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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说出来我都不信,社恐也是一种病,甚至有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社恐的人想自杀还挺正常的。

这位精神科医生是林不周。

她说,我们平时开玩笑的“这人太i了”,好像只是在说这人内向,但他们往往也会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没有一个不被嘲笑的容身处。这种情况极端了就变成一种心理疾病:社交恐惧症。

2014年,林不周还是一个医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女孩,因为太过恐惧被人注意到,整日以发覆面。林不周只能看到她的头顶。

她想要尝试自杀,但因为无法和人交流,身边也没人知道她为何得了这种心理疾病,又真正遭遇了什么?

林不周试图解决她与人交流的问题,然后,一步步了解她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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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我收到导师消息,下楼接新一批医学生来实习。

我一下电梯,就看见一堆穿着白大褂的学生们凑在一起,背着花花绿绿的包,有人手上提着奶茶,有人正塞着耳机看剧。

走近了能听见聊天内容,“听说精神科很水。”

“精神科就是看电视打牌。”

我清了清嗓子,“你们是临床2班来精神科实习的同学吗?我是你们的带教医生。”

没人接话。

好几个学生低着头,避免和我的视线交汇,离我最近的黄头发女孩在刷手机,我瞥了一眼,屏幕上是一个网文页面。

这届实习生还挺拽啊。

我装作不尴尬的样子,带他们坐电梯到17楼的精神科。这拨实习生有10个人,一趟电梯坐不下,我跟第二趟电梯上楼。刚一出电梯,只见先上来的几个同学满脸惊慌失措,恨不得躲在我身后,全然没了刚刚的淡定。

电梯间是有些吓人,除了苍白的墙壁,还有带着锁的大铁门和逃生梯,狭小的空间四面禁闭,但凡发出一点声音,就是铺天盖地的回音。

我忍住笑意,点了点头,“就是这里,没有走错。”

我走在最前面,刷开进入病房的大门。进门后,会闻到一股混杂着脏衣服、人味与厕所味的复杂味道,我带着实习生们穿过昏暗的、长长的走廊,两侧每一道病房门都紧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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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们在会议室里坐定,我问,有没有来过精神科病房?

学生们纷纷摇头。

精神科实习在医学院并不受重视,大多学生不会选择我们科,来实习也只是走个流程,在会议室里看看教学视频。我实习时也总是被晾着没事干,这感觉并不好。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学到一些什么。

出了会议室,我推开活动室的门,扫视一周,径直走到一个独自坐在角落的女孩面前。我喊了一声“飘飘”,她没说话,低着头,头发盖着脸,但是安静地朝我走了过来。

“飘飘,你可以帮我个忙吗?”

我希望她能配合问诊,帮实习生们练一下基本功。飘飘迟疑了一下,头顶对着我,轻轻点了点头。

看着她被长发遮住的脑门儿,我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新计划。

眼前这位确诊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的少女,和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还不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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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飘飘进了会议室,她低着头,被我关门落锁的声音吓了一跳。

实习生们见人进来,注意力纷纷从手机转移到了飘飘身上,飘飘愣住了,眼神在其中一个南美留学哥的脸上停留了几秒,很快又躲开了。

我让飘飘坐在会议室长桌的主位,她把头埋得更深了,低着头,用头发盖住脸。

我问实习生们,“有没有人要来主动问的?”

一片沉默。

他们纷纷抠起手机,低头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们班长站出来说,“我来吧。”

上学期,他们上过精神疾病学的大课,我对这个班长有印象。他20来岁的年龄,有着40来岁的气质,长得特像领导,脸大大肉肉的,身材壮实,理着个寸头。此刻,他像是一个想要好好表现的好学生。

班长坐得离飘飘最近,像中年领导一样和蔼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飘飘愣住了,把头埋得更低,一言不发。

见到这样的反应,班长也犹豫了起来,他又生硬地开口,小心翼翼地问,你来住院想解决什么问题?

