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九江失守后，中国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如果日军执意进攻武汉，固守是极其困难的，以至最终难以守住。
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
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路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
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
且受敌之包围，则视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这就是说，保卫武汉，“须守备其外围要域”；若外围要地尽失，则武汉即失去屏障，“其本身无险可守”。
然而，至少在九江以东，长江沿岸“要域”已落入日军之手。
由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总体战略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沼地带尽力实施防御作战，固守的时间越长越好。
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内：“第五、九战区沿江部队须绝对固守，其部队配置及江防阻塞尤要注意周到，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短小空间换取长大时间”。
当时，中国的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北，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因此，蒋介石要求两战区在武汉会战的同时考虑到今后的作战：第五战区须“以大别山、大洪山一带”为后方依托，第九战区须“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后方依托，密切“注意襄阳与宜昌及南昌与长沙之间之交通线。
以后两战区之联络线应以宜昌为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武汉会战兵力使用的整体把握是：“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
上述战略预想基本符合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