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张发奎将军是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人物。他早年参军追随孙黄，坚决进行国民革命，治军有方，作战勇猛，成为名震海内的铁军军长；革命历程中同情中共，即便在国民党分共后仍接纳共产党在自己军中；日本侵华，他又是一马当先，成为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典范；戎马生涯中，虽反复易帜，但内心始终忠于国民革命……张将军的魅力也就来自于他传奇而看似矛盾的经历，回首张将军一生，发人深省，引人唏嘘。
向往革命的铁军军长
张发奎，字向华，1896年9月2日生于广东省始兴县隘子镇彩岭村。他8岁入私塾读书，私塾先生也姓张，他告诉张发奎，当地的张姓人家，都是中原地区客家人的后裔，唐朝开元盛世的名相、初唐杰出诗人张九龄是他们的祖先，从此以后，张发奎便以张九龄的后人自居以勉励自己。张发奎自小生性活泼好动，却不料因此惹出乱子，因同学溺毙事件而出走广州，为他的戎马生涯埋下伏笔。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令他印象深刻，让他知道什么是革命党人什么是同盟会，辛亥革命的成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在此期间，他通过和广州革命青年的接触，阅读进步报刊，逐渐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赶走帝国主义，才能救中国，随后他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上学期间，他聪敏好学，在3000同学中以《吴起将兵与士卒同甘苦论》一文名列前茅，得到粤军名将邓铿的赏识，吸纳他成为国民党党员。1914年秋，张发奎升人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学习军事。
毕业后第二年，张发奎被派广东随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在士敏土厂任事。此时在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跟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复兴中华。后来孙中山的粤军扩充为两个军，在广东招兵买马，张发奎从小的好朋友薛岳前来找他一同前往投粤军，他一听说此事当即决定投军报国，于是和薛岳、叶挺结伴来到福建漳州投奔孙中山的粤军。薛岳这一找，成就了军事史上两个传奇将军。
1920年春，孙中山见时机成熟，正式命令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粤军分三路出击，任中尉副官的张发奎随左翼军作战。部队打到惠州时遭到桂军精锐的顽强抵抗。惠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东临大江西为西湖环抱全城，仅有几米平坦小路可以通入城内，桂军凭借着惠州的高大城墙负隅顽抗。望着不断倒下的战友，张发奎看不下去了，他主动请战带敢死队攻城，终于在几番英勇冲杀之后，敢死队突破敌阵爬上了城墙，粤军随之攻下惠州。此役张发奎缴获新式步枪两支，首立战功，论及英勇，绝对不亚于《亮剑》中的李云龙。后来陈炯明叛变，张发奎率部与叛军战于翁源。陈炯明爱张发奎之才，试图拉拢，遣前陆军小学校长翁式亮致函张发奎，他却以“师恩难忘，恕难从命”回绝，毅然率部退入始兴仙人洞据山相抗半年，所以以后有了“大王”的绰号。
第二年春天孙中山重返广州，张发奎举兵驱陈，升任团长，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屡立战功。后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任独立旅旅长。南征中，十二师师长梁红林叛变，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部队。得到消息的张发奎率军及时赶到阳江，刚好遇上了溃逃的叛军邓本殷部。溃逃叛军哪里是张旅这支生力军的对手，独立旅一阵猛攻，歼灭了邓本殷的叛军。胜利后，四军军长李济深夸奖张旅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并将独立旅扩编为十二师，年仅29岁的张发奎升任十二师师长。
1926年，国民政府再次誓师北伐，主要攻打吴佩孚和孙传芳，张发奎率十二师与第十师高唱着《国民革命歌》从广州开拔前往湖南。进入湖南后，张发奎接到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命令：第四军在湘江东岸作战，攻克醴陵和株洲，同时警戒江西孙传芳部，保证北伐军右翼安全。张发奎判断，这一仗打泗汾最为重要，泗汾拿下后，敌人残余就会败退醴陵或江西萍乡，醴陵就可以不战而胜了，因此必须控制或切断萍株铁路线，才能肃清萍株线以南的敌人，巩固湘南广大地区。战斗打响后，进程果不出他意料，经过两天的激战，第四军击败敌军拿下醴陵，在此胜果基础上，陈铭枢又率第十师攻克株洲。株醴两线敌军涤荡之后，浏阳已无险可守，长沙尽失屏障，李宗仁、唐生智不久后率部顺利攻克长沙，随后张发奎又攻克浏阳。在浏阳，张发奎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治军严明，颁布了“四大禁令”和“三大公开”的纪律，使部队在此期间深得百姓拥护，这几条纪律也成为张发奎往后治军的原则，这也是铁军之所以是铁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势如破竹地打下了平江，吴佩孚倚为“良将劲弩，信臣精卒”的精锐部队，顿时烟消云散，湘东北门户终为北伐军打开。
