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党中央在中南海举办了一场不算隆重的宴会，从美国回国的熊向晖以及张治中等原国民党当局和谈代表都参与其中。
张治中等人见到熊向晖都大吃一惊，因为熊向晖可是胡宗南的左膀右臂，一直都是深受国民党信赖的高级将领，怎么想他都不该出现在这里。
张治中目瞪口呆地问道：“熊老弟，你是何时起义的？”一旁的周总理听闻哈哈大笑，拍了拍熊向晖的肩膀笑着说：“他这可不是起义，是归队哩！”
熊向晖是山东掖县人，于1919年4月12日出生。当时他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是当时掖县的县长，从小熊向晖也算是锦衣玉食。良好的出身让熊向晖也接受了先进的教育，再加上他天资聪颖，17岁他就考入了清华大学。
在大学进修期间，时局动荡，熊向晖心疼中国百姓们的悲惨遭遇。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民的生活本不该如此，如今一切都是落后造成的。于是，他下定决心改变混乱的世道，让中国再次腾飞，站立在世界之巅。
在大学中，熊向晖积极参加各个学校组织的爱国活动。身处黑暗心向光明，这样优秀的人才正是我党争取的对象，经过一系列考察，熊向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
1937年6月，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将校区迁至长沙。也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胡宗南正准备在大学挑选成员，组成青年战地服务团，其目的是扩充国民党的人才储备。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但周总理未雨绸缪，认为两党虽然正处于蜜月期，但未来也不能排除对方是否会有反共计划。他决定先人一步，将机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趁着胡宗南部招人，安插一个卧底绝对是一记良策。但卧底之事非同小可，万一被敌人识破造成的后果无法估量，所以人选一事可谓是重中之重。
周总理对胡宗南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他认为胡宗南贪慕权势，注重仪表气质，并且身处于黄埔阵营，是个主战派。那么通过这些来筛选，卧底人选除了本应具有的胆大心细之外，还应该出生于官宦人家或者名门望族，外在形象也应该器宇轩昂，风华正茂，并且言行举止一定是一个爱国青年的形象。
总结完这些卧底所需要的特点，周总理迅速找来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让他尽快筛选出合适的人选。蒋南翔接过纸条一看，脑海中当即就有了人选。这些条件简直就像是为熊向晖量身打造的一样，条条特征全都符合。就此人选就这么确定了下来。熊向晖得知此任务后毫不犹豫走马上任。
熊向晖
在武昌青年战地服务团接见会上，胡宗南亲身前往负责面试。面试期间他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挨个点名，每当被点名的人站起来他会提问几个问题，希望能从回答中挑出一些栋梁之材。
为了能顺利完成组织的任务，给胡宗南留下深刻的印象，点名到熊向晖时，熊向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起身回答，反而是笔挺的坐在椅子上，神态冷静举起右手示意：“我就是。”
胡宗南接着问：“为什么选择加入本军？”熊向晖答：“参加革命。”
熊向晖淡然的态度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当时，“革命”这个词大多数时候是从共产党员嘴里才能听到的，胡宗南也是微微一怔，态度似乎冷了几分继续问道：“熊先生来本军就是为了参与革命？”
然而熊向晖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义正言辞的回答道：“孙中山先生交代遗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对外称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如此，到部队来当然是在参与革命。”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胡宗南一直以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自居，也一直在坚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听闻这样的回答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接下来胡宗南继续问道，“什么是革命？”
“抗日就是革命！”
“那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算什么？”
“积极抗日是真革命，消极抗日是假革命，不愿抗日是不愿革命，反对抗日是反革命。”
一番针锋相对的问答结束了，全场寂静，胡宗南对熊向晖的培养之心可谓是直线上升。
接见结束后，胡宗南的副官秘密召见了熊向晖，告诉他花名册上，每个人名字下面都划有标记，大多数人都是一个两个，而熊向晖名字下面足足划了四个，可以见得在胡宗南心中对他的评价有多高。
胡宗南
就这样，熊向晖成功成为了我党安插的暗子，留在了胡宗南的身边，静静等待发光发热的机会。周总理知晓计划成功也送来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向晖送到黄埔军校深造。不到一年的时间，熊向晖就以优异成绩从军校毕业，并立刻被胡宗南调回身边。凭借自身优异的才干，熊向晖很快便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一路从侍从副官升迁为机要秘书。
熊向晖本身就是周总理安插的一步闲棋，就是为了预防国民党翻脸。果不其然，周总理未雨绸缪是对的，胡宗南后来果然遵从蒋介石指令，调转预备抗日的枪口朝向友军。于是，熊向晖正式上阵，开始执行获取情报的任务。
