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朝鲜战争前划分朝韩两国边界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不过是一条只存在于地图上的分界线，当期具体落实到现实地形中时，面对半岛上崎岖多变的山岭和蜿蜒流淌的河流时，则根本无法将两国领土边界予以明确划分，这样双方的边防队在实际巡逻中就不可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据统计，在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南北双方在三八线上发生的联队级别以上交战就有几十次。
战前朝韩军对峙三八线
位于三八线以南的京畿道开城市在朝鲜战争谈判阶段曾是双方谈判代表开展唇枪舌剑的战场，但在战争爆发前则属于南韩控制区，由于此地曾是高丽王朝的都城，交通和商业发达，又是南韩首都汉城的门户，因此在南北方眼里都是重要地区。1949年1月5日，原驻开城的美军第7师32团正式将该地防务交给韩军第1师团11联队。
第11联队（今韩军第11步兵旅团）于1948年5月1日成立于京畿道水原市，绰号“手雷部队”，是南韩国防军成立的第一支联队级部队，时任联队长为崔庆禄（???）中校，1920年出生于忠清北道阴城郡，日占时期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在旧日军中服役了三年。二战胜利后，崔庆禄投靠了美国人，并凭借其在旧日军的资历很快混上中校联队长的职位。
由于之前美军守卫三八线时和人民军关系还算可以，所以崔中校接过防务时，惊讶地发现所部负担的长达84公里的边境线上几乎没有什么防御工事，他只能采取以点守面的策略，集中力量在松岳山（???）上的几个边境制高点上构筑工事。其中松岳山又称488高地，整座山主要由花岗岩构成，山南麓有高丽王朝时期的满月宫遗址。
松岳山与292高地位置
与韩军对峙的是人民军三八线警备队第3联队，联队长是出生于1907年人民军将领崔贤（??），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1师1团团长，一向以作战凶悍果敢而闻名，之后的冲突也是由其策划。1949年4月，崔贤调集第3联队三个大队的1000余名官兵，在松岳山北麓秘密集结，准备好好教训一下在边境线上耀武扬威的南方佬。
1949年5月3日，数百名人民军先头部队突然袭击了位于三八线以南100米处的松岳山292高地南麓上的韩军阵地，这是自1948年8月南北建国以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边境袭击事件，由于事发突然，驻守在292高地的韩军第11联队2大队（大队长金正勋少校）几乎毫无防备，不仅丢掉了292高地，还丢掉了高地南部的联合国高地和鸽子山，使开城市区受到威胁。
此时第11联队1大队正在文山训练新兵，第3大队正在配合第5联队清剿人民军南部游击队，崔庆禄手中几乎没有可用之兵，他只能从第1大队抽出两个中队，另调来由金英直上尉指挥的士官教导大队，教导大队共有官兵16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士官生，虽说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但也总比从民间抓壮丁征来的新兵强点。
60年代曾任陆军中将参谋长的崔庆禄
1949年5月4日，得到增援的崔庆禄在早上六点迫不及待地对人民军阵地发起反扑，第1大队3、4中队和第2大队7中队负责从正面发起攻击，士官教导大队则绕道人民军阵地后方攻击，联队所属的炮兵中队和驻永登浦的第6独立炮兵大队（大队长卢在贤上尉）的两个中队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从火力上来说，这三个中队的18门57毫米口径加农炮对仅有步兵火力的人民军占有绝对优势。
但由于人民军在山丘上构筑了很多半入地式的机枪碉堡，辅以圆木构筑的堡体和外围栅栏，韩军炮兵也磨洋工式的出工不出力，使得韩军步兵在攻击时损失很大，到上午十一点半也没取得什么进展。既然炮兵放羊，那摧毁碉堡只能靠步兵自己了，经过紧急研究，崔庆禄的手下们建议使用由81毫米口径迫击炮弹临时改造的炸药包，可以有效一次性炸毁机枪碉堡。
然而问题又来了，这样的炸药包重达6.8公斤，根本无法像普通手雷一样远距离投出，炸药包一旦爆炸，投弹手根本无法撤出安全距离，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有数了，但谁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毕竟一次普通的边境冲突还没严重到要普通士兵去白白送命的地步。直到这时，士官教导大队重武器分队的朴昌根中士站出来做了榜样。
1949年2月联合国记者眺望松岳山
眼看第2大队7中队的官兵们兵败如山倒，朴昌根抓着一枚手雷冲向了292高地东北方向的一个机枪碉堡并把手雷丢了进去，虽然机枪碉堡被成功摧毁，但朴昌根因为距离太近也丢了性命。熟悉旧日军自杀战术的崔庆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对其他士官生们说道：“弟兄们，如果想要把阵地夺回来，我们需要更多像朴中士这样自愿报国的牺牲者，愿意上的就来报名吧！”