醴陵、平江的接连失守，迫使吴佩孚部退守汀泗桥。汀泗桥三面环水，后枕高山，除西南铁路桥可通外，都是崎岖山路。吴佩孚屡败后，集结两万军队，任宋大霈为指挥，欲凭天险迎击四军并歼灭它，并亲自率嫡系部队倾巢南援。8月26日，四军发起攻击，宋大霈率大刀队督阵，双方激战甚烈；到夜间，张发奎令36团渡水偷袭敌后。占领中央阵地。第二天拂晓，张发奎亲率35团及叶挺独立团从正面奋勇冲杀。共产党员占多数的独立团，视死如归，血战数小时冲过铁桥。宋部腹背受敌缴械投降，第十二师占领汀泗桥。此战双方争夺激烈，各死伤2000余人，四军中，仅第十二师就毙敌1000余人，俘虏2000余人，缴获大量作战物资。此战过后，战斗的焦点转移到贺胜桥。
贺胜桥是继汀泗桥之后的又一座铁路桥，桥两侧左为梁子湖，右为背塘湖，都是天险，是进入武昌的必经之道。这次守桥的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直系精华，督战者是直系主帅、能攻善守且自诩为戚继光的吴佩孚，注定又是一场血战。北伐军此役指挥官李宗仁当即下令四军和他的七军同时出击贺胜桥，第十二师担任主攻。张发奎接到命令后立即部署35团从左路进军，独立团主攻右翼，企图突破敌人正面阵地。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但见空中子弹乱飞，战场上血肉横飞，一片火海。这时张发奎率预备队急行军赶到前沿，阵地，面对严峻的形势，他命令警卫员把他的“花机关”擦拭好，子弹上膛，随时准备亲自上阵冲锋。
天晓时战局仍无转机，张发奎一马当先，端起“花机关”毅然带领部下们冲入子弹横飞的战场。在他的带领下，北伐军舍生忘死地冲击敌人阵地。不到半小时，敌人开始惊慌撤退。又经过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战场形势逐渐明朗，吴佩孚乘火车夺路而逃，经过整整一昼夜的奋战，张发奎带领第十二师终于拿下了贺胜桥。此役四军伤亡497人，歼敌500余人，俘虏2500余人。至此，北伐军直逼武昌。
四军北伐入湘，战无不胜，汀泅桥、贺胜桥之战，重创北军，写下了北伐战争最光辉的一页，赢得了“铁军”称誉，张发奎成为声名远扬的“铁军英雄”，这两战也成为他军旅生涯中最为闪亮的一笔。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张发奎率十二师援赣，首战马回岭，全歼孙传芳谢鸿勋部，后又协同第七军克九江取南昌，遂回师武汉。1927年1月，战功卓著的张发奎晋升为铁军第四军的军长。武汉粤侨联赠“铁军”盾牌一块(见图)，以纪念四军功绩。
他所率领的铁军第四军，成为中国军界的一块丰碑，产生了深远影响。朱毛会师整编部队命名为红“四”军，国共第二次合作南方游击队整编命名为新“四”军，都与张将军带出的铁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中共的不解之缘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出身贫寒、心向国民革命的张发奎一直与中共友好相处。可以说在大革命时期，除了贺龙等后来与国民党决裂、参加革命起义的将领之外，北伐军高级将领中，张发奎是与中共关系最友好、对中共帮助最大的人。张发奎将军的魅力，也很大程度来自他与中共的这段不解之缘。
北伐期间的张发奎，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典型的左派将领形象。如作战英勇，冲锋陷阵；治军有方，注意做民众工作；关心部下疾苦，急官兵之所急；尊重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人，重视政治工作等等。受共产党员的影响，张发奎也亲自参与政治工作。以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之后的俘虏工作为例：对所有俘虏，由政工人员加以“政治训话”后，即“听其自由”，不少俘虏愿意随队而行，“该师对其待遇，又一如自己兵夫，无稍歧视”。铁军实行优待俘虏政策，和后来的共产党的政策简直如出一辙。
在此期间，中共对张发奎也在多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尤其是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政工人员，工作都非常出色，对这支部队的发展壮大、对张发奎能取得不同凡响的军事成就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30多年后，当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学者问张发奎：“共产党人是否给了你很多帮助?”张的回答仍然是：“没有问题，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且优秀。”正因为此，在北伐战争中，张发奎与共产党人曾经有过密切的合作。他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3.20”事件后，军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日的军阀，他们对共产党员抱有毫不掩饰的恐惧心理。