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周恩来亲自将邓发、王若飞、黄齐生及叶挺将军一家人送上飞机。这架飞机是美国先进的军机,机组人员是经验丰富的老牌飞行员,按理说不会有任何问题,可在飞机起飞的一瞬间,周恩来心头一颤,非常不安。

周恩来回到驻地,在重庆紧张地等待延安传来平安信息,可本该很快抵达的飞机,一连几天没消息,未按时抵达延安。直到4月11日传来噩耗:飞机失事,机上全体人员无一生还。

周恩来一听,只觉眼前一黑,天昏地暗,痛哭道:“邓发也……是我考虑不周!一再小心,还是着了国民党的道!”4月19日,周恩来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中痛书:“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自此,“四八”空难成了周恩来心头一道抹不去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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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空难中的人物个个非同小可,不说众所周知的叶挺,不说王若飞、黄齐生前辈。今天我们就来说邓发——红军特务队首领,红色中国的守护神。

邓发,1906年生于广东云浮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在家中排行第八,取名邓八。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参加罢工工人登记,被工作人员误记为“邓发”。这一改动,得到海员领袖苏兆征的肯定。邓八本人非常崇敬苏兆征,为此干脆改名邓发。未料“邓发”这个名字十来年后轰动全国,鼎鼎大名令敌人闻风丧胆。

邓发小时候未接受好的教育,但他聪明好学,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家里节衣缩食供他念了几年书便不堪重负,无力支撑他的学业,邓发初步领悟穷苦人家的困境,此后奋力斗争、寻求出路。他开始苦思:中国广大工人、无产阶级、穷苦百姓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1920年,孙中山重返广州领导革命。邓发从老家来到广州一带谋生,做过杂工、茶房、海员。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苏兆征。第二年,他加入苏兆征领导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从此一步步走上革命之路。

邓发一边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各项宣传、斗争活动,一边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他努力训练英语发音,还喜欢用铅笔或木炭给工友画头像。他总是热情洋溢,谈吐风趣,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大家都很喜欢他。

1925年6月,广州、香港两地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声援上海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邓发被推选为工人代表,参加罢工委员会工作,并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同年9月,经苏兆征介绍,邓发正式加入共产党。

两年后,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事发突然,作为革命圣地的广州瞬间掀起腥风血雨,共产党被杀无数。当日,邓发住在宣传部,主要负责宣传工作。他听到外面的嘈杂声,联想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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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立即做出决策,一方面安排同志赶紧转移,另一方面快速清理文件。同志刚刚离去,文件还来不及处理,“砰砰”的敲门声骤然响起。邓发毫不迟疑,顺手拿起桌上的画夹,把文件往里面一放,打开窗跳了出去。敌人闯入后,很快发现有人跳窗逃走,紧紧追来。

邓发双拳难敌四手,硬拼不是办法。他灵机一动,在一个大户人家的门槛上坐下来,打开画夹聚精会神画画。敌人认为邓发肯定是个大老粗,不会是个文质彬彬的画家,便放过他往前追去。

邓发深吸了一口气,敲门说可以给孩子画头像,这在当时可新鲜了,孩子乐呵呵凑到他面前。这时敌人感到不对劲,又杀了回来,没想到这人真的和这家有约,在给小孩画画。手法娴熟,画得像极了,一定是个真正的画家,邓发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广州起义时,他担任五区副指挥,领导工人作战。敌人不甘心失败,集结兵力疯狂反扑,子弹像暴雨一样袭来。邓发指挥部队顽强抵抗,直到用完最后一颗子弹。但敌众我寡,再战不利,他独自断后,掩护部队撤退,退入四叔公邓北水家里。

邓发一个转身闪进屋内,把自己的衣服沉到井底,换上哥哥的衣服,在衣服上涂上刺鼻的药,浑身难闻极了。痰盂的脏水里也加了有异味的东西,装成病人的呕吐物。再把牙粉抹在脸上,看起来面色惨白。又找出几张旧药方,故意放在显眼的桌面上,这才在床上躺下来。

不过一会儿,一群敌人推开房门,掀开邓发的被子查看。他立刻化成重病之人,呻吟起来。敌人在屋里东张西望,邓发故意留下的那些东西,把这群人吓得不轻,神色紧张不说,随即三步并两步快速离开。

邓发暂时脱险,但局势依然紧张。当时邓章在公安局饭堂工作,邓发想起公安局有一种大风灯,上面印着“公安局”的字样。他想出一个应对方法:把那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风灯挂在自家门头上,把大门打开,邓章在门边站着,装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

