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2日，方志敏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俞伯庆的“护送下”，从上饶集中营被押解到南昌，关押在蒋介石的军法处看守所。
虽然身陷囹圄，但是方志敏并没有向敌人屈服，他以手中的笔为武器继续战斗。
在监狱中，他撰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等十多篇不朽文稿。
按理来说，共产党革命志士陷入敌人之手后，会受尽折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为何方志敏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写出这么多著作呢？
全靠一个人。
“玩忽职守”的凌凤梧
方志敏的文稿之所以能够安全传送到监狱外，多亏了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
正是由于他的“玩忽职守”、“勾结”方志敏，才为方志敏撰写文稿和传出文稿带来极大便利，也为方志敏在特殊环境下的斗争创造必要条件。
凌凤梧的父母是做布匹生意的商人，家庭条件较好。后来还考入浙江省立政法专科学校，是当时罕见的高材生。
1935年1月，凌凤梧在朋友的推荐下，成了国民党某看守所的代理所长。
方志敏此时已经被押解到看守所，没过多久被移至狱中“优待室”。
根据凌凤梧讲述，这个看守所规模比较大，里面有几十号统监房，和几十间不上锁的优待室。
优待室里居住的大多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中的“军事政治犯”，和一些被政府认为“不法”的知识分子。
所谓的“优待室”环境比普通牢房好上许多，一日三餐也能按时供应，开水也随便取用。
但是相比普通囚犯，方志敏却要戴上一副十几斤重的铁链，也算是“格外优待”了。
方志敏居住的优待室，和凌凤梧的办公室距离很近。
每次凌凤梧深夜起床纠察，都会看到对面方志敏监房的电灯亮着，方志敏伏在桌子上看书写文章。
方志敏经常向监狱的工作人员和狱友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理念。
在和方志敏的几次谈话中，凌凤梧对方志敏的革命精神大为赞赏，也很敬佩他不为暴力所屈服的精神。
因为佩服，所以想要同情他，给予他生活上的照顾。
每每看到方志敏脚上那副十几斤重的脚镣，凌凤梧都觉得难受，但是他知道这样的手段不只是为了折磨“犯人”，更是防止他们越狱的手段。
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凌凤梧多次向处长曹振飞要求，将方志敏被捕时戴上的十几斤脚镣卸掉，换上一副更轻便的脚镣，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
在多次要求更换脚镣无果后，凌凤梧私自将方志敏脚上十几斤的脚镣更换成四斤重的脚镣。
监狱的环境不比外面，尤其是为了折磨被关押的“犯人”，他们所住的监狱，环境破烂不堪，经常有各种蚊虫出入。
凌凤梧知道，方志敏每天都会写作，为了给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吩咐监狱的人不要在他创作的时候打扰他。
他还指示同乡的高家骏做自己和方志敏的联系人，但凡方志敏有什么需要，都可以通过高家骏向自己转达。
他把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对方志敏“劝降重用”的密电，从军法处偷出来秘密送给方志敏看。
一个负有监管重任的看守所长竟然频繁接近一名共产党的“重要犯人”，并且经常在深夜里密探，凌凤梧这样的行为自然瞒不过监狱的其他人。
所里的同事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军法处长曹振飞，曹振飞担心会发生什么大事，但他手上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这一切，只能先将他调回军法处担任书记。
又寻找了别的理由，将凌凤梧手中权力剥夺，虽名义上还是书记，但不过是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闲人罢了。
方志敏在监狱中，影响了许多人，他们愿意帮助方志敏越狱离开这里。
但是想要从这里越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从长计议。
他精心设计了一场越狱计划：写信请人交给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要求他们按照计划行事。
外面的布置准备齐全后，监狱里还需要有内应，越狱的计划才能万无一失。
方志敏让高家骏去寻找凌凤梧设法配合，凌凤梧对此深表遗憾，眼下他有心帮助，却也无能为力，但是凌凤梧承诺方志敏，一定会严守秘密。
凌凤梧虽然不在监狱就任，但是毕竟有一些可以用得上的人手，暗中叮嘱他们帮助方志敏越狱。
