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按：鲁迅所记有误，《眉语》乃高剑华主编），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按：即易卜生）的剧本的绍介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胡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以前说过的鸳鸯胡蝶派，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世界》，来流布他们的文章。这一种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鉴于上述杂乱现象，鲁迅所讲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要做的工作，是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即从文体的角度，以整体的、“演进”的观念，勾勒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揭示不同时期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
该讲概括了《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第二篇“神话与传说”、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共四篇的内容，主要讲了以下五个方面：
（一）神话是文艺的萌芽。
（二）中国的神话很少。
（三）所有的神话，没有长篇的。
（四）《汉书·艺文志》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
（五）现存汉人的小说，多是后人伪作。
这五个方面，《中国小说史略》论述甚详，鲁迅在讲演中将其口语化，且简明扼要、条理清楚，很便于听讲者接受。
同时，这一讲中有不少《中国小说史略》中没有的创造性的发挥，撮要胪列如下：
（一）据《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
（二）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三）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断片的，没有长篇的，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是本来的少有。我们在此要推求其原因，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种：一、（中华民族）太劳苦；二、易于忘却。因为中国古时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殽杂，则原始的信仰存于传说者，日出不穷，于是旧者僵死，后人无从而知。
（四）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则将来一学科学，自然会明白，不至迷信，所以（读《列仙传》《神仙传》中片段的神话）当然没有害的；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学识不再进步，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将永信以为真，所以也许是有害的。
以上四条创见，无不发人深思。尤为关键的是，鲁迅令人信服地解决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问题，为后面的讲演铺设好了路基。
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此讲浓缩了《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三篇内容。《中国小说史略》多举证，而讲演多阐述，创见迭出。
（一）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
（二）……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以上两点，可谓《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至第七篇点睛之阐发与补充，有助于对原书做提纲挈领之把握。因而读《中国小说史略》，不可不读《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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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