但张发奎对共产党进入他的部队似乎并不介意，随着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增多，共产党员在他的部队中也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一个独立团的范围。在他部队任职的著名共产党人有廖乾吾、叶挺、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周士第、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以及贺龙、叶剑英等。到北伐后期，张发奎任第2方面军总指挥后，“据不很切实的材料知道，在张发奎的军队中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其中，叶挺第24师、贺龙第20军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卢德铭第2方面军警卫团是发动秋收起义的主力，叶剑英第2方面军教导团是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张发奎的部队成了革命的大本营。
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之后，张发奎主张立即出兵“东征讨蒋”；二次北伐回到武汉后，他也表示“蒋逆为吾人目前之敌人，非出师讨伐不可。”甚至在分共之后，张发奎仍大批接纳共产党人，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
张发奎对中共的同情也使得共产党一直意图争取张发奎，甚而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的南昌起义后，仍将张发奎列名为主席团成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第2方面军总指挥，贺叶分别打电报给张发奎，欢迎他来南昌一起干革命，群众团体也发通电以及贴出“拥护张总指挥”的标语。贺龙只是就任第2方面军“兼代”总指挥，意即仍随时欢迎张发奎前来。只可惜张发奎信仰的是国民革命，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共产党里又会多一位真正“老革命”的元帅了。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部队被拉走了三分之二，出生入死的铁军军长自然是愤恨难当，另外自己因共产党起义必然遭致国民党的怪罪，不得不派兵前往追击起义部队。但冷静下来后，张发奎还是不愿与起义军队发生冲突，一方面很多是自己的熟人朋友老部下，部队是自己亲自在血与火中带出的老部队，而且战斗力极强；另一方面，一心进行国民革命的他始终对共产党保持同情，不愿与共产党交火。南昌起义后他还与尚在军中的郭沫若联系，得知郭沫若要去南昌投奔起义军时，他对郭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下戒严令，……明天就不能保险了。”并请郭向贺叶等转告以下四点：“1、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2、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3、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张发奎的名义，傀儡我做不来；4、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在郭沫若的要求下，张发奎以书面形式为郭写下了这些内容。另外张发奎迟迟按兵不动。九江到南昌，最迟3天可到，但张发奎直到起义军于7日全部撤完，8日才进南昌，很显然不愿与起义军正面冲突。张发奎还听从了叶剑英的建议，在率部返回广东途中另走了赣州、大余一线，使起义部队免除了后顾之忧。即使在李济深派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叛军”时，他仍然“坚不从命”。此后，张发奎和他的部队颠沛流离，和共产党的这段缘分暂时中断，到了抗日和解放战争才再续前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多次制造摩擦，眼看国共内战不可避免，周恩来指示置身广州的特制成员“相机撤退”。在此危急之际，张发奎的表现仍是很重感情，对于云集在广州的一大批从事和平民主运动和文化工作的党内外知名人士，采取“礼送出境”的方式。军统特务黄珍吾地张发奎的此举甚为不满：“不能放虎归山啊!得到的却是张发奎横眉冷对的训斥：“胡说八道，你想干什么!”可以猜测，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后肯定又是暴跳如雷，大骂“娘希匹”。
1947年冬，解放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对内战没有兴趣的张发奎不仅没有进入内战战场，还因此被免去了广州行辕主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只给了他一个闲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天夜晚，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第14团团长陈一林来到张发奎的寓所。陈一林深信张发奎，大胆向张发奎说起了心思：“蒋介石独裁，腐败无能，我们不能跟他走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将领非常信任，我们抓紧时机弃暗投明吧。”张发奎并未阻挡老部下，明朗地说：“你还年轻，有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我理解。”1948年，陈一林在湛江地区率部起义。