果然不出所料,敌兵搜查到此,一看这家门头挂着公安局的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查去了。次日,邓发头顶风险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上级指示:暂时隐蔽,养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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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邓发化装成邓北水,有人问起就说:乡下来的,到城里找亲戚。平时在厨房当杂工,从而顺利隐蔽。之后,他经常利用出街挑菜的机会,到处收集情况和与组织那边接头。

1928年春,邓发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广州市委书记及广东省委常委。彼时,革命事业处于低潮,邓发为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主动下基层,来到工人群众中,教育并组织工人,一时之间成了赫赫有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后来,他在周恩来创办的中央特科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香港特科工作。不但布置、保护场地、护送领导干部出入香港,而且发现并处决叛徒,解救监狱里的同志,有效维护党组织和党务秘密,保护同志,惩治敌人。邓发本人曾多次在香港、英国侦探、国民党特工和叛徒的眼皮子底下生存。

一次,邓发去接战友兼女友陈慧清,他察觉一个女叛徒正盯着自己。邓发马上离开,但叛徒已经发现他,随即高喊他的名字。

这时,两个港警向他们走来,邓发急中生智,强忍怒气对叛徒说:“我也不清楚组织在哪,趁没人发现我们,赶紧找个地方叙叙吧!”随后,猛地拉起叛徒的手就跑。叛徒抵不过他的力气,只好跟着邓发走。走到一家咖啡店,邓发从地上捡起一截甘蔗,藏进裤兜里。

闲话半晌,邓发放叛徒出去。出去后,叛徒想引来港警。邓发已把甘蔗顶在叛徒的腰上。叛徒以为是枪,一动也不敢动,邓发趁机吓唬她说:“叛徒,今天你的死期到了!”叛徒立刻举起双手、跪地求饶,邓发趁机逃跑,脱离险境。

那时,英国当局禁止党组织在香港开会和活动,国民党特务发现共产党人接头时,经常搞破坏,引来英警。有次,邓发约两位同志与他碰面,其中一位是女朋友陈慧清。邓发按照约定的时间在街头等待,陈慧清穿着时尚,挎着小包,款款而来。

另一边,乔装打扮的男同志也出现了。两人都发现对方,点头致意,正欲碰面。突然,邓发从反光镜看见两个特务。邓发立刻拉起陈慧清的手,装作和恋人约会逛街,往人群中走。

男同志看见两人临走的暗示,明白有人跟踪,于是往反方向走去,安全脱离。不久,邓发前去查看被敌人破坏的机关时,不幸被逮捕。党组织立即通知陈慧清,让她设法营救,陈慧清找到邓发的哥哥邓芳,请他设法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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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清为弄清邓发在狱中的口供,以便担保时对得上,就雇请一位妇女给邓发送饭,在饭菜中藏着一张纸条叫邓发将口供送出来。邓发将“口供”藏在饭盒里运出来,条子上写着:“我是邓元钊,从乡下来找哥哥邓芳,我不认识邓发。”

陈慧清得到纸条,明白邓发身份还未泄露,她立即去找邓芳。邓芳找来他的英国老板,说弟弟从乡下出来找工作被警察捉进监狱,请他帮忙保释。老板很快就答应了,亲自开着小车同邓芳一起到警署将邓发保释。

1930年9月,邓发补选为中央委员。自11月到次年2月,短短八九个月,邓发先后担任多个职位,出色实现“苏区工作计划”。他积极配合中央交通局,通过各种办法,成功开辟红色地下交通线,加强中共中央与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联系,以及华南各苏区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

此外,邓发亲自布置卢伟良,完成护送叶剑英平安到达中央苏区的紧急任务。此后,卢伟良调动、配合各方力量,成功将刘少奇、项英、任弼时等200多名高级干部、军政人才,从白区带到中央苏区;又将黄金等贵重物资从中央苏区带到上海,给党做经费。

1931年8月,邓发到江西接任王稼祥的职位。11月,任政治保卫局局长。他负责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筹建,挑选了经验丰富的李克农、罗瑞卿等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都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

众所周知,罗瑞卿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李克农也曾任社会部副部长和公安部副部长。由于我方保卫工作做得好,为此蒋介石多次派侦察机出动,企图偷窃情报,破译我方机要密码,不过一次都没有得逞。直到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转头长征,并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明白此事。

1935年7月,邓发秘密去苏联,打通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那时去苏联要经过新疆,军阀不准共产党进入。邓发先弄来一张县长委任状,并打听到有个戏班要去新疆给军阀演戏。

