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对寺庙经济的影响
作者/孙树恒
一
著名文史专家代林老师热情的给我推荐一部《清代内蒙古地区寺院经济研究》电子书，我认真研读，给我启发很大，让我很是感慨，思索万里茶道与寺院经济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在研读过程中，你一定能感受到寺院经济在清代内蒙古地区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而万里茶道作为连接东西方的商贸纽带，无疑为寺院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思考万里茶道与寺院经济的关系时，不妨从贸易繁荣、经济收入、文化交流等多个角度入手，深入挖掘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探讨万里茶道如何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为寺院带来了丰富的经济来源；同时，也可以分析寺院在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如何通过贸易活动与其他地区进行文化交流。
二
蒙古高原的寺庙建设背景线索。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始于元朝，当时蒙古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萨迦派来统治西藏地区。这一时期的寺庙建筑形态主要以汉式和藏式为主，反映了蒙古族与汉族、藏族文化的交融。
北元蒙古各部内部斗争激烈，俺答汗利用格鲁派确立其地位。这一时期的寺庙建筑形态受到了格鲁派建筑风格的影响，出现了众多具有格鲁派特色的寺庙。清朝统治者为了“驭藩”，利用宗教控制蒙古地区。这一时期的寺庙建筑形态受到了皇家的影响，出现了众多的“敕建庙”。这些寺庙不仅具有宗教功能，还成为了政治权力的象征。如果说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内蒙古各部的广泛传播，对有清一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那么清朝政府对藏传佛教采取的利用、扶植和鼓励政策则成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在内蒙古地区畸形发展的催化剂。
在皇太极的统治时期，他深刻认识到笼络和控制蒙古各部对于稳固清朝统治的重要性。因此，他继续推行并强化了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成为治理蒙、藏民族的基本国策，而且在后续朝代中逐渐趋于制度化、法制化。
通过扶持藏传佛教，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将蒙古族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纳入了自己的统治框架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清廷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蒙古地区兴建了众多规模宏大的寺院。这些寺院不仅成为了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成为了清朝统治者与蒙古各部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康熙三十年举行的多伦诺尔会盟，更是标志着外喀尔喀蒙古各部正式接受清朝的统治。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康熙帝在多伦诺尔地区建造了汇宗寺，这一举动开创了清政府直接在蒙古地区建造喇嘛庙的先例。汇宗寺的建造不仅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尊崇，也展示了他们通过宗教手段来加强政治统治的智慧和策略。
中国万里茶道协作体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著名作家邓九刚老师说，一直到1900年统计，整个蒙古高原有1260座寺庙。其中，仅呼和浩特就占有87座，可以说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寺城。稳定繁荣的蒙古高原为茶叶之路的开辟和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茶叶之路开通之后，宗教的网络与商业的网络就迅速地重叠了。或者说商业的网络是在藏传佛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人巧妙地利用了寺庙的权威和影响，在草原上顺利开展业务。寺庙的影响达到哪里，商业的触角就伸到那里。
三
万里茶道旅蒙商与蒙古高原寺庙的关系。
万里茶道，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不仅见证了中西方的商贸往来，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这条茶道上，旅蒙商与蒙古高原上的寺庙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而又紧密相连的关系。
一是旅蒙商，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将茶叶等商品带到了蒙古高原，更将中原的文化、技艺与生活方式带到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而蒙古高原上的寺庙，作为当地的精神文化中心，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信徒与游客，更成为了商品交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寺庙经济的繁荣，与旅蒙商的贡献密不可分。旅蒙商为寺庙带来了丰富的物资与资金，使得寺庙能够修建更加宏伟的建筑，举办更加盛大的法会，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信徒与游客。而寺庙的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二是旅蒙商与寺庙之间，不仅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更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旅蒙商在贸易过程中，将中原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带到了蒙古高原，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
三是而寺庙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更通过举办法会、讲经说法等方式，将中原的文化与价值观传递给了当地的民众。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蒙古高原的文化内涵，更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和谐，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四是在万里茶道上，寺庙与旅蒙商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渊源。许多寺庙都成为了旅蒙商的重要据点与庇护所，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交易场所与休息之地。而旅蒙商也通过捐赠、修建等方式，表达了对寺庙的敬仰与支持。
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不仅体现了旅蒙商与寺庙之间的深厚情谊，更展示了万里茶道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与融合。
四
旅蒙商与寺庙的经营方式。
蒙古的喇嘛庙使得在蒙古的茶叶交易以顺利进行。