坚决抗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抗击外族入侵的一幕，无数仁人志士投身抗战战场。最令人感动的是国共双方摒弃前嫌，携手进行全面抗战。张发奎将军眼看民族危难，自然也是奋不顾身投入其中。
“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就电请南方政府允其开往东北抗日，热衷内战的蒋介石未予理睬。几个月后，他再次要求率部援黑龙江，蒋又不允，反将其调往江西剿共，他备感痛心，于是只身出国游历欧美，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他在国外宣传抗日救国受各地华侨欢迎。他在伦敦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发表讲话：“如有机会，余愿率一旅之孤军奋起抗敌，期有抱国仇于万一也。”在美国时，一位叫雅仑的医生，用一个家传的酒杯盛满白兰地对张说：“在我有生之年，如你能打败日本，我情愿把这杯子送给你”。张发奎当即毫不犹豫一饮而尽(抗战胜利后，雅仑找到张的弟弟勇斌果然把酒杯交其带回)。1935年春张将军回国到南京见蒋介石，提出：“今后中国之出路，惟有抗战之一途。”蒋介石为他的抗日决心所感动，许他日后为抗日先锋。
在国民党军队内，陈诚的爱才是有名的，他用人的原则是不论派系，举人惟贤。陈诚见到张发奎一心抗日，便向蒋介石保举张发奎去杭州主持国防工事建设，蒋介石怕张发奎拥兵反他，稍有迟疑。陈诚则向蒋介石保证，如果怕他拉走军队，“就让他指挥我的十八军好了”，于是张发奎任皖、赣、浙、闽四省边区总指挥及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专事督办抗日防御工事。张发奎因此事对陈诚非常感激，以后谈起陈诚来，总是称“辞修将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张发奎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日军侵略的野心使战争很快就到了他的眼前。8月13日，淞沪会战拉开帷幕。此战中，他被任命为右翼军总司令并兼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战斗中，蒋介石把王牌炮兵部队第二旅拨归张发奎指挥，该炮旅装备有从德国进口的“福卜斯”75毫米口径山炮，此炮为当时中国陆军中口径最大最先进的火炮，射程9公里，射速每分钟25发。
8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张发奎命令炮二旅借着恶劣天气掩护运动到江岸预设阵地，并对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开火，几乎弹无虚发，一向稳重的张发奎露出了笑脸，结果由于火炮口径不够，威力太小，未能按预想击沉敌舰。张将军得知后懊恼不已，由此可见“攘外必先安内”对抗战影响之严重。受到炮火袭击的日军马上展开了疯狂的报复，用舰炮轰击和舰载机轰炸，试图消灭中国炮群。张发奎便调整作战计划，把炮兵改为分散游击敌人目标。在随后的战斗中，张发奎指挥炮旅猛烈炮击日本控制的跑马场机场，共击毁击伤敌机15架，随后又成功地击伤了日军旗舰“出云”号，由此便传出了张发奎“神袍”的传说。
张发奎抗日爱国行动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同年10月，上海《救亡日报》刊登了著名记者夏衍采访张将军的专稿，并附有田汉对张将军的赞诗：把酒持螯咤风云，一时饮者尽输君。浦江两岸波涛壮，始信人间有铁军。
后来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失误，中国军队失败撤出上海战场，尽管伤亡惨重，却大大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让张将军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对于淞沪战役，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在此役中虽然损失了巨量的兵员，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其稍堪告慰的，我们则由此而认识了现代战争的特质，获得了许多的经验与教训，增进了不少的各种战斗技能，同时警醒国人救亡图存的观念，再接再厉，产生新、厚的丰硕力量，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去争取最后胜利。
