英勇牺牲也已40余年了，他那青春似火、坚强如钢的共产党员光辉形象，一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底。
向往革命——辗转奔赴山西抗战前线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撼全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热血沸腾的青年纷纷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地处东南门户的宁波已遭到敌机轰炸骚扰，局势紧张混乱，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城里的人们纷纷往乡下避难。沉沉国难家难，滚滚抗日激流，把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同乡好友汇集到一起，谈抗日，搞宣传。我与朱洪山就在那时相识的。在激荡变幻的抗战风云中和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我们这批青年伙伴有着不同的思考和选择：有的主张就地抗日；有的主张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敌。到哪里去当兵？也有不同的意见，朱洪山和我几个志同道合的“激进分子”，坚决主张到延安去参加八路军；另一些人则认为，抗日救国，不管哪里都可以，何必跑那么远；还有的犹豫观望。反正是“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走你的独木桥”，各自分道扬镳。朱洪山、陈亨炯和我三人，在宁属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决心投奔延安。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抗日的中心，是革命抗日青年向往的地方。可是从东海之滨到茫茫西北边际，得跨越七八个省，在战火纷飞年代里，去延安谈何容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毅然离开宁波家乡，踏上抗日救国革命征途。当时，我们三人都是涉世不深的青年，相比之下，朱洪山显得老练能干得多。他年龄比我大一点，经历也多些。他家道艰难，父亲是个钟表店的小职员，经常失业，靠借债度日。朱洪山十一岁那年，母亲病故，他就寄养到上海叔父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小学毕业后，叔父不同意他继续读书，要停止他的生活供给。他离开叔父家到虹口栈业公司的一所学校半工半读，白天当勤杂工，挣钱维持生活，晚上常常坐在路灯下面看书学习到深夜。他的深度近视眼，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的。1935年前后，朱洪山接触了一些进步教师和朋友，阅读一些马列主义小册子和进步刊物，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不久，他离开上海回到故乡，到鄞县农村教书。抗战爆发，他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的不平坦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锤炼出他的才干和智慧。我们去延安的路上，遇上什么困难，碰到什么问题，多由他出主意，互相商量解决办法。他热情似火，办事认真，虚心诚恳。更为难得的是他那到陕北去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不怕困难的毅力和始终开朗乐观的态度，使我和陈亨炯都非常钦佩。
到延安去，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怎么个走法？沪宁线战火纷飞，经杭州也不安全，我们决定向南绕道新昌嵊县，从浙赣铁路线北上，经长沙到武汉为第一站，当时的浙赣铁路，全部是南来北往的兵车，前线伤兵后运，后方兵员物资前送，兵荒马乱，客车停运，乘火车不买什么票，只要爬上去就行。我们在沙溪站爬上北去的货运列车，一路上时遇敌机空袭，在车上与货物为伍，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又饥又渴，又脏又累。尤其使我们担心的是，列车在沿途经常要改变发车终点和车行方向，稍不注意，便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到不了长沙。后来我们摸到了行车规律，看红灯乘车。如红灯挂在列车的东头，则向西行，就赶快爬上去；反之是向东，得马上跳下来。这样爬上跳下，跳下爬上，弄得既紧张，又劳累。后来，还是由朱洪山出面想办法，去和火车司机打交道，送点烟酒，做些工作。老工人同情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参加抗日的青年，就照顾我们坐到司炉间去，有时还能吃到馒头、炒白菜，这对食不果腹、一路艰难、过着流浪式旅途生活的我们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了。用了足足半个多月才到长沙。我们实在不想再乘这种受罪的火车，便找到一条给国民党运物资去武汉的木船，每人拿五块钱给船工做报酬，船工也乐意，把我们安排在货船底舱。三天过去了，仍不见开船，什么时候开船，船工也说不上。长时间闷在船舱实在受不了，没办法，只好再坐火车，忍受艰苦。等我们风尘仆仆来到武汉，时已深秋。在二十多天的旅途生活中，我们三人相互勉励，相互帮助，和衷共济，团结相处，结成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对洪山同志的优秀品格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终于找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结束了流浪式的生活。接待我们的办事人员，热情而又关切地赞扬我们长途跋涉奔向延安的精神，但对我们去延安的要求一再解释，讲明当时的抗战形势，说：八路军已奉命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前线抗日，我们党要放手发动群众，迅猛扩大主力，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处都要大批青年。八路军在山西，不必去延安兜圈子。办事处人员动员我们去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我们认为，参加八路军抗日革命，到延安、到山西都一样，“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二话没说，欣然从命，服从党的安排。就这样，我们三人高高兴兴地由去延安改为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
临汾是晋南平原的重镇，下潼关，渡黄河，过风陵渡。我们是第一次见到黄河。滚滚黄河，惊涛澎湃，它是我们伟大民族的摇篮，是五千年古国文明发祥之地，伟大的黄河激励着我们每个炎黄子孙，要抱定抗日革命的决心，像黄河一样伟大坚强，百折不挠，奔腾不息。我们到风陵渡后，就碰到阎锡山派出的一帮招兵买马的人。他们拼命拉青年学生参加“民大”，宣传“阎主席”办的什么“民族革命大学”待遇优厚，毕业后保有官当，说得天花乱坠。我们三个人都不买他的账，跳上没人管理、不要买票的阎锡山“土皇帝”的独特的窄轨列车，直奔临汾，到八路军学兵队去报到。
革命摇篮——八路军学兵大队
