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风叶
武川镇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西，是一座阴山北麓的小城，与沃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怀朔（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抚冥（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柔玄（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怀荒（位于今河北省张北县）并列为北魏六镇。但正是从这样一座小城中，走出了北周、隋、唐三代帝王家族。
传说北魏晚期时，曾经有一个相面和尚云游至武川镇，举目所见之人全都有帝王将相的富贵面相，导致他不再相信相面之术，从此专心回归佛门。如果这位相面和尚得知后来的历史发展，大概也会惊叹于武川之地的神奇。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此作出的评价是：
“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
将武川视为王气聚集的福地。其实所谓的“贵相”与“王气”并不神秘，阴山下的小城武川之所以能够成为多代帝王的“龙兴之地”，与武川军事政治集团的兴衰有着密切关联。
六镇地位浮沉与武川集团的形成
包括武川在内的北魏六镇，原本并非人群大量聚居之地。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北魏政权采取选拔、征发等多种手段将人口迁移至此，加上因父祖在北边军镇任官而定居六镇、因犯罪流放到北部边地的人士和一些北方民族归顺北魏的降民，共同构成了六镇的人口来源。在这些按照军事体制组织起来的镇民中，鲜卑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豪族地位较为尊崇，他们兼具国家官僚、地方豪强、部落酋长等多重身份，大多拥有一定的私家武装力量，甚至能够世代为官。因此，六镇中盛行鲜卑文化，社会风气崇尚武力。
北魏统治前期，这些北方边镇日益成长为鲜卑北魏政权防御草原上，柔然、高车等民族进攻与袭扰的重镇，国家十分重视当地的战略作用，六镇将领也在官员体系中举足轻重。不少豪门贵族来到六镇，渴望在这里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但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政治中心远离北部边镇，官方不再提倡鲜卑文化及其中的尚武因素，北方边镇的重要性骤然下降，其中驻守的武将们更是前途黯淡。
由于当时各镇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中央对六镇的剥削日重，而且北方气候恶化、粮草不足，加上柔然的抢掠等天灾人祸，公元523年，出身沃野镇的镇民破六韩拔陵领导的六镇起义爆发。虽然最终起义被镇压，但六镇建制也从此被废弃，镇民二十万人被遣散，极大地改变了北魏政局。六镇的军事豪强抓住这一机会扩充实力，后来在北方雄踞对峙的北齐高氏和北周宇文氏，都是在这场起义中崭露头角的。
六镇起义时期，武川镇的镇将贺拔度拔率领宇文肱（宇文泰之父）、独孤信等武川当地的豪强驰援怀朔镇，杀死了起义军将领之一卫可瑰（一作卫可孤）。贺拔度拔死后，其子贺拔岳成为团结武川出身豪杰的领导核心，宇文泰、李虎、侯莫陈崇、赵贵等武川豪强聚集在贺拔岳麾下，跟随其多方征战，尤其在西征关陇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贺拔岳进军关中之后，武川豪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成为贺拔岳军政集团的核心力量，也是在此时，这一集团逐渐形成了统一而明确的战略目标，也就是将镇守关中作为根本之策，在此基础上图谋天下。后来贺拔岳被人谋害，武川集团内部又推举宇文泰作为领袖，形成了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军政集团。从贺拔岳到宇文泰，武川集团形成并得到了巩固。
公元534年，出身怀朔镇的将领高欢拥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史称东魏。武川集团在宇文泰的率领下继续占据关中地区，并于次年拥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此后不久，高氏和宇文氏又相继废掉傀儡皇帝，建立了北齐和北周。西魏和北周统治集团依凭的是以六镇鲜卑族及鲜卑化兵士为主体，以跟随贺拔岳进入关中、随宇文泰一同起事的武川豪强为主要将领的武装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武川集团的形成并不是孤例。在北齐政权中，也同样有类似于北周武川集团的北齐怀朔集团，正是以高欢出身的怀朔镇武装为基础发展而来。
武川集团的内部联系与王朝更迭
作为一个典型的军事政治集团，武川集团内部联系十分紧密。从北周到隋再到唐，王朝政权其实是在武川集团内部进行转移，这既与北周、隋朝的用人策略有关，也是武川集团实力强大的一种历史必然。
在西魏、北周朝堂中，除宇文氏成为最高统治者外，其他出身武川镇的将领则成为统治集团中的勋贵阶层。公元550年，西魏掌握军政大权的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中，有九位出自武川，他们分别是柱国大将军宇文泰、李虎、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和大将军侯莫陈顺、宇文导（宇文泰之侄）、贺兰祥（宇文泰外甥）和杨忠。