于是,邓发乔装成失业人员去戏班打杂,很快取得戏班老板的信任。他和戏班的人一起在戈壁沙漠里穿行,日行夜宿,最终成功进入新疆。后来他找机会离开戏班,经过几天奔波,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最终找到共产国际,恢复了我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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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作为特工,让蒋介石非常忌惮。国民党悬赏五万大洋要他的脑袋,但邓发并没有把这个追杀令放在心上,他经常出入国民党腹地,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斯诺在《群星照耀中国》中记载了他见到邓发的场景:

在西安府,一天早晨,董健吾带邓发来见斯诺。邓发一路不说话,到遗址时突然抓住斯诺的胳膊,眨着眼睛问他:“你认出我了吗?”斯诺摇摇头,表示不认识他。邓发说:“我以为你会见过我的照片。”他把脑袋往后一仰,说:“我是邓发——”

邓发!斯诺惊讶万分。国民党正悬赏5万元要他的脑袋,他居然出现在国民党腹地,还明目张胆跟在张学良身边!这怎么能不让人吃惊!

“你不怕死吗?”斯诺问他。“不怕。要怕也是张学良更怕。我住在他家里。”邓发笑着回答。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发到新疆开展工作。为了解决新疆财政混乱的问题,邓发请示党中央希望把毛泽民留下来,一起处理新疆的问题。

邓发除了工作出色,为人也非常热心。毛泽民在新疆与他共事,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朱旦华。毛泽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便向邓发打听朱旦华的情况。

人精似的邓发一眼就看出毛泽民对朱旦华有意思,就给他们牵线拉桥,当了他们的红娘。不久,毛泽民和朱旦华两情相悦、终成眷属,步入婚姻的殿堂。邓发做了一次红娘,意犹未尽。他从新疆回到延安后,邓小平从太行山到延安参加会议,邓发又充当起了月老。

邓小平是邓发的亲密战友,他们一同经历过长征,在延安时住在一个窑洞。邓发见邓小平婚姻不顺,如今单身一人,又为革命四处奔波,便帮他考虑起婚姻大事来。他凭广泛的人际关系,帮邓小平找意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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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记载:“那时候,邓发带着我父亲,两人一天高高兴兴到处转,人们都说他们活像两个游神一样。”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邓小平看上了正在学习的卓琳。她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毕业后在敌后做秘密工作。在邓发的撮合下,卓琳和邓小平相恋。

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发,见老战友有了满意的对象,就为他操办起婚事来。在延安窑洞,邓小平和卓琳举办了热闹的婚礼。和他们一同举办婚礼的还有孔原和许明。在邓发的精心安排下,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李富春等,都欢欢喜喜出席了这场婚礼。

席间,战友童心大发,频频给邓小平敬酒,不灌醉誓不罢休。精明的邓发早就料想到会有这一幕,偷偷将邓小平的酒换成白开水。邓小平无所畏惧,面对敬酒,来者不拒,有敬必饮,到最后也没有醉。战友纷纷竖起大拇指:“小平酒量真大啊!”却不知背后是邓发暗箱操作。

由此可见,邓发不但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工,也是充满智慧的朋友,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战友,还是一个古道热肠,非常有趣的人。

1945年,邓发出席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和英勇斗争的事迹,把中国职工运动和国际职工运动联系起来,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作出巨大贡献。归国途中,又访问瑞士、意大利、埃及、印度、菲律宾等国,沟通中国工人运动与世界工人运动的联系,增进中国工人与世界各国工人的了解和团结。

次年1月,邓发回国。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邓发则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积极宣传大会精神,竭力促进国内工人阶级的统一。4月,邓发准备到苏联出席世界职工联会理事会及执行委员会。

出国前,他想先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在巴黎开会的情况并请示工作。4月8日,他与王若飞等人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不幸在黑茶山遇难,成为“四八”烈士之一。

这架飞机和飞行员都没有问题,按理说不会出事,周恩来当即怀疑国民党做了手脚。但由于正处国共和谈期间,不便多生事端,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愤懑地将此事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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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军统老特务杜吉堂道出实情: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当时蒋介石忌惮邓发的能力,且又对叶挺回归共产党心生不快,这才授意伪造一场飞机事故。

特务偷偷将一块强力磁铁放入飞机罗盘和高度仪中将,使飞行员看到错误的仪表信息,导致飞行高度过低,最终偏离航线,撞毁在黑茶山上!

不过,事件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仍没有权威依据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