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有中国特色的事件，是一部惊心动魄、宏伟壮丽的英雄史诗。在伟大的长征途中，出身于黄埔六期的陈伯钧先是在红1方面军的红5军团任参谋长；红1方面军与红4方面军会师后，调任红4方面军第9军、第4军参谋长；红4方面军与红2、红6军团会师后，他又调至刚刚组建的红2方面军，任红6军团军团长。从1934年10月~1936年10月，作为我军唯一一位担任过3个方面军高级指挥员的开国上将，陈伯钧在长征路上走了整整两年，今天我们不应忘记。
中央红军长征的“铁屁股”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一直未能打破。1934年10月12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突围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18日，身患虐疾的红13师师长陈伯钧率部队从兴国曲利出发，开始长征。10月底，陈伯钧指挥13师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击溃沿途围追之敌。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各路敌军开始向湘南地区开进。11月2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冲出敌军的重围，发出强渡湘江的命令。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5军团将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陈伯钧奉命指挥13师阻止西追之敌，很好地完成了掩护红8军团渡江的任务。这时，陈云来信说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而此时，担任后卫的13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比全师人数大两倍，使得部队的行动相当困难，但陈伯钧沉着指挥，终于在12月1日率全部人员渡过湘江，经过连续作战，胜利到达贵州境内。
1934年12月18日，陈伯钧调红5军团部接替刘伯承任参谋长。1935年1月，陈伯钧因腿伤随军委4局行动。3月18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时，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回到5军团指挥部队作战，掩护大部队西移。3月22日，陈伯钧和董振堂、李卓然率5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在大平渡之间四渡赤水。随后，他又率部急行军南下，冲出敌人封锁线，掩护军委纵队过了白腊坎。待敌人发觉后，他们机智地率部改道元宝山、大水井一线，在扁岩塘渡河。不久，陈伯钧指挥部队成功掩护大军强渡乌江。4月，敌军分数路追击红军，陈伯钧指挥5军团同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才阻止了敌人的追击，保障了中央红军的安全。
4月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是日，中央红军分3路由寻甸、崇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根据中央安排，红5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过江。5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指挥大军在皎平渡附近抢渡金沙江，陈伯钧和董振堂、李卓然奉命指挥5军团在石板河、龙郎河一线及坎凳东南山地构筑工事，扼止追敌万耀煌部，护卫全军的行李辎重过江。我军委纵队渡江要4天，加之1、3军团在别处渡江不成，也要到皎平渡来渡江，5军团的掩护任务更重。直到1军团渡江完毕，5军团才于5月8日星夜冒雨急行军160华里，由龙郎河到中屋山渡过金沙江。5军团渡江后，仅休息了一个上午，又继续行军60里，赶到会理县境内，准备随时打击增援之敌，保卫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路上，陈伯钧等率5军团经过一系列艰苦战斗，于7月4日胜利到达懋功与4方面军的第9军会合。
长征以来，5军团一直当后卫，一路上抗击追敌，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浴血苦战，功勋卓著。这一点连李德也不得不承认，5军团“享有只善长于掩护战的名声，……其实，他们也很善于进攻。1935年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贵州非常勇敢地、几乎毫无伤亡地攻下了贵州省军队防守的布满堡垒的山坡。”5军团在红军中以能打防御战和掩护战而著称，身为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因此也有了“铁屁股”之称。
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功臣
中央红军与红4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为加强部队建设，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根据党中央指示，陈伯钧被调任红4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此时，张国焘却在暗地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一再拒绝中共中央的来电，加紧控制4方面军所属部队。9月3日，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方针，致电中央，要求右路军南下，擅自决定左路军返回阿坝，并密电他的支持者要其挟持右路军南下。得知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后，陈伯钧率政治保卫队及船工会人员行军120里，于6日赶到中阿坝。