前面说过，士官生大多是刚离开军校没啥社会经验的热血青年，所以很快就有几十人站出来报名，他们组建了一支爆破敢死队，每人携带一枚炸药包，打算使用同归于尽的自杀战术把人民军的机枪碉堡全部清理掉。为了方便敢死队接近碉堡，从中午十二点起，韩军炮兵终于开始认真干活，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连续炮击。
下午两点，炮击一结束，韩军敢死队就冲向人民军碉堡群，有五名敢死队员还没接近目标就被机枪火力击中并毙命，最后只有四名队员抵达目标，并炸毁了四个机枪碉堡，在人民军防线上撕开一条口子。崔庆禄不失时机地指挥后续部队冲上去，一举收复联合国高地、鸽子山及292高地主峰，人民军被赶下山后发起了一轮反扑，但没有成功。
“十勇士”的纪念雕像
到5月4日晚，第1大队的剩余部队也带着新兵们赶来，加强了高地上的守备力量，人民军的反扑则一直持续到6日下午，眼看攻击两天依旧没取得进展，崔贤只得下令停止攻击。持续三天的松岳山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此战韩军宣称自己阵亡39人（包括士官教导大队长金英直上尉）、杀伤敌137人，考虑到阵亡与负伤人数通常为1:2的关系，加上宣传数字又都有灌水的成分，那么在这次战斗中韩军实际伤亡人数应略高于人民军。
在韩国方面看来，夺回松岳山当然是一次值得大肆宣传的军事胜利，1949年5月28日，韩国政府在昌德宫敦化门前为包括朴昌根在内的十名敢死队员举行了公开葬礼，6月28日，国会宣布追授其中九人为上士，另追授敢死队队长徐武德中士为少尉，1950年12月31日，这十人又被集体追授最高级别的乙支武功勋章，韩军战史后来习惯将他们称为“十勇士”。1955年，韩国人又分别在汉城国家公墓和坡州邑统一公园为这十人修建了纪念碑和忠魂塔。
“十勇士”的照片
这所谓的“十勇士”分别为：
敢死队队长徐武德（???）中士，出生年月不详，全罗南道光山郡人；
重武器小队分队长朴昌根（???）中士，出生年月不详，全罗南道莞岛郡人；
一等兵朴平绪（???），出生年月不详，全罗南道罗州郡人；
一等兵吴济龙（???），出生年月不详，全罗北道任实郡人；
一等兵黄金载（???），出生年月不详，全罗北道益山郡人；
一等兵尹玉春（???），出生于1929年4月4日，忠清南道大田市人，1971年5月10日他的故乡大田市在市文化公园为他竖立起一座纪念碑；
一等兵杨龙淳（???），出生年月不详，咸镜北道庆元郡人，十人中唯一的北方流亡人士；
一等兵金钟海（???），出生于1933年5月6日，京畿道华城市人；
一等兵李熙福（???），出生于1928年3月28日，京畿道华城市人，2009年6月19日他的故乡同样为他树立起一座纪念雕像；
一等兵尹承远（???），出生年月不详，京畿道华城市人；
第1师团新兵们在十勇士雕像前摆pose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仔细追究此事，却发现其中有一处疑点，即战后韩军宣称，除朴昌根中士外，其余九人的尸首都已无处可寻。其中四名与人民军碉堡同归于尽的韩军的尸首找不到自然可以理解，但另外被击毙于冲锋途中五人的尸首为何也不见踪影？一些战后幸存的第11联队老兵中就有传言说，其中五人其实有数人是“被人民军活捉了”。
后来十人中的徐武德和吴济龙都曾出现在六十年代的平壤对南广播中，他们在广播中详细谈到了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表示现在在北方生活得很好。当谈到“十勇士”的事情时，两个人都在广播中调侃到，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有那么“英勇”，当他们被押送到平壤后才得知自己被“就义”后，都十分哭笑不得。
而一份记录于1964年的韩军内部报告也显示，所谓“十勇士”的事迹都是崔庆禄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向师团长金锡源请功，其内容有一部分是崔庆禄依照人民军的宣传材料改编过来。一开始金锡源也完全信以为真，后来得知真相后，他气得当场拔出手枪想要干掉崔庆禄，不过考虑到国葬典礼都已经举行，既然如此就将错就错吧，才饶了后者一命。2020年韩军预备役准将朴庆锡也再次确认了此事系崔庆禄编造。
2022年第一师团为十勇士举行牺牲73周年纪念活动
尽管如此，正如金锡源所考虑到那样，“十勇士”的事迹已经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了，既然如此就把他当成真人真事吧，不是说“谎话说了一百遍就成真话”嘛！韩军第1师团此后每年都会举办“十勇士爱国精神纪念活动”，来对官兵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韩军陆军士官学院也于2001年设立了“十勇士奖”，于每年五月颁发给在岗位上表现出色的模范士官，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