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才能有底气地反驳西方人对我们的种种偏见。
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日，各式翻译器的出现大大减少了我们交流的烦恼。那么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未来会不会有一种语言能够畅通无阻，让各国人民理解与接受。这个设想看起来遥远，可在百年之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并尝试付诸实践，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语”运动。
1、世界主义风行，世界语孕育而生
十九世纪急剧扩张的资本主义与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认识模式与交往模式，世界由分散走向统一，整个世界被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起来。人类的想象力也变得空前丰富，甚至打破了原有的国家、民族等概念，世界主义风行一时。
面对各国民众语言不通而交往日益密切的现实，波兰人柴门霍夫痛心于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仇杀，认为如果能创造出一种人类共通的语言，消除语言上的隔阂，就可以避免这些悲剧，实现世界和平。于是1887年他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吸收各种语言的合理因素加以简化和优化，创造出一种声音优美、便于学习、富于表现力的新语言，名为Esperanto。中国人称之以“万国新语”，后受到日本翻译的影响改称“世界语”。
柴门霍夫
1905年8月，法国港口布伦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世界语者大会，并发布了《世界语主义宣言》，其声明：“不干涉各国人民的内部生活，也毫不企图排斥现存的各种民族语，它可以给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相互了解的可能，在各民族互争语言特权的国家内，可作为各种团体的调和语言。”并宣称世界语是人类共有的语言，学习和使用绝对自由中立。1908年4月国际世界语协会成立，这是第一个代表所有世界语者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坚持世界语的中立性和民主性，为世界语者提供帮助。
就其本意来说，世界语强调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与绝对平等，对各民族文明、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也采取中立态度，这是一种与现有语言秩序不发生冲突的和平语言，所以世界语推广运动能够吸引各国的理想家和青年志士加入进来。他们人数虽不多，却从1905年起轮流在各国召开国际世界语者大会，从此，世界语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开来。
2、在中国的坎坷命运
世界语早在19世纪末就传入中国，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值内忧外患之时，民族奋发图强的强烈情感和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交织在一起，世界语在新思潮人士的热心宣传和鼓动下形成了有声有色的语言运动。
当然关于世界语的争论也不少，一直伴随着世界语传入中国的整个过程。世界语的中立性在中国接受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它要求以世界语替代汉字。20世纪初，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片面地贬低汉字为“旧”而“劣”，世界语为“新”而“优”，甚至明确提出废灭汉字，以“万国新语”取代汉字。当时《新世纪》的主编吴稚晖认为：“汉文之奇状诡态，千变万殊，辨认之困难。无论改易何状，总不能免。”在印刷上“汉文检字，至为劳苦。无论分门别类，记取甚难。加以字数太多，则陈盘数十，占地盈丈。”而“以视西文之数百字类，总括于一盘。高坐而掇拾，其劳逸相差远甚。”
吴稚晖
这自然激起爱国文人的不满，章太炎就认为汉文“美乃在节奏句度之间”，贸然废除汉字太过伤害民族感情，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改造汉字。以其为代表的一系列汉字改良运动声势日盛。尤其一战爆发后，欧洲各国的世界语运动普遍受到其国内民族主义气氛的抑制和政府的打击，所以以世界语取代汉字的论调并未成势。
可到了民国建立之初，帝制复辟和军阀混战带来的政治混乱引发了文化界人士的深刻反思，最终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这场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意图使中国全面告别传统、落后的封建文化，拥抱西方的“先进”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新青年》杂志——就曾开展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大讨论。
此时关于世界语的讨论不光包含之前的几个问题，还包括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比如探讨如何对汉字进行改革、如何推进汉语拼音的发展进程、探讨国语与方言问题等等。同时，废除汉字的声势也日趋壮大，钱玄同道：历史的语言艰深，人造的语言简易，“文字者不过一种记号，记号愈简单愈统一则使用之者愈便利”。既然汉字学习艰难又不便，何不使用更为简便易懂的世界语？这种论调在当时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时代颇为响亮。
钱玄同
这场争论看似是世界语者占据了上风，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在改变。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响彻神州，民族意识的觉醒让世界语者也开始不自觉地用行动超越世界语的中立性。如“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世界语学会将事件真相向各国世界语界作了报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威胁，世界语也团结一致予以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提出“为祖国解放而用世界语”“拯救中国就是拯救和平”，此时的世界语运动已经与中国人民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洪流。
无论以民族解放为使命，还是以人民解放为目标，当世界语服务于解放事业时，就已经放弃了世界语的超然、和平、中立的立场了，走向没落则是必然的结果。
3、“语言革命”的落幕
这一结果恐怕连柴门霍夫本人也未想到，本来他所创造的世界语是为了实现人类一家和无国界的理想状态，是作为一种国际辅助语而存在的，并不是要消灭某国、某民族固有的言语。出现如此局面，与其当初之理想可谓背道而驰。可仔细思索，又何尝不是必然。
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各方有识之士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找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良方。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汉语，也不得不随时代而变化。晚清民初以来的两次关于世界语的大讨论中，很多是对汉语、汉字深有研究的语言学家，例如吴稚晖、章太炎、赵元任等。可他们却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以西文为标尺，认为汉字“字义难载字音”。这种想法今天看来显然不够客观，但却与当时实现中国独立复兴的现实命题迫切相关，客观上推动了汉字改革。
而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因其复杂的政治局势，不仅是一种语言传播运动，更是一种政治运动、思想运动。清末的革命党人本着救亡图存的理想，希望利用世界语实现革命建国之理想；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世界语精神与无政府主义相契合；国民党最早利用世界语运动服务于三民主义的尝试；还有一部分世界语者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在国内外政治局势的综合影响下，世界语运动与中国混乱的政治局势相结合，难免会从“语言革命”转变为“革命语言”。
4、结语
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时代所限，它的倡导者只强调汉字繁复而难以使用的一面，却没有意识到汉字本身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语言如同一个有机体一般，随着时代的变迁会做出相应的改变，这也是为何自秦“书同文”以来，虽然历经朝代更替、岁月沧桑，这个统一的文字体系仍然存在于今，并在不同的时代焕发出无穷生机。
简单的视语言文字的繁简程度为交流的障碍与否，并把语言文字从使用中剥离出来，替换上所谓更“国际化”的语言，这将使民族的历史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再也不复往日的繁荣与生机。当时主张采取世界语的这些近代思想家与文学家们大多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因而在日后也不再提倡。
世界语运动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强势的西方文明影响下，面对几无尊严的中国文化做出的种种挣扎与反抗。但今日国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更强大的文化自信，正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才能有底气地反驳西方人对我们的种种偏见，才能对西方人强加于我们的刻板印象大声说No，近来国内对漫威电影《上气》的反对之声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可预期的未来，中文及中国文化会搭乘飞速前行的经济列车持续地向世界人民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