寺院在蒙古高原不仅是宗教的圣地，也是贸易的枢纽。大库伦，是蒙古北部最大的寺庙集中地，于1666年为促进贸易而建，后来更成为蒙古的都城。这里的甘丹寺是城中最大的寺庙，象征着宗教的繁荣。到了17世纪末，大库伦已成为喀尔喀蒙古的宗教和商业中心。
呼图克图，作为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最高活佛，虽无固定居所，但寺庙中心的财政收入却颇为可观，来源于信徒的供奉、为中国商号提供的运输服务，以及向商号收取的管理费。此外，寺庙还提供贷款服务，利息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呼和浩特，位于内地与外札萨克蒙古、内地与西北边陲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显著。自1575年土默特部俺答汗建立归化城以来，这里逐渐成为蒙古右翼三万户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随着呼图克图活佛的不断涌现，呼和浩特“七大召、八小召”的宗教地位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庙仓财源广进，成为商贸与文化交相辉映的璀璨明珠。
二是寺庙拥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其他财产。寺庙不仅是宗教的圣地，还成为了当时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些寺庙不仅拥有广袤的土地和肥沃的牧场，还掌握着大量的房产资源。庆缘寺、长寿寺、法禧寺等寺庙。随着商业的日益繁荣，归化城的商业用房需求量激增。寺庙们看准了这个机会，将手中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出租，既满足了商人的需求，又为自己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除了出租土地和房屋，一些寺庙还拥有众多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仅为寺庙提供了生活所需，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商业活动。比如大召寺，在归化城内拥有817间房屋，这些房屋几乎全部被用作商人的店铺。比如庆缘寺在土默特有6万亩土地，寺庙周围有200亩好地，长寿寺有630多亩，法禧寺有牧场2000多亩、耕地33300亩。席力图召在归化城内拥有两千余间房屋，乌素图召在归化城里有出租商用房屋36处581间，庆缘寺在小南街有铺面房50余间；长寿寺在小北街、大西街、大召前等地有铺面房15处231间；法禧寺在吕祖庙街、小西街、大东街等地有21处318间房屋。大批内地商人涌进归化城，商业日益繁荣，商业用房需求量极大，于是召庙就把土地和房屋出租给商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归化城地皮月租金高达2000“当十钱”。
三是清代内蒙古城内分布的寺庙所属地铺，以租赁为主要经营方式。关于城内分布的寺庙所属地铺及其经营方式，清代呼和浩特的寺庙最为典型。斯人波兹得涅耶夫对该城寺院地基房院的租赁及地铺钱有详细记载，他说："几乎所有的寺召都在自己的地皮上盖了房子，并用围墙围起来，成为栈房，用来租给当地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租金当然昂贵，因为它不仅包括地租，而且还包括房租。如阿拉善和硕特旗广宗寺诺颜拉布楞吉萨在同治九年（1870）至十年（1871）之间驮盐、卖盐收入为66550两银，卖各种布、油纸、荷包等收入为5349028两银，转卖鼻烟、大烟收入为7388 735两银，卖茶、米、面、油、酒、糖果、挂面等收入为831 185两银，2 160395千文，卖豆、草、煤、木、瓦等收入为 543 472 两银、64 065千文，另有卖哈达收入为734775两银，以上做买卖获得的净收入共计为22 284 两、130 100千文。如同席力图召，大召也有属于自己的很多地铺、房子。这些在档案中很少提到，但据大喇嘛罗卜桑雅日暮巴勒回忆，在现在旧城南街、牛头巷、通顺街、三顺马店、土默特小学对面的巷子、城墙外的寺庙附近、大召两边的狭路、大召南草场、玉泉井路两边的地方和别处小巷都有大召的地铺。另外，大召前广场属清代归化城商贸最繁华的集市，位于大召地铺范围内。
四是驼运。据光绪三年（1877）至四年(1878）驼运察汗布鲁克湖盐斤驮数清册，阿拉善和硕特各寺庙僧俗人员驼运盐斤次数及收入账单中，甘珠尔巴格什驼群运盐三次骆驼五十二只，骑驼四只。格根仓驼群运盐三次，骆驼四十一只，骑驼三只。沙尔滋庙运盐三次，骆驼十五只，骑驼三只.....以上按半斗分计算，各仓及吉萨共运盐骆驼一千六百五十九只，两口袋为一驮、每驮一钱二分五厘计算为二百七十七两四钱六分五厘。驮盐者载货骆驼五十五只，斗分每驮二钱五分计算为十三两七钱五分，骑驼一百一十四只，斗分每只一钱二分五厘计.
五
万里茶道作为古代中国、蒙古、俄国之间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商道，不仅带动了茶叶的贸易往来，更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而寺庙，作为蒙古高原上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也在这条茶道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是往往是周边地区的寺庙，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万里茶道上，商人们巧妙地利用了寺庙的权威和影响，在草原上顺利开展业务。寺庙的影响达到哪里，商业的触角就伸到那里。这种融合为万里茶道的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和保障，寺庙也因此成为了贸易交流的重要场所。商人们会在召庙附近进行商品的展示、交易和谈判，这种宗教与商业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万里茶道上的贸易繁荣。
二是寺庙的收入与万里茶道相辅相成。不仅如此，寺庙还通过出租土地、房屋等财产给商人，从而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这些收入不仅用于寺庙的日常维护和修缮，还用于支持寺庙的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可以说，万里茶道为寺庙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是万里茶道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寺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条茶道上与来自各地的商人、驼夫和手工艺人相遇，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和技艺。这种文化的交流不仅丰富了沿途地区的文化生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是从清末到民国，寺庙经济普遍呈现出衰败景象。这种衰败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近代中央政府对蒙政策的调整，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央政府扶持力度的下降，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的减少，寺庙土地被开垦，蒙民被迫迁徙导致的贫困及信徒与寺庙的分离，寺庙和呼图克图、活佛的巨大开支与上层喇嘛的腐败等，使喇嘛人数持续减少，藏传佛教寺庙经济陷入贫困，宗教的崇高社会地位下降，藏传佛教寺庙逐渐走向衰落。
所以，万里茶道对寺庙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它不仅带动了寺庙的经济发展，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为沿线地区带来了繁荣和进步。
参考资料；
胡日查《清代内蒙古地区寺院经济研究》
邓九刚《呼和浩特的前世：从召城到商城》
艾梅霞《茶叶之路》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内蒙古大盛魁公司文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