飘飘依然沉默。

她本来就有社交恐惧,我担心这样的氛围会让她更加紧张,于是我跳出来提醒班长,可以问一些之前教过的问题。

班长面前放着一本《精神医学》,他翻了翻书,找到了标准答案,按照课本上的指示问飘飘:今天的日期是几月几号。

当飘飘意识到,班长的注意力转移到课本上以后,她紧绷的肩膀也稍稍放松下来。她犹豫了好一会儿,说,20……2014年,9月……声音里带着颤抖。

我担心再这样沉默下去,飘飘会持续浸泡在社交恐惧里。于是我开口,飘飘,昨晚睡得怎么样?

她抬头看了看我,躲过了所有医学生的目光,小声地说,睡不着,晚上躺了一晚上。

我又问,今天白天爬得起来吗?

飘飘说,还是累。

胃口怎么样?

好一点了。

然后我笑着肯定飘飘,谢谢飘飘的反馈,今天继续调药哦。

实习生们看着我们,露出一副有点受挫的表情,我拍了拍手,跟飘飘说,“今天结束,明天继续哦!”

飘飘的病是社交恐惧症,需要和人沟通才可能好。也许最适合她社交的圈子,就是这群年轻的医学生。

我要不断给他们创造社交的环境。

但我心里依然有些没底,不知道飘飘的病情什么时候才能好转,也不知道我借她的9000块,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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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研究生时,跟导师出门诊,收集研究数据,也是在这时候遇到了飘飘和她妈妈。

这对母女坐在门诊区等候时,我就注意到了飘飘。她看起来又高又瘦,但是低着头,长长的头发挡住了眼睛。她妈妈是个朴实热情的山东农村妇女,陪在女儿身边。

我让飘飘填量表,她很快填好,递给我,但是全程一言不发。

在就诊间,大部分患者都有很多话想说,即使不想说话,也会简单回答问题,但飘飘依然不说话,僵硬地坐着,一动不动。反倒是她妈妈,操着一口山东口音,滔滔不绝。

“俺闺女打小聪明,成绩特别好,老考班上第一名。就是高中出了问题……”

高中开学没几周,飘飘就不肯上学了。休学以后,她搬到了本市,和在这里打工的母亲一起生活,她原本报了一个职业培训,但去了两天,就再也不愿意去了。

之后就一直在家躺着,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理人。

导师拿着飘飘填的量表,结果显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社交恐惧量表几乎是满分。我伸出手,指了指“童年创伤量表”上“性创伤”的那一栏,飘飘选了“有”。

首次性行为年龄那一栏,她填了“9”。

导师问飘飘,要不要让妈妈出去,她单独就诊?

飘飘摇了摇头。

导师没有刻意提及跟“性创伤”有关的事,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病情的关键,于是忍不住缓慢地问她妈妈,是否知道女儿的“遭遇”。

飘飘妈妈在诊间呆住了,说,“不知道啊。”

她又慌张地看向飘飘,“你没说过啊。”

飘飘仍然低着头,不说话。

最后,导师给飘飘诊断了社交恐惧症,开了药,让飘飘服药一周后过来复查。

一个月后,飘飘的妈妈又带着飘飘出现在门诊。

飘飘的状态看起来更差了,动作变得很慢,在候诊时,她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背蜷曲得像个蜗牛壳,再填了量表,还是几乎满分的抑郁和焦虑。她妈妈在前面牵着她,她缓慢地走,头发彻底遮住脸。

她看到我,反倒是主动朝我走了过来,挽住我的胳膊,躲在我身后。凑得这么近,我终于看清了她的五官,她的眼睛红红的,满脸都是眼泪。

她很小声地贴在我耳边说,“他们都在嘲笑我。”

我四处张望了一会儿,医院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似乎没人在看飘飘。但也许因为她头发遮脸的独特造型,真的有人会好奇地盯着她。不过,认为周围人在恶意议论自己,也是社恐的常见症状。

导师给她调了药,让她下周再来复查。

到了该复查的日子,飘飘却没有出现。

我以为她不会再来了。我至今不知道她遭遇过什么,也无法拼凑出她内心的伤痕,在精神科,不了了之是常见的事。

只是很偶尔,我会想起她在“首次性行为年龄”那一栏,轻轻划下的“9”。

结果又过了一个月,飘飘妈妈再次牵着她过来,原来是因为飘飘妈妈忙着上班,她们过来要坐4个小时的车,没法每周都来。我很高兴飘飘前来复诊,这是康复的必经之路,但她的状态看起来更严重了。