不过这场越狱计划，还是失败了，方志敏他们如此大的举动，自然瞒不过新上任的监狱长。
他向蒋介石禀告了方志敏越狱的事情，蒋介石只回复了几个字：“秘密处决。”
方志敏就义那天，军法处长在他的牢房里搜出他来不及销毁的写给凌凤梧的书信，和凌凤梧抄写给他的一纸密电。
书信上除了对凌凤梧的感谢外，还多了一句话：“倘若有生还那日，中国革命史将多添一页。”
军法处长知道蒋介石最恨的便是共产党，于是他将这些书信作为证据，将凌凤梧停职关押。
虽然后来有军政人员和知识分子联名担保，将凌凤梧救了出来，但国民党却将他革职并且“驱逐出境”。
凌凤梧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后，老家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炸毁，先后辗转多地，他始终记得方志敏生前的忠告，没有再和昔日国民党的朋友们联系，反而是当了一名英语教师，过着低调不被人关注的生活。
一直到1951年8月，镇反运动的展开，凌凤梧才被群众“揭发”，再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群众一开始认为凌凤梧与其他国民党人一样，参与迫害了方志敏的行动，但是组织多方调查后，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这个说法。
面对调查时，凌凤梧甚至还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是方志敏写给他的内容：感谢木吾兄曾帮助自己更换了较轻的脚镣。
调查的同志看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为何凌凤梧要替方志敏做这些事情呢？
一切还要从方志敏被捕说起。
被逮捕前后
1934年11月，担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带领部队北上抗日，却不想在皖南遭遇到国民党重兵围堵。
无奈之下，方志敏带着部队向东北方向撤退，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并未停止，他们出动了7倍的兵力将红军围困在怀玉山区。
方志敏曾两次尝试带人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但是都未能如意。
他知道这一次是在劫难逃，晚上用烂树叶子铺在地上，思索着该如何脱困。
倘若这一次被逮捕，左不过就是一死，若是逃过一劫，还能再奋斗几十年。
想到这里，他反而轻松起来。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敌人，红军里竟然有人贪生怕死，将方志敏出卖，导致方志敏被敌人抓捕。
被逮捕后，方志敏清楚知道自己再难出去，但是什么时候会迎接死亡，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死亡，他并不畏惧，早在他从事革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
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纵观历史发展，没有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敌人抓到方志敏后，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将他押到蒋介石“赣东剿匪司令部”所在地上饶。
随后又将他押解到南昌，为了震慑当地百姓，让他们不敢和自己对着干，方志敏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街示众。
这样做无非是彰显他们的实力，告诉当地百姓，红军是不成气候的，但凡与他们作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以此来瓦解人民的斗志，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斗争。
方志敏拖着沉重的脚镣，神情自若站在台上，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下面的百姓。那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感动了不少围观群众。
面对生死和信仰抉择的时候，方志敏选择了坚守信仰，但是这条路充满了荆棘。
一开始国民党还通过官僚政客或者方志敏的亲朋好友当说客，以高官厚禄和大好前途为诱饵，对他进行说服。
但是这些都被方志敏义正言辞地拒绝，他甚至还说：“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断然不会做的。”
