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明扬
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在射雕、神雕里被丑化太过，两人都无愧名将之才，而且吕氏军事集团的崛起对于政局也有很大影响，本文试图重点解析吕氏集团的崛起过程及其与襄阳战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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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整孜孜于攻略襄阳及大建水军时，南宋京湖（荆襄）战区正掌控于吕文德及其家族手中。
吕文德从军前的经历很是传奇。据《宋季三朝纪要》，吕文德早年本是樵夫，以魁梧勇悍闻名。一次进城卖柴时，吕文德不慎将鞋遗落在路边，被边帅赵葵发现。赵葵惊叹于鞋的尺码之大，便派人去寻访鞋主。时值吕文德打猎携一虎一鹿归来，面见赵葵后，便被留在军中效力。
尽管还有一种说法是吕文德本是淮南土豪，投于赵葵军中，但无论哪种说法，吕文德本是平民，从军起于赵葵帐下是无疑的。从军后，吕文德很可能追随赵葵参与了端平入洛，该军事行动虽惨败，但他就此以一刀一枪，崛起于宋蒙战场。
可以说，在投效贾似道之前，吕文德已是一方名将。特别是在开庆元年（1259年）的抵御蒙哥南征之役中，吕文德先授命援蜀，继而援鄂，大有继“军神”孟珙后宋军第一精锐之气象。鄂州解围后，据《宋史全文》记载，宋廷下诏：“吕文德援蜀之赏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勋犹为显著，特赐百万，良田万顷。”
战后，宋廷论功行赏，吕文德以援蜀、援鄂两次军功被列为军中第一。《宋史·贾似道传》认为，这是出于贾似道的偏袒。但也有论者认为，在开庆元年（1259年）以前，贾似道还未成为权相——在援蜀之战时，他甚至还未拜相，其权力还达不到可以随意赏罚大将的程度，“（吕）文德功劳排在第一，完全是应当的”。
公允地说，吕文德此役之军功，至少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重挫蒙哥亲军、间接导致蒙哥病亡的钓鱼城守将王坚。
吕文德堪称名将
自景定元年（1260年）至咸淳五年（1269年）十二月病故前，共十年间，吕文德一直任京湖制置使，率军驻防荆襄一线。
也就是在这十年间，南宋形成了一个以吕文德为首的庞大军事集团，如吕文德的兄弟辈吕文焕、吕文信、吕文福，子侄辈的吕师孟、吕师夔，女婿范文虎，旧部夏贵等人，皆为南宋军政要员，被后世称为“吕氏军事集团”。
南宋大学者黄震在《古今纪要逸编》一书中写道：“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亲戚私人。”
《宋史·兵志》对吕氏军事集团的批评则更为露骨：“至咸淳中，大将若吕文德、夏贵、孙虎臣、范文虎辈，矜功怙宠，慢上残下，行伍功赏，视为己物，私其族姻故旧，俾战士身膏于草莽，而奸人坐窃其勋爵矣。”
在重文抑武的南宋，吕氏军事集团为何能积厚成势，直至成为两宋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集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贾似道的庇护。鄂州之战后，吕文德渐而成为贾似道亲信，甚至可被视作贾似道在军中的代理人。
吕氏军事集团的屹立不倒有赖于两个彼此缠绕的条件：贾似道赢得了从宋理宗到宋度宗的无条件倚重，而吕文德又获得了贾似道全心全意的信任。
吕文德及吕氏军事集团的善战则是另一个原因。贾似道之所以重用吕文德，固然是因为吕氏的忠诚，但也在于其有能力成为自己执政的军事支柱。
在某种程度上，吕氏军事集团实为贾氏军事集团。
贾似道就是吕家的总后台
所以他当然是尽力要救襄阳的
吕文德是当时南宋最卓越的军事统帅之一，名重当时，被刘克庄评价为“自奋于兵间，周旋三边，大小百战”，刘整降蒙后也曾谓“南人唯恃一黑灰团”，“黑灰团”即吕文德绰号；而吕氏军事集团的吕文信、夏贵等人也都称得上名将。