她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皮肤苍白干裂,像是一条鱼干,头发后面隐约露出的嘴唇苍白,上面满是裂痕。

轮到飘飘就诊的时候,飘飘仍然不说话,她妈妈描述着她的情况,经常在家躺一整天,这一周已经不怎么吃东西了,甚至……

飘飘妈妈暂停了一下,看了看飘飘,小声地说,她还说,想从楼上跳下去,就不拖累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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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着有点着急。

我知道飘飘和妈妈住在郊区的阁楼,没有阳光,大部分时间,飘飘妈妈都要在外面当保姆,没有人在家陪她。我觉得飘飘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宅在家里,抑郁会越来越严重。

要是能住院一阵子,离开家里,多和人交流,也有人盯着吃药,飘飘说不定能好。导师和我想得差不多,坚定地和飘飘妈妈说,建议住院。

飘飘妈妈似乎没有想过这个选项,看起来有些慌,说,我们再回去想一下。飘飘则低着头,点了点头。

飘飘妈妈注意到了飘飘的动静,问,“你愿意住院?”

飘飘继续点了点头。

飘飘的妈妈犹豫了几秒,然后说,住吧。导师给飘飘开了住院单,我跟着她们出去,飘飘妈妈去住院处办理手续,我陪在飘飘身边。

过了几分钟,飘飘妈妈又回来了,住院手续没有办成,因为要交9000块押金,她没有这么多钱。

但我有啊!

我当时想,飘飘的情况看起来是真的可以好的,只是需要脱离过去的环境,否则很危险,她随时可能自杀。而这对母女看起来淳朴老实,不像是不还钱的人。

我心一横,拉住了飘飘妈妈,凑到她耳边,很小声地说,“我借你9000,但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怕同事们知道了觉得我多管闲事。

我当时在精神科读研究生,帮导师收数据,同时承担着类似住院医师的工作。但我毕竟不是正式职工,所以特别怕被同事说“事多”,一旦给他们带来麻烦,又没什么优秀突出的地方,毕业以后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干我们这一行,大多数人都追求安稳、确定,没人想和“麻烦精”做同事。

听我说愿意借钱,飘飘妈妈愣住了,好一会才点了点头。

飘飘和妈妈站在原地,我去没人的逃生楼道里脱下白大褂,去医院的取款机前取了9000块现金,夹在笔记本里,回大厅和她们碰头。

我让飘飘妈跟我进逃生楼道,像做贼一样,把夹了厚厚一沓现金而显得臃肿无比的笔记本,迅速塞进了飘飘妈的挎包里。

随后,我带她们去办了住院,坐电梯上17楼,穿过昏暗的楼梯间,走进了一间病房。飘飘的妈妈在旁帮飘飘叠衣服,收东西,把东西都收拾整齐了,才依依不舍地走,飘飘依旧低头不语。

入院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调整了飘飘的药物,加上了安眠药,希望能改善她的作息,不要持续地夜晚失眠、白天躺着不动。

我盘算了一下,9000块大约够飘飘住两三周,既然我挑起了这个头,就得好好帮助飘飘恢复,让她能在这段时间恢复到可以独自正常生活的状态。

入院第二天,我仔细观察着飘飘的状态,她大部分时间仍然低着头,用头发盖住脸,坐着一动不动,护士叫她去病房她就坐在病房,叫她去活动室她就去活动室,像个沉默的NPC。

活动室里,几十个患者在看电视和聊天,非常吵闹,但大部分患者都是中老年人,我环顾了四周,担心飘飘融入不了这里的环境,我带着她挨个去认识病房里几个活泼外向会照顾人的“地头蛇”阿姨,拜托她们多多照顾飘飘。

飘飘始终听话地跟在我身后,低着头,无论谁跟她说什么,都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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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飘在精神科住了三天,几乎没有说一句话。

长住精神科的患者们大多是中年阿姨,各有各的朋友圈,不愿意搭理她这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只有一个爱下棋,但总是找不到搭子的大妈问了她要不要下棋,飘飘摇了摇头,俩人就没有后续了。

我有些头疼,上哪找能陪飘飘玩的同龄人呢?