面对诱惑的时候，方志敏始终不改初衷，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方志敏如此“不知好歹”的做法惹恼了国民党，他们将他关押到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的监狱，单独关押。
这间囚室只能容下一个人，没有窗户，不见阳光，除了安静就是漫长的黑夜。
为了折磨他，每天给他的饭食都是掺杂着稗子、谷壳和沙石，除了“加料”外，饭食都是发霉没办法食用的。
就连每天洗漱饮用都只给两碗水，导致方志敏的嘴唇干裂，说话都带着刺痛感。
方志敏本来就有严重的肺病，敌人又拷打、鞭笞、毒刑并用，摧残着他虚弱的身体。
这样的折磨一直到凌凤梧的到来，才有所缓和。
与凌凤梧之间的交往
凌凤梧的办公室和方志敏很近，所以方志敏经常会通过监狱里的毛锦生，高家骏喊他来，与之交谈。
凌凤梧虽然为国民党做事，但也是乱世中无可奈何的决定，他与那些刽子手不同。
方志敏也看出凌凤梧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因此经常与他交流，了解他的情况，并且用自己的行为影响凌凤梧，希望他可以迷途知返。
在他的不断影响下，凌凤梧开始同情革命，决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他谋取一些便利，减轻痛苦。
甚至凌凤梧还因为多次帮助方志敏，替他求情，被国民党以“通匪罪”囚禁，差一点失去生命。
凌凤梧虽然曾经是国民党的监狱长，但是他从未做过任何反革命的事情，也没有参与屠杀共产党人士，因此调查人员并未对他关押。
受命寻找烈士遗骨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为革命牺牲的英雄都被追认为烈士，他们的英魂有了归处，但是方志敏的遗骨却成了疑团。
为了能够让英雄早日安息，党和政府以及方志敏的家属们，都希望能找到英雄的遗骨，好让他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就连毛主席都多次提到方志敏，还亲自接见了方志敏的家人，鼓励他们要像父亲一样为革命做出贡献。
1952年，中央批示将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著作公开发行，方志敏也成了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
中央决定为方志敏建造烈士陵园，以便后人供奉和追悼，可是方志敏是被国民党人秘密杀害的，就连他的遗骨在哪里都不清楚。
找不到遗骨，方志敏的烈士陵园就无法建造。
1955年，中共中央做出寻找方志敏遗骨的决定，毛主席也做出批示：“一定要找到方志敏同志的遗骨。”
作为负责寻找方志敏遗骨之事的刘少奇特意赶到江西省政府，成立了寻找方志敏烈士遗骨的调查小组，组长为方志纯。
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比方志敏小6岁，也是受到方志敏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方志敏被杀害后，方志纯遵照堂兄遗志，继续创建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纯担任江西省委第一副书记。
中央决定寻找方志敏的遗骨，其实也是他多年来的心愿，但是方志敏牺牲了二十多年，想要找到当年他就义的地点，谈何容易？
刘少奇提议，与其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不如发动群众力量，这样能提高办事效率。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方志敏烈士遗骨寻找活动拉开帷幕，江西省政府通过报纸、电台和学校的宣传互动，鼓励大家提供线索。
从群众提供的诸多线索中，调查小组梳理出三条较为有价值的线索：
寻找当年为方志敏拍照的摄影师；
寻找当年为方志敏入殓的当事人；
方志敏是戴着脚镣牺牲的，他的遗骨中一定有脚镣相伴，这也是辨认方志敏遗骨的标志之一。
调查小组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当年为方志敏照相的摄影师，当提及往事，他还记忆犹新。
虽然和方志敏接触不多，但是在行刑前，他那无所畏惧，绝不屈服的精神感染到了摄影师。
摄影师还对方志敏竖起大拇指，夸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因为顾及到方志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国民党不敢公然行刑，只能在秘密的情况下对他行刑。
虽然方志敏被敌人折磨得不成样子，瘦骨嶙峋，但是他那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坚定的光。
摄影师当年是被国民党人强行拉到刑场拍照的，因为心中的抵触，他也是敷衍了事，对当时的情形没有太留意。
并且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他只能确定方志敏遇害的地点在下沙窝，具体位置他实在记不清楚。
