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六月，皇帝朱瞻基一天下班后，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门私下问他们：“太祖的时候，朝臣们都谨慎清廉，克己自守，可现在的官员们却贪浊成风，这是什么原因呢？”
杨士奇回答道：“太祖时是不错，成祖中期以前也不错，到成祖末期这种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如今更为严重。”
杨荣补充道：“成祖后期虽然有了贪浊之风，但也就出现了个贪官方宾（时任兵部尚书），其他人的严重程度还没有超过方宾的，现在可就不一样喽。”
明宣宗朱瞻基问道：“今天谁是最严重的？”
杨荣回答道：“刘观（时任左都御史）。”
明宣宗闻之牙齿咬得咯咯响。为什么呢？因为左都御史是都察院的一把手，相当于现在监察部的部长。“打铁还须自身硬”，监察部门都贪污成风，那还行什么监察之职，也说明那个时候的贪腐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明宣宗又问道：“谁可以代替刘观的职务？”
杨士奇、杨荣随即推荐了通政使顾佐。
明宣宗于是将刘观外派去巡视河道，任用顾佐为右都御史。御史们见刘观被贬，不再怕他报复，便趁机纷纷上奏弹劾刘观，并且涉及刘观之子刘辐许多贪赃枉法之事。明宣宗看了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观父子。
刘观被逮捕后，明宣宗拿出弹劾他们父子的奏章给他看，刘观当即就上疏为自己辩解，不承认那些举报材料上说的事。明宣宗更加恼怒，又把朝臣们先后送上的密奏全部搬出来甩给他看。这些密奏中有些贪赃受贿金额达千金，刘观一看当即傻了眼，这才不得不认了罪。于是明宣宗将刘观父子下到锦衣卫的大狱中，准备次年再处以极刑。
杨士奇、杨荣为刘观请求免其一死，明宣宗也念其旧情，就将刘观的儿子刘辐发配辽东，命刘观随同前往，算是免了他的死罪。刘观后来病死在了辽东。
刘观这样的大贪官虽然死了，但却留给我们一个问题：明朝历经十六位皇帝，总共276年，怎么在第五位皇帝才60年的时间就腐败成这样了？而且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时，反腐的力度和防止贪污的强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时，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可以说是达到了十分残酷的程度，贪污60两银子的官员就要被剥皮填草，以儆效尤的。那这贪污腐败之风到底为什么刮得这么快呢？
其实早在明宣宗的前任明仁宗时全国公款吃喝玩乐之风就开始盛行，到了明宣宗时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了。从京城到府县，所有的酒店都是人满为患，酒店门前官轿、官车云集，官员们天天大吃大喝，互相宴请聚会。所有人都以骄奢淫逸为荣，饭局比规格、比档次，还让小姐作陪。不仅如此，像都察院这样的监察部门都在起带头作用。
明朝刚建立时，明太祖朱元璋因为以前家庭和自己本人曾受尽贪官欺压，所以本能地就对官员贪污受贿很痛恨，所以他的执政理念就是“宽民严官”，一开始就对各级官员采取高压态势，甚至达到了残酷的程度。
在历史上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朝早期的官员有三个“最”：工资最少、权力最小、被杀最多。因为朱元璋从骨子里就十分轻视这些官员，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为他朱家打工的。既然是打工者，老板就没有必要与他们讲什么感情，对待他们也就冷酷无情了。
比如当时府县一把手的工资，仅仅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府县其他开支，包括机关雇员工资、办公、办案、接待、车马、人情往来等一切日常开支，国家一概不管。这就逼得官员们只能靠贪污受贿来维持正常的机关运转。那些官做得风风光光的，那些不是靠贪污受贿来维持资金来源的。
由此不难想象明朝的贪官为什么会那么多，考虑到朱元璋的高压政策，大批官员被杀头那就不奇怪了。即使是这样的高危职业，人们还是挤破头的往公务员队伍里钻。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这一年是朱元璋大杀贪官的一年。刘观就在这一年考中了进士，他是非常高兴和激动啊！看来走入仕途的吸引力完全代替了当官的高风险。刘观被吏部派到了山西太谷县做县丞（相当于副县长）。