飘飘入院的第四天,新一批医学生来实习,看着眼前这十个清澈单纯的大学生,我寻思这不找着了嘛!

飘飘第一次问诊完,离开会议室后,实习生们一个个蔫巴得像霜打了的茄子,这可不行,我还指望着他们带飘飘玩呢!

我又带来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阿姨,阿姨别的不说,就是话多。从儿子如何不省心,到孙子怎么管不住,再到儿子怎么控制脑电波骂自己,孙子早就被人替换了……说个没完。实习生们充满兴趣地围着阿姨,纷纷开口提问,还完成了一次完整评估,气氛一下就热络了起来。

顺着和阿姨交流的经历,我引导他们如何评估一个患者。

如果患者非常愿意讲,我们先顺着他们讲,聊开了,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接着再去补充提问,这时候患者往往很乐意分享。

如果患者不愿意说话,我们可以先问一些身体症状,这样简单的问题他们比较容易回答。回答时,他们可能会想到一些想要分享的事情,我们要做出倾听的反应,对于可能有创伤的部分,不要追问,也不要否认患者的想法。

看着实习生们一副似懂非懂的表情,我迅速布置下任务,“明天再挑战一次和飘飘问诊哦!”

隔天,我继续找飘飘,这次她没有坐得离人群远远的,而是坐在两个在聊天的阿姨旁边。

我问她,今天我们继续帮实习生们练习问诊,好不好?

她低着头,长发遮住所有表情。她很轻很轻地点了一下头,长发也随之一阵摆动,像是突然有了生命。

我拉着她到了会议室,这次她很平静,主动走到了长桌的主位上,等待实习生们的“练习”。

第一个开口的,是一个染了金发的女生,她举手示意了一下,“我来。”然后自我介绍道,“可以叫我乐然,我是医学院的学生”。

飘飘怯怯地说了声,姐姐好。

乐然指了指昨天第一个主动和飘飘说话的班长,希望他也自我介绍。这次飘飘主动接话说,“我记得,他昨天和我说过话。”

我有些诧异,飘飘居然主动说话了。

乐然并不像是普通医生一样问诊,更像是认识一个新朋友,互相介绍,随便聊聊天。她开启了话题后,其他实习生也加入了聊天,她们聊了过去学校的规定,还有共同关注的动漫,我都没听说过,但眼看着飘飘的话也越来越多。

在他们的交谈里,我第一次听飘飘亲口讲述自己的过去。

她提到,自己成绩很好,能考全校第一名,从小还能帮家里做很多工作,亲戚家比她小的孩子都是她带大的。但之后的经历,她便不愿多说了,再之后就生病了。

我提前和实习生们说过,不要追问患者的创伤经历,于是话题进入到了飘飘的病。

刚上高中的时候,飘飘只是疲倦,上课集中不了注意力,第一次随堂考只考了40分,很多同学考了90分,她感觉很耻辱,认为同学都觉得自己是垃圾,不配待在教室里,因为这种自卑感,同学之间好像熟得很快,而她被落下来了。

后来,她常常觉得,同学会用鄙夷的态度背后议论她,她本能地觉得学校很危险,为了“保命”就不去了。

一个多小时后,飘飘的活动时间到了,她已经完全放松了下来,和实习生们道别的时候,特别活泼地说,“大哥哥大姐姐们再见!明天见!”还可爱地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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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飘飘后,我和实习生一起分析飘飘的病情。

乐然先开口,她觉得飘飘很正常,“昨天她来的时候,只是和我们不太熟,一下看到这么多人难免会紧张。”

班长也接话,“她以前成绩这么好,上高中发现同学都比自己优秀,很难面对,后来就不敢出门了。”

我听了挺欣慰,大家都在将自己代入飘飘的处境,试图理解她。这也许是作为医生最重要的品质。

我继续和同学们分享我的看法,飘飘小时候住在农村亲戚家,父母都去外地打工,她遭遇的暴力可能不止一次,而是频繁发生,这会让她感到没有地方是安全的,持续地紧张恐惧。在此期间,弟弟又出生了,弟弟跟妈妈生活在大城市,自己一个人住在随时有危险的亲戚家里,她感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抛弃。

