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是拥有将帅人数列全国第二的省份，其下辖的红安县，将军共计72名，在全国县份中位居榜首。
这72名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的骁将，革命经历相近，每个人的战功都可以单独拎出来，仔细地讲一讲。
其中，有一位上将，他不但英勇善战、军功卓越，还是红安籍的将军中，唯一一位上过黄埔军校的，既是武将，也是儒将。
要知道，在1614位开国将帅中，黄埔军校毕业的只有33名，上将更是屈指可数，仅8名而已，所以，他的经历相比于别人来说，比较特别。
从放牛娃、田扇伢，到“有功不居功”的战将，此人是谁，他就是郭天民。
郭天民生于1905年5月7日，是唐代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的后裔，算得上是将门虎子。
按理说，祖先地位尊崇，郭家应当是福泽绵延，富甲一方才对，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郭子仪建中二年去世，配飨唐代宗庙廷，陪葬于建陵。
之后，郭氏家族日渐衰弱，到了郭天民曾祖父那一代，就以务农为主要营生了。
祖父靠着劳动力养家糊口，在一次搬运杉木时，力道不够，被压得吐了血，正值壮年就去世了。
他的父亲名叫郭开清，老实本分，没什么擅长的本领，也只能种田种地维持生计。
小的时候，郭天民帮家里放牛、插秧、割猪草，减轻母亲梅氏的负担。
郭家养育了四个孩子，郭天民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
父母本就贫苦，为了养活四个孩子，积劳成疾，早早地就撒手人寰。
在父母亲驾鹤西去前，家里头本定了一桩亲事，准备等郭天民到了年纪，就催促他赶紧结婚。
但郭父走了，这件事就暂被搁置了下来。
因他是长房长孙，郭天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表达了自己想要读书的想法，得到了宗祠的资助。
他先后入黄安县乙种农业学校、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并在学校内接触到了进步思想，有了革命的初步打算。
毕业后，郭天民回到乡里教书，并在族长牵头下，和曾经有过婚约的富农家的千金——熊静结了婚。
当时，农民运动十分频繁，他一股脑地钻了进去。
一来二去的，他结交了很多与自己处境相同的“被剥削阶级”的人，并下定决心要投笔从戎。
期间，他把想去广州考军校的想法告诉了熊静，闹出了很多的不愉快。
一是妻子和岳父岳母不同意他远离故土，二是他没有去广州的路费。
熊静担心，郭天民走了自己孤苦无依，老丈人和丈母娘怕郭天民变成第二个“陈世美”。
可是在乡里教书并不能改变社会现状，青天白日的，都有匪徒敢打家劫舍，更别提地主乡绅明里暗里地压榨老百姓了。
于是，他转而向族内的兄弟们求助，最终筹够了盘缠，于1926年只身一人前往广州，成功考取了黄埔军校，成了六期生。
黄埔军校的前六期出了很多的英雄，但内部一直暗潮汹涌。
虽说，大伙儿站在了打倒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上，可国共间的矛盾，早就埋下了一颗雷。
当时，校内的孙文主义学会肆意诋毁共产党，另一支队伍——青年军人联合会，与之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郭天民站的就是联合会这一边。
一位叫李亚芬的国民党军人，为人正派，是郭天民所在大队的大队长，他自知天要变了，多次提醒郭天民，万事小心。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之后，国共和平的假面被揭下，同年成为共产党员的郭天民，成了国民党不得不抓捕的敌军之一。
此番态势下，还是这位叫李亚芬的上级，在磨刀霍霍时，掩护郭天民离开，放了他一条生路。
郭天民25岁之前，军旅生涯并不顺利。
广州起义失败；革命根据地海丰地区被敌人占领；经历了短暂的牢狱之灾。
磨难过去后，他才加入到朱毛红军的队列里，正式在部队中发挥作用。
早期，郭天民靠着黄埔军校学来的本领，当上了红军队伍里学兵大队的队长和教员。
他积极地教战士们射击、刺杀、侦察、警戒、战术等必备技巧，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基层指导员。
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自己也长期担任军事指导员，且上战场不怕死，被军委多次表扬过。
在中央苏区时，他在战斗中受伤，子弹险些穿心脏而过，可他经过此事后，在前线反而更拼了；
长征中，他协助军团长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单独行动，以灵活的战术牵制敌军，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
八年抗战时，他发狠牛道岭，扬威娘子关，被日军认定是“聂荣臻的爱将”。
国共较劲华北，郭天民挥师张家口，孤军保怀来，歼敌万余人，令毛泽东同志刮目相看。
对手更是给他取了一个外号——郭铜墙，这个绰号从侧面承认了郭天民带领的部队有如铜墙铁壁，难以攻克。
一路走来，红军时期，郭天民最高的职位是参谋长；
抗战后期，郭天民任冀察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搭档王树声和陈赓，做过他们的副司令员。
郭天民的族长在其奔赴广州考黄埔军校前，曾就他的性格做出中肯的评价，说郭天民“脾气太燥，性格太直，出外成不了大器，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栽在上司手里……”
族长的这番话，确实说中了年少时郭天民的脾性，但也让当时的郭天民心里十分憋屈。
投身革命后，郭天民慢慢成长。他改掉了自身陋习，为自己扬眉吐气。
最初，他不知道如何与战士相处，教不会的时候，就动手。
可后来他改了，且每场战役、战斗后，大小事宜都会亲自过问，因此赢得了战士们的尊重。
他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领悟出了一个道理：“指挥员再高明，仗还是要靠战士去打。不懂得爱兵的指挥员会毁掉军队，也会毁掉自己。”
毛毛躁躁的毛头小子与身经百战、沉着笃定的首长之间，相差的是20余年的蹉跎岁月。
与他共沐风雨的战友、上级提起他的时候，言语里满是信赖，罗炳辉称他为八府参谋长，认为他事事上心，百事皆管；朱德毫不掩饰地夸赞他是一位“有功但不居功的战将”。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了红安8位上将之一，成了县城内独一无二的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儒将。
他的风采，丝毫不输给其他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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