八路军学兵队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新形势下急需扩大党的武装力量的产物，是一所抗大式的培养党的武装斗争骨干的新型学校。它的名字还是当时在山西组织华北抗战的周副主席提议的，意思是学习当一名抗日八路军士兵。朱洪山和我就分配在这个学兵队里，并编在同一个区队。我们第一次穿上了灰色军装，光荣地当上了一名抗日革命的八路军战士。在这革命的摇篮里，接受党的阳光雨露的培育，开始了充满青春活力的新人生。
离临汾城四十五华里的刘村镇，这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北方村子，自从成为八路军学兵队的所在地以后，一下子沸腾起来了，三三两两，成群结队，一批又一批的男女青年汇集到刘村来了。尽管各人的出身经历不同，服饰打扮不一，但集合到八路军学兵队的六百多名学员，他们抗日救国，追求真理，要求进步的革命激情和愿望是共同的。朱洪山和我一到学兵队，一切都感到新鲜，到处都充满生机，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生活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同志”的称呼，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革命集体的温暖，带来了友谊、团结和无私；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成为我们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学兵队学习的环境和物质条件无疑是艰苦的，我们的校舍是一座简陋的古老祠堂，一只背包晚上摊开来睡觉，白天打起来上课当凳坐，农民的晒场就是课堂，全部家当都在背包里，可算是“无产者”了。一天两顿饭，对整天出操、上课，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来说，是难以填饱肚皮的。尤其是我们南方人，初到北方，吃不惯那面窝窝头。我们睡觉，一个班睡在一个炕床上，人均一市尺半宽度，互相紧紧地挤在一起，真是“亲密无间”。大家没有薪饷，每人每月发一块钱的津贴。诸如此类的艰苦生活，都给人以磨炼和考验，上至大队领导，下至每个学员，人人以艰苦为乐，以艰苦为荣。学兵队的课余生活是活跃丰富的。读书讨论成风，抗战歌声嘹亮，各个区队都有“救亡室”活动园地，处处呈现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欢乐景象。刘村是出产红枣、胡桃、花生有名的地方，个儿大，又便宜。朱洪山和我们几个队友常常凑在一起，把节省下来的津贴，买来大堆土特产和白面馒头，边吃边促膝谈心，交流心得，议论国事，无拘无束，革命的无穷乐趣尽在其中。
学兵队的学习生活紧张活泼，生动实际，我们都有一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学习没有本本，也没有一个从事正规军事政治学校毕业或有什么教授头衔的教官，可是给我们上课作报告的，都是闻名中外的党的领导同志，或是声威赫赫的红军将领，他们革命斗争的一生，就是一部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史诗。化名“陶教官”的少奇同志，是代表中央来山西省指导工作的，他给我们作了抗日时局与方针的报告。他以广博丰富的知识和斗争经验，以鞭辟入里的分析，使我们一下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胸怀。我们的杨教官、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给我们讲授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从红军战士不愿摘掉红五角星帽子，我们南方人吃不惯小米窝窝头，讲到形势发展变化和红军长征啃草根、吃皮带的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提高我们的觉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是一位使敌人丧胆的年轻将领，他讲游击战术，从实际出发，生动阐述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有理论，有战例，有成功的经验，有失利的教训。大家说：“听了一堂课，胜读十年书。”还有大队总支书记兼教员陈克寒同志讲马列主义基础和社会发展史，女生区队区队长李伯钊同志讲群众工作，都用他们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理论结合实际。通过这次学习，我们确立了最基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群众观点。
在学兵队的学员中，朱洪山算得上是一名活跃的积极分子，哪里最活跃，哪里就有他。他是一位能文能武、聪明能干的多面手，能绘画，喜唱歌，爱读书，会写文章。他事事走在前面，处处起模范作用，学习刻苦勤奋，工作踏实苦干，他在学兵队的革命摇篮里，在党的培育下，迅速成长为一名革命青年的好榜样。由于他各方面的突出表现，入队仅一个多月，在1937年12月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他更加坚定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在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英勇奋斗，直至壮烈牺牲，实现了庄严的入党誓言。
学兵队是抗日的熔炉，因为它培育出一大批吸取马列主义真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像朱洪山那样的党的英雄儿女；学兵队是播种机，因为它把革命的火种撒播到苦难祖国的天地，像朱洪山同志那样到处生根、开花、结果。学兵队的学员没有毕业文凭，革命斗争的实践就是最可靠的文凭。历史证明，八路军学兵队不愧是党培育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摇篮。
打回老家去
毕业前夕，学兵队行军六十里，开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洪洞县的马牧村，听取朱总司令的报告。这在朱洪山和我们的革命生涯中，是难以忘怀的一天。我们早已敬仰不已的、威名赫赫的朱总司令是那样朴实、慈祥，更显出平凡中的伟大。他谆谆勉励大家，“到各地去建立游击武装，当好游击队长”，并风趣地说，他自己是“游击队的总司令”。他殷切要求我们，要唤起民众，拯救民族危亡，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改造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我们带着朱总司令的教导，信心百倍地奔赴各地抗日战场。副大队长谢忠良带领我们一批学员经武汉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朱洪山到了武汉，党决定他“打回老家去”，分配到浙东工作，我同朱洪山从此各奔东西，我到新四军一支队，他去了浙东老家，谁料到我们这次分手竟成永别。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才得知他在坚持四明山武装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情况，我为失去一位革命的挚友、党的好干部而不胜悲痛！（选自何以祥等著《似火青春 八路军临汾学兵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