与之对应的行为,就是拼命学习,希望获得周围人的认可。

她的异常没有被家人发现,长辈只觉得她是听话、上进的孩子。读高中以后,因为周围同学都很优秀,过去她获得认可的方式破碎了,于是更加痛苦、紧张,游离在同学之外,认为自己不配和同学待在一起。持续的高压让她产生了抑郁焦虑的情绪,拼命想逃离那个环境,于是辍学了。

后来她在本市读了职业培训,一到那个环境,再次触发了游离在同学之外,融入不了的痛苦感,于是很快就读不下去了。

这时,实习生中始终沉默的南美哥开口了,他用拗口的中文说,我很赞同。

他也处于痛苦的人生阶段,刚入学时,由于中文不好,几乎所有课程都挂科了,好几个一起入学的留学生都辍学了,但他还坚持着。毕业估计是无望了,长期受挫和语言隔阂,也让他越来越不敢开口说话,逐渐习惯了疏离,没有力气去融入同学们。

当天下午,飘飘的妈妈也来看她了。

在她们的对话里,我才得知当初性侵飘飘的人是飘飘的堂哥。飘飘爸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专程从工地回了老家,把她堂哥打了一顿。现在,飘飘爸正在四处想办法找钱,还医生钱,帮闺女治病。

我知道,来自家庭的支持对有性创伤的人群来说非常重要。听妈妈说这些,飘飘依然没什么反应。飘飘妈也没有强迫她,安静地帮她收拾床铺、整理生活物品。

直到她要离开的时候,飘飘才突然冒出了一句,“妈妈,我要努力让自己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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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活动室找飘飘的时候,她正在和几个阿姨聊天,我和她摇了摇手,她像是一样摇头摆尾地跑了过来,跟我去会议室“帮助”实习生们。

一进会议室,她语气夸张地说“大哥哥大姐姐们好!看到大家好开心!”

今天的日程安排是一起画房树人,经典的心理疗愈项目,每个人都要画。实习生们画得很快,画完,纷纷开始玩手机,飘飘画得最慢,等她画完,我让同学们轮流谈谈自己画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大家都让飘飘第一个讲,飘飘也很大方地举起自己的画。

她画了一个带窗户的房子,被树荫遮挡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背对窗户的小人。飘飘说,这个人是自己,她过去都躲在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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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其他同学聊聊对飘飘画的房树人的感受。

有人说,待在房子里让人感觉很安全。

有人说,飘飘画的树很好看。

飘飘说,这是她小时候和爸妈一起在老家种的果树,每年都会结好多果子。

聊完一轮,飘飘继续在会议室里和实习生们聊天。我看她们聊得开心,放下心来,坐在旁边看手机。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却偶遇了一位没想过的人,实习生乐然。

她说想趁吃饭时间,找我聊聊。

乐然告诉我,她读高中的时候,也有一位得了精神疾病的好友,那位朋友也看了病,吃了药,但一直没有好起来。她看着朋友越来越消沉,非常无能为力。有一天,那个朋友突然就从楼上跳了下去,她看着飘飘的时候,不自觉就会想到那位朋友。

她问我,飘飘真的能好吗?像是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我说,飘飘已经好了很多了。她的病情最关键的,不在于一开始的性创伤,而是高中时期无法和同学融入的痛苦。你们能陪她玩到一起,相当于给她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创伤暴露疗法。

人类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内心深处的创伤也许会持续很多年,但只要有一次修正性的体验,能让飘飘和同龄人玩到一起,就能大幅改善她对社交的恐惧。

乐然问,我能做什么吗?

我说,以后每天我都会带飘飘来,你们看看带一些活动。

乐然思考了一会,没有说话。隔天,她带了好几套桌游过来,有狼人杀、UNO、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牌。

飘飘刚一进会议室,就用夸张的语气打招呼,还转了个圈,像是十年后的网红直播那样说,“大哥哥大姐姐们下午好!”然后挨个和熟悉的医学生打招呼,喊着他们的昵称,和他们击掌。

飘飘看起来挺好,我倒是因为她夸张的动作和语气,有点社恐了。

乐然拿出一堆桌游,介绍给飘飘,问她想玩哪一个。还有几个学生对桌游没兴趣,就坐在桌子另一端,低头背书复习考研。

飘飘和他们大声地说了句,“复习加油!”然后对着一堆卡牌选了半天,最后指了UNO,“我要......这个!”