然而刘观的人生目标可不止于此，他还有更高的目标，他可不想一直待在基层。于是刘观开始不断地钻营，不到一年时间就靠跑关系活动到了中央，任了个监察御史之职，从此开始了他在监察部门的工作生涯。在这个岗位上刘观一干就是十年，这期间他对自己要求一直很严格，一心追求上进。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破格提拔刘观为左佥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刘观当了左佥都御史后，因为犯了事而被逮捕入狱，但不清楚犯的是什么事。以当时官员的状况和朱元璋当时的反贪力度，一个监察百官的高官都会犯事，那恐怕和贪污受贿脱不了关系。
不过刘观的人脉关系网确实大，在入狱没多久，经过活动运作他就被释放了，而且朱元璋后来还任命他出任嘉兴知府。但是刘观实在是不愿意当地方官，他这个时候了还要挑，可见对自己的关系网还是比较自信。此时恰逢他的父亲去世，便以守丧为由辞官回雄县老家去了。
刘观在家待了六年，大明王朝的领导人也已经换了两茬，现在是明成祖朱棣当政。朱棣对待贪官的狠辣程度不在朱元璋之下。刘观此时闲赋的差不多了，开始想出来工作了。经过他的一番努力，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刘观被朱棣提拔为云南按察使（相当于政法委书记）。然而还未赴任，中央的任命又变了，改为户部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
刘观在工作了一年后，也就是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他又被调任为左副都御史，回到自己以前的单位。刘观做起工作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工作做得很不错。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礼部尚书郑赐病逝，于是朱棣升任刘观为礼部尚书，这下刘观终于成了正部级的大官了。同年十二月，刘观又与刑部尚书吕震互换官职，换来换去，反正都是要职，可见朱棣对刘观的重视程度。
随着官职的升高和皇帝对自己的重视，刘观开始有些飘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了，收受贿赂、搞特殊、讲排场、坐轿超标，各种腐败问题开始暴露。
当时监国的太子发现刘观的这些问题后，要对其进行批评。事情反映到了皇帝朱棣那儿，朱棣按照“大臣有小的过失，不应当就给予折振”的原则，特赐诏谕给太子，让他不要太认真，事情这样就被压下去了。这对刘观来说简直是一种鼓励和纵容，导致官员贪腐的问题以后只会越来越严重。
处于对刘观保护的原因，明成祖朱棣有意将刘观调出中央一段时间，以躲避形势。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适逢凉州羌族叛乱，朱棣便任命费献为都督，刘观为参赞军事，前去率军征讨，结果仗打得一蹋糊涂。刘观骄傲自满，把征讨视同儿戏，严重失职。朱棣一气之下，将刘观调回朝廷当了个一般的小吏员。
刘观在这个小吏员的岗位上一待就是五年，到了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朱棣重新启用刘观，并提拔让他重新做回了左副都御史。刘观还真是做监察工作的能手，虽然他自己也需要监察，一回到老岗位上他就做得有声有色。很快朱棣就又提拔刘观为左都御史，成了这个监察部门名副其实的一把手。这期间刘观除了做好中央监察的业务工作外，还多次奉命督办通浚河漕，巡抚各地考察官吏，这些工作都做得不错。
朱棣去世后，继任皇位的是明仁宗朱高炽。朱高炽和他的父亲朱棣、爷爷朱元璋不一样，“性甚仁恕谦卑”。这还不算，自己本事不大，他还要对父亲和爷爷的反贪政策进行改革，想自己另搞一套政策。
朱高炽认为，当时的国家法制是有些乱，官场纪律是有些松弛。但是有关部门上报的所谓大案，都是舞文弄墨的妄加之罪。他要求凡是死刑，一定要再三斟酌，执法部门不能疏忽，也不能宁当酷吏还不感到惭愧。审理定案时，如果发现有冤情，不管多复杂都要认真复查。
而且，朱高炽还批评监察和司法部门，说他们过去把诬陷人当成功劳，抓住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句话、一个字，就以诽谤罪论处，甚至弄得有些官员家破人亡，还不允许申冤辩解。现在这种风气又开始出现了。治理国家是要听取大家的意见的，所有人现在害怕不敢说话，所以不要再动辄就说是谁谁诽谤了。