7日，张国焘也到达中阿坝。8日上午，陈伯钧对他说：“我深感个别以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既不坦白承认各方面之错误，又不迅速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即解决各种纠纷。假（给）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并提出：“你要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张国焘装模作样地说：“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又不能及时办到。”最后，陈伯钧义正词严地说：“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不然，则纠纷日深，团结日乖，这对革命损失必定很大！”最后，大家不欢而散。9日，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谈话，未遇，便与刘伯承谈论前两天见张国焘的情况。刘伯承说：“你要镇静，冷静，详细观察事变的进展，并注意斗争策略。”
此后，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直到13日晚才见到张国焘，当时，一个高级干部劈头就问：“陈伯钧呀，听说你反对我们张总政委？”“谁敢反对张总政委就没有好结果！”陈伯钧也不示弱，气氛很紧张。张国焘赶紧假惺惺地对陈伯钧说：“坐下坐下，有话好说。”那个高级干部连珠炮似地向陈伯钧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中政局1、3军北进问题，5次‘围剿’及突围后的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陈伯钧据理一一答复。最后，陈伯钧被张国焘安排到总部“休息一个时期”。由于陈伯钧的骡子被扣，马夫被打，警卫员挨整，陈伯钧于14日只身离开9军去了总部。
9月中旬，经再三交涉，陈伯钧才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10月下旬，陈伯钧随红军大学撤离中阿坝，一路行军筹粮，对付地方反动武装。11月上旬，红军大学改为中级干部队，陈伯钧写信给张国焘要求调前方工作，但无结果。12月初到灵关，陈伯钧身患重病，有人还说他患的是“政治病”。这个时期，虽然他在政治上受张国焘迫害，精神非常痛苦，但他坚定乐观，有时还高歌数曲，以泄胸中郁气。
1936年2月11日，由于军事指挥工作需要，陈伯钧带病到第4军任参谋长。3月初，陈伯钧指挥第10师（师长陈锡联）作战、筹粮，并侦察北进道路。4月初，他又率部进占瞻化，整训部队，对4军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原军长王宏坤回忆说：“当时环境恶劣，部队减员多，加上张国焘分裂主义干扰，工作很难做。陈伯钧胸怀宽广，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困难。因为他能打仗、能训练、能讲课，经常主持战术讨论，工作抓得很好，4方面军干部、战士对他的印象很好，加深了周围同志对中央红军的认识。”6月初，红6军团到达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22军会师。17日，陈伯钧会见了6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并详谈了1、4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及开“锁口”会议的情形。6军团的领导人听了陈伯钧的介绍后，立即将张国焘分裂行径的真实情况报告了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从而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
建功6军团受主席亲笔褒奖
7月2日，红2、红6军团齐集甘孜，胜利地完成了同红4方面军会师的任务。7月4日，陈伯钧到达东谷受到朱德、任弼时、刘伯承的接见，并通知他调6军团任军团长。当天下午，陈伯钧到职工作。陈伯钧到6军团后，和政委王震等决心迅速扭转和纠正部队疲劳、涣散、给养太差的情况。他们一面深入基层，抓紧班排以上干部的教育，一面改进机关工作。
7月29日，中央军委指示6军团迅速北进，配合1方面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次日，陈伯钧和王震率部从下阿坝出发，经郎垭到木耳马。第二天翻越长江、黄河之分水岭。8月1日，陈伯钧赶到先头团指挥所，指挥部队沿河而上，找到了通往箭步塘的道路，然后率部过噶曲河，向包座挺进。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军、备战、筹粮，8月下旬，6军团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9月中旬，全军经礼县、成县、徽县、两当、凤县到双石铺。10月4日，陈伯钧率部从甘肃西南边界的两当出发，向天水附近进军。5日，和王震在高桥会合。由于陈伯钧的工作突出，10月15日，毛泽东亲笔来函——“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10月18日，陈伯钧和王震率部由青江驿到达老君坡，与红1军团第2师会合。陈伯钧欢欣鼓舞，主持了欢迎会，并致欢迎词。21日，陈伯钧随同红2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隆德西北的平峰镇同红1军团领导人会合，22日到达将台堡，同红1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师。至此，红2、红4方面军历尽艰辛，胜利地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终于实现了同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特约：张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