1939年，第四战区成立，张发奎就任司令长官。11月日军发动了南宁会战，为了策应广西作战，广州日军对粤北展开攻击。了解了敌方作战部署后，向来主张“以守为攻”的张发奎作出部署：“我们要以凌厉攻势来催破敌人的企图，绝不能令部队以守势实行逐次抵抗，必须以主动的攻击手段，把握战机，趁敌人突进分离、战线拉长的机会，予以各个击破。”最能领悟张发奎作战思想的六十二军军长黄杰，从中线主动出击，歼灭日军1900多人，收复了牛背脊，形成了对敌人的南北夹击。在张将军正确的指挥下，敌人不堪损兵折将而败退，此役史称“第一次粤北战役”，共打死打伤日军3966人，保卫了粤汉铁路和粤北地区，挫败了日军逼降的阴谋，支援了桂南的抗日作战，为张发奎的戎马生涯又写上了光彩的一笔。
此间还有一个小插曲。1943年，领导越南人民抗日的越共领袖阮爱国，化名胡志明在柳州被国民党拘留，一直对共产党怀有同情之心的张发奎心存抗战大局，得知此情况后，反复向蒋介石请示终于得到允许释放了后来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再次帮助了共产党。
经过如张发奎将军的无数中华热血儿女艰苦卓绝的8年奋斗，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坚决抗战并屡立功勋的张发奎将军被任命为广州地区受降官，接受日军的投降。事后张发奎说起受降的经历，欢欣溢于言表：“日军投降的那一刹那间，内心的快慰，非语言所能形容，确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日子。当晚即将保存了8年的白兰地取出痛饮。”这瓶白兰地是在上海时杜月笙送来的，正在与敌对峙的张发奎虽然好酒却无心享用，即发豪言“打倒日本军阀后再饮”。
不事二主的忠勇将军
张发奎早年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教育，又曾亲身随孙参加革命，他一生的志愿，就是扫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他一生的忠勇，都来自这一志愿的支撑。
国共合作期间，由于共产党人在战场上视死如归，作战勇猛，张发奎将共产党视作革命的可靠同志，与共产党人结下不解之缘。蒋介石发动针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政变后，张将军即追随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通电反蒋。当汪精卫开始分共后，对革命怀有朴素感情但不热心于政治的他未能认清汪精卫的反动嘴脸，被迫反共，对于此段历史，张将军在回忆录中曾说道：“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知，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高于政治。”这段话足可见将军的忠心，但同杜聿明等人一样，回避政治很可能让这种忠心变成愚忠。此后当汪精卫投降日本后，看清汪精卫叛变孙中山国民革命嘴脸的张发奎，毅然决然地通电反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同样由于对国民革命的忠诚和不好政治，使得张发奎与国民党的另一领袖蒋介石的交往中也充满着变数与矛盾。“宁汉合流”后，对政治兴趣不高的张发奎只得追随他所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国民党。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任讨桂军右翼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整编第四师师长(原第四军)，率部于鄂西击败桂军。9月，蒋介石存心消灭异己，下令张部移防陇海路，计划第四师途经浦口时将其包围缴械，于是张发奎再次反蒋。抗战中，蒋介石抗战的态度使张发奎再次摒弃前嫌，在其麾下专心抗日。1949年3月，在解放战争中大势已去的蒋介石请出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此期间张将军曾劝代总统李宗仁学张学良把蒋介石“软禁”起来，然而李宗仁没那气魄。眼看国民革命无法在蒋领导下实现，张将军不久后便辞职定居香港，组织“第三势力”继续其国民革命梦想。张发奎与蒋介石打打和和很多次，被许多人斥作狡猾、没有气节。但冷静思考张发奎的心路历程则会发现，虽其中不乏保存实力的想法，但看到更多的是张将军对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的一片赤诚。
鉴于张将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与共产党愉快的合作经历和感情，共产党始终未放弃对张发奎的争取工作，但始终未能奏效。究其原因，张发奎在回答其部下起义前“你会不会通电起义拥护共产党”的问题时可以窥知张将军的真实想法：“我不会通电，我仍然是过去那种‘不事二主’的态度，我是孙中山的信徒，对孙中山不能变节”。简单的一段话，道出了张发奎内心的真实想法，也道出了他看似矛盾行为的深层原因。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将军在香港病逝，走完了对国民革命忠诚的一生，尽管在政治上不够明白，但他一生的忠勇让人敬佩不已。他死后，他的老部下叶剑英致电其家属：“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信，尚希节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他个人对这位忠于民族的铁军枭雄的敬意和哀悼。（特约：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