飘飘打牌的时候很活泼,随着出牌会发出“嚯”“嘿”“哈”的语气助词,班长出完牌,之后轮到飘飘,看她手里的牌没剩几张了,于是大喊了一句“飘飘!”,给飘飘吓了一跳,大喊着“啊啊啊啊!”乐然紧随其后调侃。

看着他们笑成一团,我倒是轻松了,留他们在会议室里,去看别的病人。

路过会议室的时候,我透过玻璃看里面的年轻人们,那天阳光很好,飘飘在他们之中,就像一个普通的同学。也许这样的热闹,是她休学以后,很多年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倒也真是应了实习生们一开始的吐槽,“精神科就是打牌。”

这天活动时间结束后,我带飘飘回病房,她和我说,我在努力和别人说话,希望自己能快点好起来,但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点混乱。

我说,“你的努力很有用,你已经在慢慢好起来了。”

说完,我想起在会议室里看到的画面,鬼使神差地举起手,想和飘飘击个掌,又觉得有些奇怪,举也不是,放下也不是,很是尴尬。飘飘愣了一下,迅速反应过来,很用力地和我击了个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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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实习的最后一天,飘飘给每个医学生都写了卡片,本来想趁活动时间送给他们,但实习生们都去考出科考了,考完他们就放假了,会议室里空荡荡的。

飘飘又一个人回了病房。

没想到,乐然会主动回病房来看她。飘飘一见到乐然,就一蹦一跳地到她身边,大喊着“乐然姐姐好,看到你好开心!我去给你拿一些有趣的东西!”

她又一蹦一跳地去拿出了一叠卡片,挽着乐然的手,都塞给了她。每张卡片写着飘飘的感谢还有祝福,祝他们考研顺利。

乐然要离开的时候,飘飘问,能抱抱你吗?

乐然说,当然可以。然后拥抱了飘飘。

实习生们走了以后,我以为飘飘会安静两天,没想到隔天却在活动室里,看到她当了麦霸,主动在病房唱卡拉OK,她的声音有些粗,带着山东口音,却把邓丽君的歌唱出了另一种滋味,“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住院十多天后,飘飘的住院费快花光了。

飘飘家经济拮据,她爸爸好不容易在老家筹到了9000块,实在出不起更多的钱了,飘飘也有好转,所以决定出院。办理出院的一路上,我忧心忡忡,担心她的情况会反复,反倒是飘飘安慰我,说出院也会继续努力的,不会重新再待在家里不出去。

办了出院,我脱下白大褂,鬼鬼祟祟地和飘飘妈去了医院对面的取款机,她取了一大叠钞票,迅速塞进我的包里,我默念着我绝对没有收红包绝对没有收红包,是借钱还钱,然后又迅速在ATM插入我的银行卡,将这叠钞票存进我的账户。

出院一个多月后,飘飘带着妈妈和弟弟来病房看我,她搂着弟弟,时不时逗逗他。她给我带了花环和卡片,还折了好多纸鹤,说我“人美心善”。飘飘说话很直接,要么是夸人,要么是卖萌,我依然有些担心,她在社会上会不会遇到困难。

飘飘妈说,飘飘出院之后,找了个球场工作,但要和男生一起工作,同事人都很好,但她和男生单独待在一起,还是没法开口说话,干了几天就辞职了。她现在在一家餐馆工作,这份工作做下去了,他们一家三口一起赚钱,也把向人借的九千块钱还上了。

再过了一个月,我在门诊看到了飘飘,她染了一头金发,简直和乐然的发色一模一样,看起来有些张扬。她来门诊配药,我和她简单聊了两句,她还在那家餐馆工作,我问她,你还有什么症状吗?