大学士杨士奇按照朱高炽的指示，立即拟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说，以后凡是对官员贬谪、抄家、死刑，执法部门必须上报，如果多次上报都不能获准，那就不能执行。以后各执法机关一律不能再用鞭打的刑罚，更不能用宫刑让人绝后。除去谋反者以外，一律不能再牵连家人，另外凡是举报诽谤的一律不再立案。
明仁宗的举措彻底抛弃了朱元璋、朱棣开创的反贪局面。他对以前形成的针对贪腐的高压态势开了一个减压的口子，官员们原有的紧张一下子就放松了。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整个官员队伍，特别是在政权高层的官员中，办事就要讲实惠，官商勾结，权钱共谋，奢靡之风迅速蔓延。
正当官场风气按照明仁宗的思路迅速恶化之时，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继位的是明宣宗朱瞻基，明宣宗的性格比较多面。他一方面继承了明仁宗的政策，提倡以人为本，实行惠民政策，另一方面对贪官污吏，即使是公卿大臣，也敢于下手。曾经就处理过不少贪污腐败的官员，像御史沈瑞、工部尚书吴中等。
刘观在明仁宗时就继续担任着左都御史之职，由于以前朱棣的重视，明仁宗对刘观也是高看一眼，还让他兼任太子少保（太子的老师）。并且破天荒地给他开了两份工资，这在明朝是绝无仅有的。
明仁宗的重用使得刘观又开始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了，并且有了搬弄是非、随便整人的毛病。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当时的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法院副院长）戈谦多次上书说事，明仁宗嫌他说话啰唆不得要领感到厌烦，经常批评他。这本来是件小事，戈谦作为一个部门的副职，一见最高领导人就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刘观竟然落井下石，趁机发动他下面的十四道监察御史上书说戈谦的坏话。
从此以后所有人都看清了刘观的人品，大家都开始鄙视他，认为他做人很不地道，都心照不宣地有意躲避他。
到了明宣宗时，明宣宗朱瞻基也经常批评刘观，嫌他上报案件过多、过滥。让他对人要宽厚，能不立案就不要立案。所以后来都察院每次上报案件都是一压再压，一减再减，一拖再拖。刘观每次上报案件还特别紧张，只要见到明宣宗不高兴，他就不敢把上报材料拿出来。
刘观作为都察院这样的监察部门的一把手，在全国公款吃喝之风盛行时有请必到，还在饭局中多次接受贿赂。行贿之人送了礼之后就到处宣扬，其他人知道后就都找刘观行贿办私事了，这样刘观简直就是“名声在外”了。
刘观的儿子刘辐，利用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公开索要贿赂，甚至包揽诉讼，大肆聚敛钱财。刘观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儿子胡作非为。
至此以后，刘观的下属以及其他官员，见刘观都是这样，索性都贪污受贿无所顾忌了。高官的子弟们也纷纷效仿刘观的儿子刘辐，打着他们父兄的旗号，胡作非为、大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导致全国官场之风严重败坏。
可以说刘观及他的都察院这是给百官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带头作用，你这监察部门带头腐败，那还怎么监察百官，为国家为政府起监督作用。明宣宗就是清楚的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才决定拿刘观开刀，杀一儆百。
处理了刘观之后，明宣宗又安排人考察其他有贪污行为的被免官吏，渐渐的官场贪腐之风才开始有所好转。明宣宗感慨地说，幸亏罢免了刘观，要不然这国家的风纪和法度不知要坏到什么程度。
然而到了明宣宗的下一任明英宗朱祁镇时，明朝的贪腐之风又开始逐年抬头，到了明朝中后期这贪腐如同洪水猛兽汹涌而至，以至于最后无法收拾，导致明朝最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