李虎是唐朝创立者李渊的祖父，杨忠则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独孤信更是被当代网友戏称为“史上最牛老丈人”，他的长女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四女为唐高祖李渊之母，七女为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与北周、隋、唐三代都有姻亲关系。面对当时北齐与北周相争不下的局势，团结武川旧人可谓北周统治者稳固政权、对外征战的必然选择。这些武川豪强出身的军政官员位高权重，在集团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又存在分歧，尤其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统一北方后，武川集团面临的外部矛盾减弱，一旦政权出现统治危机，一个家族就很有可能代替另一个家族取得皇位，由此出现了武川集团内部政权转移的独特现象。
武川集团的内部联姻是维系彼此关系的重要手段。除了独孤氏的联姻传奇，宇文泰也将女儿分别嫁给贺拔岳之子贺拔纬、杨忠之子杨瓒和赵贵之子赵永国。杨忠去世后，杨坚承袭随国公的爵位，将长女杨丽华嫁给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北周宣帝宇文赟（yūn）。北周宣帝即位后，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凭借联姻得来的国丈身份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但是宣帝早亡，随后即位的北周静帝年仅七岁，且并非杨丽华所生，杨坚更加大权独揽、声望日隆，并最终迫使少主禅让君位，建立了隋朝。
隋朝统治者所倚重的军政大臣中，仍然有许多武川集团人士的身影，他们大多战时为将、战后主政一方。独孤皇后的兄弟们拜公封侯，李渊也手握重兵、镇守太原。隋末统治崩溃，各地豪强望族并起，缢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其祖父宇文盛也是早年就跟随宇文泰起兵的大将。随着李渊迫使隋恭帝杨侑禅位，加上李世民等率军攻破各地割据武装、平定各地农民起义，国家政权又转移到了武川集团出身的李氏家族手中。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指出的：
“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族代替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另一个家族而已。”
制度革新与武川集团的落幕
在北周、隋乃至唐初，武川集团与皇权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作为统治者夺取政权和维系统治的基础，武川集团既有从龙之功，又有乡里之谊，还有姻亲之情，彼此之间紧密联系，其权势地位必然十分煊赫，这一情形与统治者加强皇权的愿望可谓大相违背。
自宇文氏夺取政权后，统治者数次致力于削弱武川集团的势力。宇文泰病逝后，宇文护执掌大权，在政治上大力打击武川出身的勋贵功臣，西魏时期武川集团的五位柱国大将军中，侯莫陈崇、赵贵、独孤信先后被宇文护诛杀，或被逼自尽。但随着宇文护之死，一度元气大伤的武川集团再度兴盛起来。这种针对性的打击成效有限，统治者认识到必须从制度上进行革新。
北周武帝和隋文帝推行兵制改革，建立起以卫统府的军事制度，将原本分属于八柱国（实际统领府兵的是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军权逐渐收归中央皇权，从实质上削弱了武川旧贵的势力。隋炀帝创立科举制、修建大运河并经营江南，除了出于国家长远发展的考量，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进一步摆脱武川集团对于国家军事政治的影响。虽然隋炀帝身死国灭，但后来的唐王朝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卫府制和科举制度，将大量平民出身的有才之士引入国家统治体系。唐朝开国功臣中，武川出身的将领和臣子比例已经较西魏北周时期大大降低，在制度革新的有力推动下，武川集团最终走向了落寞。
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赞扬了唐王朝的武川传统，认为：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人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武川集团虽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也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资料：
1.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3.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4.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5.杨翠微：《西魏北周政治斗争与中央集权之加强》，《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6.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
7.熊伟：《西魏武川集团社会与政治构成分析》，《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8.韩茂莉：《大地中国》，上海：文汇出版社，2023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