她说,都好了。

我加了飘飘的微信,她出院半年多,我和她有着断断续续联系,那一年的农历新年,她还给我拜了年,发了一堆“一帆风顺”“试图撒娇”“想你”“天天开心”的表情包,我们的聊天也停在了这里。

我最后一次见飘飘的时候,是新年过去没多久,她看起来很紧张,长长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我发消息问她,是不是工作遇到了什么困难,她没再回复过。

这些年,我没再给她发去第二条消息,生怕收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心却一直为之提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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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那批实习生,后来大多走上了医学道路。班长和乐然继续在本校念书,读到了博士毕业,班长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工作,现在是一名年轻医生,乐然出国读了博后,社交账号没有更新了。

南美哥还是说话少反应慢,跟不太上同学。后来有一次老师在批卷子,我在场,老师吐槽这个人怎么写得这么差,语句不通顺,英语单词都拼错,我一看是南美哥,就说他是留学生。老师问他们国家说什么语言,我说,西班牙语,老师就给他过了。

我没有加南美哥的微信,只不过几年后刷朋友圈时,看到有人转了一篇医疗媒体的文章,南美哥接受了采访,他没有当临床医生,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读书时的困顿已是过眼云烟。

我始终觉得,当初那段经历,对实习生们而言,是医学道路上的宝贵一课:无论在哪个科室,尊重、倾听与支持,都是医学生们应该学会的第一课。

后来,我也顺利当上了精神科医生,遇到了很多像飘飘这样的人。

一位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中年女性,就诊有一阵子以后,跟我提起她过去曾被亲戚性侵的经历,这是她一些噩梦的主题。

一位因为抑郁症辍学的大学生,跟我提起她童年时多次遭遇老头性侵的事情,现在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但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

还有一些更困难的,受分离性障碍的困扰,思想、记忆、情感、环境、行为和身份之间失去联系,持续处于空虚和恐惧之中,常常忘事。

童年时期的性创伤就像是一枚地雷,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莫名其妙地引爆,直到很久以后,当事人才能回想起这颗地雷究竟是如何被埋下的。

飘飘的情况并不是就诊者里最严重的,但安全的、不批评指责,无伤害的环境,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飘飘的住院只是一次短暂的暴露疗法,能让她回归正常生活,但长期的创伤痊愈,需要“很多值得信任的好朋友营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生活中有一些愉快的事情,建立起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人生”。

这些事情对普通人来说,也许可有可无,但对遭遇过性创伤的人群来说,几乎是活下去的前提。

写完这篇故事初稿后的几天,我坐在办公桌前,手机里突然弹出了一条问候消息。我没有备注,但对面的人逢年过节,就会给我发来祝福的话。

我点进朋友圈,最近更新的是一条视频,几个男女在乡下的院子里抖果树,背景音里的女声很粗,咋咋唬唬的,让我莫名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用粗粗的声音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飘飘。

我试探性地问,“飘飘,是你吗?”

得到了确定的回复。

原来当年她并不是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只是常用另一个微信,就错过了我的消息。而我不知怎么加了她另一个微信,因为没有备注,始终没有认出她来。

这几年,她的病情稳定多了,也一直在工作。

她朋友圈里发的那棵果树,正是当年她在房树人里,画的那棵很漂亮的树。

也许人的生长,就像树,经历风吹雨打,总会留下伤痕。伤痕会一直存在,但种树的人,也会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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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有一处细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当飘飘被性侵时,她身处农村老家,父母都在城市打工。案发前,没人给到她性教育,案发后,也没有一个成年人能及时给她提供帮助。明明父母都在,但她却孤立无援。

社会上经常用“事实孤儿”,来形容像飘飘这样,法律上有父母,但实质没人抚养教育的孩子。

根据民政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大概有50万事实孤儿。

这些孩子没人教,也没人管,容易受到伤害,也容易走上歧途。

记录飘飘的故事,除了想让大家关注童年创伤对一个孩子的影响,也希望有更多人,看到这些角落里的孩子。

提醒那些身边有类似孩子的朋友,请多关注他们一下。

“就像树,经历风吹雨打,总会留下伤痕。伤痕会一直存在,但种树的人,也会一直在。”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赵岛泥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9880字

阅读时长约2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