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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到长城,大家往往想起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或者是明朝修的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特别是北京附近居庸关、八达岭那一段雄伟的长城。实际上,最早的长城比秦朝更早。

其实人类在战争史上,往往会根据地理条件,通过城墙、关隘、壕沟等工事来阻止对方的进攻,加强自己的防卫。类似这样的城墙,在中国各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早期的城墙,比如长城墙,在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就已经建起来了。这些城墙往往是利用了天然的地势,比如在山脊上面,或者在河边、谷地。

楚国宣称“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就是利用方城这一带的山势,建起了一道城墙。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靠近北方的几个诸侯国,燕国、赵国、秦国都已经建起了沿边的长城。秦始皇的时候,就把北边的长城连起来,并且进一步向西扩展。有些地段,因为跟匈奴之间的防线往北推了,所以建了新的长城,有些地方还不止一道,就形成了从辽东到临洮(今甘肃岷县)的这一道万里长城。

这本来是作为加强国家防卫的一个重要军事工程,对抵御匈奴南侵是非常有利的。那为什么修长城在秦朝末年会激起那么大的反抗?历代史家往往评论修长城是秦始皇的暴政之一,甚至认为这也是导致秦朝很快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

长城在军事上的作用,主要是阻止对方的进攻。因为匈奴以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主要是骑兵,如果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话,可以很快突破平时的防线,深入内地。长城至少起到了阻止作用,因为骑兵要一下子越过长城是不可能的,就是破坏长城也需要时间。

但是如果光有长城,没有士兵防守,没有烽火传递信息,那么阻止的时间是有限的。要在长城上扒个缺口也不难,因为那时的长城基本上都是土城,也不会筑得很高。所以长城的功能必须要与传递信息的烽火系统结合,并需要在适当的地方驻扎军队,以便到时候可以根据信息随时调动,去巩固边防,对抗入侵者。

要驻扎军队,就碰到很大的难题,好多地方原来是不毛之地,也不能就近生产粮食。而且靠近长城的那些地方,本来农业生产就落后或者人口稀少,没有办法就近供应粮食。而主要的粮食产地在太行山以东,需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把粮食运到长城附近,满足修长城的人以及守长城的将士维持生活的需要。

北方没有办法利用水运,粮食只能靠人背,或者用牲口驮。由于沿途没有后勤保障,搬运粮食的人以及那些牲口,都要自带食粮、饲料,粮食能够真正被运到边疆并且留在那里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西汉时有人曾经计算过,说秦始皇时,要从今天的山东运输粮食到河套地区——新开拓的一个重点驻军以及修长城的地方。粮食运到的比例是多少呢?只有六十分之一。从山东运六十石粮食,到了河套只能留下一石。其他五十九石粮食到哪里去了?其中一半沿途已经吃掉了,士兵要吃,如果是牲口运的话,牲口也要吃饲料,沿途是不能解决的。如果牲口在路上死了,或者跑了,粮食就没有办法运了,所以主要还是靠人背。剩下一半粮食也不能全部留在那里,还得保证回来的路上有得吃。如果三十万人的军队驻扎在河套长城沿线,需要多少人、多少粮食保证!

另外,有些需要修长城的地段,没有那么多土,那么多石料,但按军事要求却必须修,需要的土石就得从其他地方运来。

明朝修的长城已经包砖了,就得专门生产城砖,当然没有办法就地生产,要在其他地方专门定制,烧好以后再运过来。我们到八达岭长城可以看到,有些城砖上面有某某府某某县造的字样,工程是相当大的。

长城的阻止作用,需要有其他功能配合。要及时报信,就得有烽火传递的功能。长城沿线隔一定的距离要修一个烽火台,或者一个哨所,当然得有人值班。燃烽火需要柴草,或者加牛粪、狼粪,发现敌情后按照预先约定的讯号或数目点火、放烟,一站一站接力传递下去。烽火台、哨所的人员、燃料是常备的,需要粮食、物资的保障,收到讯号后还得有兵可调,有武器可用,这样长城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或者守军抵挡不了敌军,长城就形同虚设。明朝末年,清兵动不动就进了古北口,不止一次杀进长城,最远的一次一直打到江苏徐州。其他朝代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有些地段的长城年久失修或者没有及时地修补,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防卫系统不全,该驻军的地方没有军队,或者军力太差,挡不了敌军。

尽管长城是个有效的军事工程,对保障当时政权的安全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的确劳民伤财。加重了百姓负担,当然会引起不满和反抗。秦始皇还不止修长城,其他大工程同时进行,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超出了百姓能负担的极限。

西汉开疆拓土,扩张到了河西走廊,那一带要建长城更困难,有些地方没有足够的泥土,只能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红柳和上泥。有的地段利用天然地势,依山傍岭,城墙本身就可筑得低一些。但在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一带,有水源,有土地,部队开展屯垦,就地生产粮食,不仅满足驻军和家属的需要,丰收年份粮食还可以外调。粮食供应解决了,长城的功能就有了保障。

明朝为了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和蒙古军队,保卫首都北京,修长城的质量最高,工程量最大,今天在居庸关、八达岭、金山岭等地看到的长城,工程浩大,有的地方还不止一道城墙,可谓固若金汤。长城沿线需要驻扎军队,明朝设置了九边,相当于九个军区。几十万名将士和家属常驻,需要消耗大量粮食物资,是国家沉重的负担。明朝初年就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实行“开中法”,具体地讲,就是国家拿政策换服务。拿什么政策呢?盐引,因为食盐是由政府专卖的,就规定如果谁能够将多少担粮食运到九边,就奖励谁一份盐引——一定数量的食盐专卖配额。早期的徽商、晋商有敏锐的商业头脑,把粮食运到九边,取得大量食盐专卖配额,成为大盐商。明朝用这种办法,比较稳妥地解决了九边的粮食供应,长城的功能才得到比较好的发挥。

所以长城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它反映了当时政权的综合国力,也离不开整个国家各方面的资源支撑。正因为如此,一旦长城失去了防范外敌的作用,长城内外统一了,变为一家了,就没有必要再花大的力量维修长城。我们看到,凡是长城内外已经成为一个政权的情况下,就不需要修长城,甚至连已有的长城要维护,当时的统治者都认为没有必要。

唐朝强盛的时候,北面的疆域一直扩张到蒙古高原以北,先后灭了东突厥、西突厥,西面的疆域扩张至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当然不需要在自己疆域内部修长城。元朝时,蒙古高原、东北、华北、河西走廊连成一片,都属于自己的行省,当然也不需要修长城。

清朝康熙年间,主管的官员报告,长城有些地段年久失修,有些关隘需要加固。康熙皇帝认为没有必要,还斥责他“糊涂”:我还要什么长城,蒙古不就是我的长城吗!现在天下一家,我依靠蒙古守卫我们边疆,还修什么长城?

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讲,长城防卫功能、军事功能的最终废弃是伟大的历史进步。

今天我们讲到长城,不能仅仅看到它历史上的军事功能,还要把它看成我们国家的一份珍贵的遗产,一项重要的文物。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长城的确曾经是一种象征,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一种坚强的精神,一种捍卫自己的领土、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的精神。特别是在国家危亡、民族灾难的时候,万里长城就是一种精神象征,激励着中华儿女抵抗外敌,坚持斗争,艰苦卓绝,巍然屹立。

另一方面,这么多年代久远、类型多样的长城及其附属建筑、遗址遗物,的确体现了先民的伟大创造力,在建筑、规划、工程、文物、文学、艺术、军事、经济、管理、社会、民族等各方面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