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首先要强调的是,朱德的整个革命生涯证明了不是争权夺利之人。但他也决不是腐朽木讷的迂夫子,当没有人比他更强的时候,他会当仁不让地冲到前面挑起“头头”的重担,比如三河坝分兵时就是如此。

朱德毕生都以革命事业为重,他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决不搞什么“温良恭俭让”,应该是谁有本事谁就当“头头”。实际上,他曾经也以为自己能当“头头”,一直到了1929年6月“朱毛之争”后,朱德才真正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在军事上竭尽全力做好毛主席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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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朱德和毛主席(油画)

1929年1月,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围攻,毛主席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一路上处境困难,屡次遭遇挫折,这就使得红四军内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也对出击赣南、闽西产生一些误解与争论。争论的焦点最后集中到一个主要问题上——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

朱德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他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基于此,朱德反对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反对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行使职权。

毛主席认为,在军队建设上,必须坚持党对军队和地方的绝对领导,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必须是“从上而下而不是从下而上”的民主,也就是说,红四军的决策权必须归党的一把手——前委书记,而当时前委是红四军最高级领导机构,书记正是毛主席。

朱德认为,毛主席的“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是错误的,如果执行这个原则,必然使得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他始终强调,一切工作归支部。当时30多岁的毛主席年轻气盛,贯彻自己的主张时难免“专断”,“喜欢发火和教训人”,这就让朱德等人对毛主席颇有意见。这就是1929年6月爆发的“朱毛之争”的由来。

1929年6月7日,在白沙会议上被免去红四军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刘安恭对毛主席很不满,他不仅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取消军委的主张,还说红四军的党已经分成了以朱德为首的“拥护中央派”以及以毛主席为首的“不服从中央指示派”,甚至提出前委书记一职应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来解决,其实,他的用意就是不赞成毛主席继续担任前委书记。

红四军内部“朱毛之争”本来就没能得到解决,被刘安恭这么一拱火,“朱毛之争”反而愈演愈烈了。于是,红四军各纵队、支队党委争论得更激烈了,甚至还提出了“朱毛的去留问题”。红四军在驻地的近10天中,连以上干部几乎天天开会争论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党是不是应该管理一切?党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当时,前委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开了近十天的会,天天争论得不可开交,结果时间白白浪费了,却什么结果也没争出来。

正当红四军内部忙着争论不休的时候,蒋介石迅速命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约2万余兵力务必在半个月内做好“会剿”红四军的准备。大战迫在眉睫,红四军前委想要尽快解决内部的争论问题,就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再由陈毅于近期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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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群众中(油画)

6月19日,毛主席就中共红四军七大如何召开的问题向前委提了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真正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遗憾的是,毛主席的意见没有被前委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