尤其是吕文德之弟（另一说为堂弟）吕文焕，追随吕文德多年，襄阳保卫战时已为襄阳最高军事长官（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深得宋理宗器重，“传授六韬而起家，间关万里而赴授。朕拊髀思名将，一扫兵氛；尔束发战匈奴，屡腾凯奏”。
吕文焕无疑是吕氏军事集团的二号人物。
吕文德守襄十年，修筑数座城池，加固京湖防线，并于景定三年（蒙古中统三年，1262年）自刘整手中收复了泸州，也可谓兢兢业业了。
在私德上，吕文德因为贪墨备受攻讦，时人形容吕家“宝货充栋，宇产遍江淮，富亦极矣”，甚至有人说，与吕文德家族的财产相比，“石崇又何足数也？”宋人笔记还指控吕文德贪污军饷，朝廷定额京湖战区三十万兵力，吕文德竟裁至七万人，以便于吃空饷。
虽有不少渲染之处，但吕文德贪墨当无争议。不过这在南宋边帅中也算是普遍现象，否则贾似道也不会强行推动打算法反贪。
除贪墨以外，吕文德在守襄期间还犯下了一个贻害无穷的决策性失误：允许蒙古人在襄阳城外修建通商互市的榷场。
蒙古中统四年（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七月，刘整向忽必烈献计：利诱吕文德，换取襄阳城外置榷场，以掩护军事蚕食。
据《宋季三朝政要》，蒙古人最初向吕文德献上一条玉带，得到了置榷场的允准；蒙古使者得寸进尺，借口“南人无信，安丰等处榷场，每为盗所掠”，进而要求筑土墙以护货物，吕文德起初拒绝了，但有人向他建议，“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遂许焉”。
蒙军因此“筑土墙于鹿门山，外通互市，内筑堡”，建立了进图襄樊的第一个据点：鹿门堡。
“由是敌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炽。”身在襄阳前线的吕文焕发现事情不对，数次写信警示身在鄂州的哥哥，吕文德一开始不以为然，还有种说法是信件被吕文德身边的亲信扣下，总之等吕文德知道时，鹿门堡已初具规模。
失误归失误，但说吕文德为了一条玉带就允许蒙古建榷场，可能是言过其实了，吕文德富可敌国，又怎会为了区区一条玉带，就置襄阳与南宋安危于不顾？
此种道德化视角，似乎将所有的政治军事失败都归因于忠奸叙事，反倒掩盖了南宋在做出真实政治决策时的短视、自大与信息不对称，也将蒙古的深图远虑、步步为营简单化为贿赂一途。
从一开始，蒙古人在襄阳的作战计划就是筑垒战。
至元四年（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秋，襄阳之战正式开打。在前哨战安阳滩之战中，蒙古水军居于劣势，一度连主帅阿术都险些被俘于汉水渡口，最终通过苦战才击败宋军。此战更加坚定了蒙古人攻襄的两大基本战法：筑城围困，加强水军。
到至元五年（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阿术和刘整继襄阳东南的鹿门堡后，又筑堡于襄阳东北的白河口。白河堡与鹿门堡于次年初建成后，基本切断了襄、樊南北向的陆路交通。
还有水路。在扩建水军的同时，蒙军又于汉水中流筑起高台，上设弩炮，以配合水军作战，削弱南宋的水军优势。
吕文焕惊惧于深陷重围，即刻派人告急于吕文德。吕文德闻讯后，不仅没有立时出兵解围，反倒以为是吕文焕夸大其词，意图邀功，怒斥信使说：“你不要妄言邀功请赏。就算真筑城了，也必定是假城。襄樊城池坚深，兵储可支用十年，你去转告吕六（吕文焕排行第六），令其坚守。如果刘整真的敢妄筑城寨，待来年春天江水上涨时，我将亲率水师一举荡平。就怕我到的时候，他们早跑了。”
吕文德狂妄轻敌如此，也难怪蒙古人得以在襄阳城外有条不紊地筑堡，渐成气候。
不过，吕文德的军事乐观主义也事出有因：襄、樊的坚如磐石，实力曾远超蒙古的水师，可破重围的舟师水路赴援战术，这三者共同强化了吕文德的傲睨自若。
吕文德低估了蒙古水军的造舰军备竞赛，更低估了忽必烈以倾国之力打造水军乃至攻克襄阳的不拔之志。
吕文德轻敌背后，可能也有贾似道的因素。如前所述，贾似道更为迷信鄂州的战略重要性，而相对忽视襄、樊之战略地位。