正式开始执行任务后，熊向晖一直在留心国民党的情报，因为机要秘书的身份，他每天接触的绝密信息多如牛毛。1943年，熊向晖得知一惊人消息：
蒋介石准备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迅速对延安发起攻势，一举夺得陕甘宁边区。
延安
熊向晖知道，一旦这个计划成功，对我党来说将是一个致命打击。计划定于7月9日进攻边区，幸而熊向晖早在7月3日就将消息传回了党中央。
中央迅速做出决策，一方面决定将消息公之于众，正面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内战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迅速从周边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7月4日，胡宗南突然接到来自朱德元帅的电报，电报之中明确指出了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的指责。7月6日，各国大使馆相继发表声明表示不满，各国媒体将此信息公之于众，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在这样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这次计划。
国民党的阴谋败露，蒋介石认为一定有人泄密，一番严查但是毫无头绪只得作罢，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内鬼的级别会如此之高。就这样熊向晖再次隐藏下来，但后来因为周总理的一次失误，差点让熊向晖暴露。
1946年6月7日，周总理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回延安，因为刚经过几个通宵的高强度工作，一上飞机，周总理靠在飞机内侧不知不觉的睡着了。等下了飞机后，周总理习惯性的从口袋中掏小本子，却发现本子不见了。
周总理一下惊出了一身冷汗，本子上记得大都是些日常琐事，但上面恰好记下了熊向晖在南京的临时住址。两天以后，马歇尔派人送来一个包裹严实的盒子，留言说里面有一份机密文件，总理打开一看，里面正是遗失在飞机上的小本子。
以周总理对马歇尔的了解，他知道，情报一定已经泄露了。
周总理当机立断，立即找来熊向晖说了此事，熊向晖听后也是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定了定神说道：“为党和人民，我不怕死！”总理听闻紧握着熊向晖的手说：“我们正在想办法挽回损失，你先到上海躲一段时间，等收到可靠消息后，你再返回南京继续办理留美手续。”
于是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半个月，在收到未婚妻用暗语发来的安全信件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迅速返回南京，将留美手续办理完毕。出国之前他还去西安看望了胡宗南，但胡宗南对他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还为他举办了场宴会。
周总理处理这次情报情报泄露的方式堪称传奇。
其实在马歇尔得到小本子的时候，便立即派人调查了熊向晖的底细，虽然没有查出什么，但他本能地觉得有些问题，因为熊向晖可是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马歇尔当时非常欣赏周总理，但奈何美国当时和国民党算是统一战线的，他不得不把情报共享给蒋介石。
就在这时，周总理只靠着几张戏票就解决了问题。情报可能泄露，周总理思前想后，结合当前局势，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
他派人请来好友傅泾波，约他出来喝杯咖啡。闲聊之余送了傅泾波几张京剧戏票。傅泾波当时可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并且周总理知道司徒雷登和傅泾波的关系相当不错，他一定会把多余的票都送给司徒雷登。
这个计划的有一个关键前提就是总理提前得到消息，司徒雷登曾有意想投奔马歇尔门下。而马歇尔是有名的京剧爱好者，那司徒雷登借戏票拉近与马歇尔的距离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
司徒雷登
事情发展果然如周总理所料，马歇尔在司徒雷登的邀请下去看了一场京剧。这场京剧是早已安排好的剧目《群英会》。
《群英会》是改编自《三国演义》里“群英会蒋干中计”而来的传统京剧。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蒋干中计的故事，等剧目演到《蒋干盗书》时，马歇尔陡然警觉。作为一个中国通，他对于“蒋干盗书”的故事也是有所涉猎，在联想到近日意外获得的周总理的本子，
马歇尔猜测自己就是“蒋干”。
马歇尔细想，周总理这么精明慎重的人物，怎么可能把记录有绝密信息的本子遗落在美国人的飞机上呢。万一是周总理设下圈套，他一脚踩进去，给国民党一个虚假的情报，那他堂堂一个美国上将丢人可就丢大了。就此，笔记本的影印件没有交给蒋介石，熊向晖也得以逃过一劫。
1949年11月6日，在党中央举办的宴会上，熊向晖在张治中等国民党高官面前顺利回归党的怀抱。他如履薄冰般隐藏于敌人核心九年，传递回的情报数不胜数，也遭遇过九死一生的险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熊向晖进入外交部继续工作，在外交生涯中他也数次获得了极大的成就。
1954年日内瓦会议，熊向晖是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
1971年熊向晖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这一年中国恢复席位。
1972年，他又成为了中国驻墨西哥的首任大使。
2005年9月9日，熊向晖于北京病逝，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