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画的主题词“半农半读，社来社去”，分别指的是学员的学习形式和毕业分配方式。
“半农半读”，是指学员一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边学习农业知识和技术。或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或忙时劳动，闲时学习，视情况而定。
“社来社去”，指入学时从哪个公社来的，毕业后再分回到哪个公社去。
“社来社去”往往是与“半农半读相结合的。一般是农业学校或涉农专业学员的毕业分配或安置方式。
从五十年代末起，江西“共大”的部分学员就采取了这种方式。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一些学校走极“左”路线，不管是中技还是大学，不管是涉农还是不涉农，不管是“半农半读”还是全日制，都推行“社来社去”的毕业分配方式。代表学校就是辽宁朝阳农学院。客观地说，“共大”的做法比较合乎客观实际，而“朝农”的做法更多的属于政治操弄。
1958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针对当时农民文化程度低、不利农垦事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根据毛主席“半工半读”的教育思想，创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大”以“抗大”为榜样，以垦殖场为基础，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从本省农村、山区建设和生产需要出发设置专业。在招生中，除招收高、初中毕业生外，还注意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入学。学生毕业后，除少数由国家统一分配外，绝大多数实行“社来社去”，回到农村或垦殖场，充当技术骨干。总校及省属分校还举办农业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培训班，对他们有选择地进行相关理论知识教学和新技术推广示范训练，结业后也是“社来社去”。
中央政府也曾依据毛主席“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要求全国各地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要逐步实行“社来社去”的招生分配方式。
1963年3月，教育部《关于改进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和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城市的学校，根据专业性质，可以适当招收一些家在农村的学生”，“一些专业可以根据‘社来社去’的办法招收一些保送生”。“农、林、医、师范学校除招初中毕业生外,采取公社保送和考试相结合的方法,从公社招收经过生产劳动锻炼的初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毕业后由原公社安排,为公社培养人才”。
于是，全国各地的农、林、医、师范等类学校，逐步进行了“社来社去”的试点。
1965年，教育部又规定，“各业务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选送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优秀青年职工，经过考试，进入所属中等专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即所谓的“委托培养”。
1965年1月，卫生部党组针对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决定在15所医学院中开办三年制的班级，为农村培养医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这样的学生，可以从城市来，也可以从公社来，回公社去，拿公社工分，不由国家发薪”。毛主席立刻批示：“同意照办”。
1965年7月，全国高、中等农业教育会议指出，“半农半读，社来社去，改革教学，是我国农业教育发展的方向”。 目的是，面向农村、面向农民、面向生产，为农村培养一批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新型农民，为我国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创造条件。
以往，“共大”县办分校初技毕业生实行“社来社去”，而总校和专区分校中专以上的学生都列为统招统分。这次农业教育会议后，“共大”也开始酝酿大、中专也要改为“社来社去”的问题。
“共大”向省委、省人委提交的《关于实行社来社去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1966年秋季，总校和省、专属分校中专以上招收的学生，毕业后实行社来社去，场来场去，或城来社去。不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共大”的大、中专学生“社来社去”计划未能实施。
从1970年起，因文革而停办的大学陆续恢复招生，但实行的是推荐制而非考试制。当年清华大学试点招收所谓“三来三去”的新生，招生人员直接跟学生见面确定录取，这是“文革”中最早试行的所谓新的招生办法。
为提高生源质量，1973年，国家实行在推荐的基础上增加文化考查。结果，辽宁出现了考生张铁生“交白卷”事件。辽宁的当权者毛远新认为，高等学校招生实行文化考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个路线问题。他进一步提出，“学生要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介绍了辽宁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实行“社来社去”、“几上几下”，努力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核心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学生实行“社来社去”。
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学毕业当农民好——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并加了编者按:朝阳农学院党委和广大革命师生,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指示》）,实行学生“社来社去”,为当地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懂得农业科学技术的劳动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教育战线出现的又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于是，全国各级各类学院都掀起了学习朝阳农学院的高潮。
毛远新控制的辽宁省提出，1975年高等学校招生要全部实行“三来三去”：即农民从公社来，毕业还回到公社去，当农民、挣工分；工人从工厂来，毕业还回工厂去，当工人；从哪里来，毕业还回哪里去。
1975年4月23日， 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教育部的报告提出：“农业院校一般实行‘社来社去’，其它各类院校可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社来社去’试点……，凡是自愿当农民的，要给予积极支持”。显然，对毛远新要求1975年高等学校招生全部实行“三来三去”的主张，教育部给予了抵制。所以，教育部上报的《一九七五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被“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否决了。 张春桥对教育部长周荣鑫叫嚣:“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1975年，邓小平要对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整顿。于是，遭到了“四人帮”的攻击。12月4日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给周荣鑫罗织罪名。12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转《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今年7、8、9三个月，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开始了。
邓小平再次下台，教育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教育整顿失败。好在一年后，邓小平复出，新的招生和分配制度产生。
“社来社去”，在某些时、某地、某些方面确实能起到“理论联系实际”、“学有所用”的作用。但将其作为高校普遍的招生分配制度,显然存在着弊病和片面性。特别是非农专业以及高科技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社去”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这种招生分配制度，也容易助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出现这样的现象，与片面理解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大部分“半农半读，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回到农村后，能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和社会实践生产中。有的从事农业技术工作，有的进入了社队企业，有的当了教师。改革开放后，大多数“社来社去”的毕业生都被招考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或进入党政机关，或进入事业单位。日后，不少人还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