吕文焕见援军未至，只得率领襄、樊守军屡次主动出击，以打破日趋收紧的包围圈。但一来，蒙古人有骑兵的野战优势；二来，蒙古人的防线有坚固的筑堡做支撑，吕文焕苦战未果，反损兵折将。很显然，仅靠襄、樊孤军的自身力量，击破重围已基本无望。
更何况，蒙古的围城大军蜂拥而至。至元六年（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二月，史天泽奉命率新签发的两万民兵增援襄阳，于襄阳城外修筑一条长达数十里的堑壕栅壁，并在城南一带构建一字城，连亘诸垒，贮存粮饷。
襄樊之围，逐渐成为南宋的紧箍咒。
为阻碍宋军增援襄、樊，蒙军不断派遣偏师袭扰京湖诸州县，阿术于至元六年（1269年）初亲自率军深入荆襄，俘万人而还，削弱了襄阳外围州郡的宋军实力。
忽必烈甚至策划过自海上奇袭南宋腹地，于至元五年（1268年）专门派人至高丽视察攻宋最为便捷的海岛，但可能由于蒙古对海上航行及作战全无经验，不得不取消计划。
巧合的是，同在襄阳之战期间，南宋也萌生过海上攻蒙的计划。学者金履祥在野不敢忘忧国，献策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将不攻而自解”。这也并非纸上谈兵，金履祥“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但宋廷将此策束之高阁。
吕文德虽严重贻误战机，但还是基本履行了“春水至，吾往取之”的承诺，开春后，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他如期派出援军。不过，吕文德并没有亲自率军来援，而是任命日后大放异彩的张世杰为京湖都统，率马步舟师驰援。
张世杰与蒙军战于赤滩圃（今襄阳东南汉江上）。此战胜负未明，《宋史纪事本末》的口径是“败绩”，而《宋史·度宗本纪》则有是年四月“赏张世杰战功”的记载。宋军战术上或有小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张世杰并未冲破蒙军防线，抵达襄樊城下。
初战不利，吕文德决意放手一搏。七月，吕氏军事集团核心成员、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水军五万、战船三千艘，乘秋雨水涨，送粮援襄。宋蒙水军在汉水相持数日后，阿术突出奇兵，水陆夹攻大败夏贵，宋军战死或溺死者达两千余人，战船被俘五十余艘。
长江中游江面狭窄，蒙古水军可得陆军之助
南宋水军即使在早期也并无明显优势
这年早些时候，夏贵所部曾驾轻舟运粮至襄阳。因担心蒙军掩袭，夏贵未入城，仅在城下与吕文焕“交语而还”，更未与蒙军交战。
可能就是夏贵的惨败，最终摧毁了吕文德的心理防线。
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1269年）十二月，在襄阳被围的计无所出中，吕文德因毒疮发于背部而卒。去世前还对轻许蒙古置榷场耿耿于怀，每每长叹：“误国家者，我也！”
平心而论，以蒙古骑兵的野战优势而言，如果真的意欲在襄阳城外强行筑城，恐怕也不是宋军轻易可以阻止的，吕文德这一失误可能只是让蒙古人的筑城图谋更顺利、更快达成罢了。
吕文德发迹于抗蒙战场，从军临边四十年，百战余生，大节无让，说是孟珙后南宋抗蒙的中流砥柱也不过誉。但党同伐异、逼反刘整，放任蒙古人在襄阳城外建榷场、筑坚垒，的确是他无法抹去的误国之过。至于投效贾似道，贪墨自肥，此类私德有亏倒显得无关宏旨了。
本文节选自张明扬兄的大作《崖山》，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综合诸家论点，拨开宋末迷雾，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有独到的判断，尤有特点的是摆脱宋朝视角，从元与世界的更高的角度审视宋元战局，多有创见。大司马已读完，向大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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