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也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卓有成效地领导和推动了全民族抗战。从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的表现来看,他的领导才能有多牛?实事求是地说,他的领导才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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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毛泽东英气逼人目光如炬

1、毛泽东超前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取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无视这种变化,依旧顽固地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竟然继续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妄图彻底绞杀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排斥和否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再加上军事上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的漫漫征途。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通过“四渡赤水”等一系列伟大的军事杰作,成功地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党中央和红军成功在陕甘地区站稳脚跟。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蒋介石仍不死心,调集胡宗南、毛炳文和王均等十几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彭德怀和周恩来在前线指挥红军设伏,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随着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内抗日情绪日益强烈,而蒋介石仍然一意孤行亲自飞往西安督促张杨二人率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开赴前线“剿共”,以致爆发“西安事变”。第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迫于严峻形势和多方压力,蒋介石终于在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代表国民党政府宣布全民对日作战。

而毛泽东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周,就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不久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超前提出: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要进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并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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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2、毛泽东超前提出以游击战为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式

毛泽东对于抗日战争早就有清楚的分析和判断,不仅超前提出要进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要尽快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对具体的战略方针,也就是对日作战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也超前进行了分析和判断。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提出:中国军队要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要采取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作战方针。

1937年8月4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整个国防问题提出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并预测了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大致趋势: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再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一建议敏锐地切中了国民党军队战略上存在的弊端——一味单纯防御。

在这个建议中,毛泽东甚至超前提出了对日作战的主要作战方式:应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既人民武装来担任,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游击战中应依据地形条件和战况的具体发展来适当使用兵力,原则上应该是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兵力。

第二天,毛泽东对红军对日作战也提出了具体主张:我们要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以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我们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要按情况合理使用兵力。

在8月底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性地谈到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并明确提出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成为此后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最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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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阎锡山

3、毛泽东超前提出从山西开赴前线抗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并不是只喊出一些振聋发聩的抗日号召,而是迅速采取实际行动,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调集部队投入到抗日前线去。1937年7月14日,“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周的日子,毛泽东一面竭力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一面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

据聂荣臻后来回忆,到7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但我们已经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7月25日,毛泽东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日。并在红军三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

8月30日,红军主力师改编完毕,从9月2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这是毛泽东在8月中旬就已经确定下来的。那么,为什么要从山西开入抗日前线呢?这里面又体现了毛泽东敏锐的判断和远见卓识,如今来看,我们都不得不感叹和敬佩毛泽东的这些敏锐判断和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