调查小组又找到当年为方志敏收殓遗体的两位老人，两位老人交代他们当年确实埋葬过几位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人，但是具体身份不清楚。
他们也曾猜测过或许埋葬的是共产党人，只是不清楚名字。
两位老人带着调查小组去埋葬点挖了许多地方，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骸骨背后的忧伤
虽然寻找方志敏遗骨的事情陷入僵局，但是调查小组的人并未放弃，终于在1957年春天，他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江西化纤厂在南昌下沙窝工地挖到了一堆骸骨，一副脚镣，只是不清楚是否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方志敏烈士的骸骨。
下沙窝曾埋葬过许多共产党人的遗体，按照当时的规定，“犯人”行刑前都需要戴着脚镣行刑，因此这些遗骨也可能是其他革命烈士的。
调查小组接到消息后立刻赶赴现场勘察，经过专家们分析，这意外挖到的79块骸骨很有可能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方志敏遗骨。
为了确认这79块遗骨的身份，方志纯想到了当时担任绥靖公署军法处监狱长的凌凤梧。
或许他最清楚，最能分辨出这些骸骨是否属于方志敏。
当天，一份以江西省政府名义发出的急电到了浙江东阳北麓中学，希望凌凤梧能火速赶至南昌，对脚镣进行辨认，并且请他讲述方志敏烈士在监狱的事迹。
当凌凤梧心情沉重地托起那一副锈迹斑斑的铁链时，他先是仔细观察一番，确认铁链的模样和重量都和他当年为方志敏更换的无误后，他又仔细用衣袖擦拭铁链上面的锈痕，露出上面的几个数字，每一个“犯人”戴的脚镣都是有标号的。
当再三确认数字后，凌凤梧终于认出来这副铁链正是当年方志敏戴的那副！
一瞬间，他和方志敏往日的彻夜长谈涌上心头，想起当时方志敏的那些言论，他泪如雨下。
情到深处自然浓，凌凤梧的悲伤传递给在场的其他人，他们也都禁不住失声痛哭。
虽然有凌凤梧的确定，但是为了进一步确认身份，调查小组将这79块遗骨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特制的木箱中，送到江西省公安厅法医室鉴定。
江西省公安厅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青年法医张伟纳，张伟纳也是一位烈士的后代，对革命先烈有着特殊的情感。
他自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
方志敏英勇就义的地方濒临赣江，是一片草木不生的荒滩，因为江水的浸泡，这里土质潮湿，尸骨也呈现棕褐色。
张伟纳根据土质的情况推断，这具尸骨埋葬的时间应该有20年左右，和方志敏牺牲的时间差不多。
除此之外，他多次询问方志纯、缪敏、凌凤梧等方志敏的亲朋好友，向他们打听方志敏生前的身体情况。
听说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的鉴定技术较为先进，张伟纳马上请示领导前往上海。
方志敏身高大约为180厘米，戴着脚镣的胫骨长度，根据公式计算后，也与方志敏身高相符。
通过胫骨，他也大致推算出死者的年纪和方志敏符合。
经过上海市公安局法医的多次鉴定，挖掘出来的79块遗骨里只有9块是属于方志敏的。
1957年12月28日，张伟纳将确定好的9块遗骨交给司法部法医研究所，让他们做进一步确定。
经过专家们的仔细研究，他们宣布这9块遗骨确定就是方志敏的遗骨。
得到他们的结论后，张伟纳将方志敏的遗骨和其他烈士的遗骨分开装在不同的木箱中。
并且将上海市公安局的鉴定报告向江西省政府做了汇报。
江西省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向中央禀告，中央也批复了安葬方志敏烈士遗骨的决定。
迟来的安葬
不过较为惋惜的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以至于百姓都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
国家也是财力匮乏，捉襟见肘，根本无力为方志敏烈士安葬，只能将这一计划暂且延后。
一直到1977年8月6日，在方志敏烈士殉难42周年的特别日子，江西省政府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党组织和不少国家领导人、江西省各界人士为方志敏烈士敬献了花圈。
方志敏的陵墓修建在南昌城郊外的一个山岗的半腰上。
陵墓面对滔滔不歇的赣江，背负延绵不尽的青山，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用以安葬方志敏再合适不过。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烈士终于可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