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六安｜古地理环境对六安早期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其中，水与河流是人类最初选择生活之所的决定性因素，影响并决定着一个地方的文明发展进程。史前时期，六安先民依赖河流并傍河而居，从事农业、渔猎等生产生活活动，继而创造早期农耕文明。考察这一时期古地理环境对六安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不能仅局限于古代皖西这个局部环境，还应当放眼于当时江淮流域文明发展的大环境及主体特征来考量。

一、淮河及其主要支流情况

早在四千多年以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钟鼎文就有关于“淮”的记载或名称。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对淮河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尚书·禹贡》:“导淮至桐柏，东汇于泗、沂，东入于海。”对淮河在先秦时期的大概轮廓进行了描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淮河源尾、流向、支脉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北岸支流有大木水、慎水、汝水、颖水、涡水、涣水、滩水、泗水等，南岸支流主要有油水、浉水、沘水、决水、淝水、中渎水等。宋人的笔记里，还曾提到“在盱眙候潮”的故事。此后对淮河的记载散见于各朝官员治理淮河的相关笔记，各朝方志记录的治河材料以及州县志、通鉴和河渠志等文献中。实际上，早在晚更新世时受新构造运动（喜马拉雅运动）地壳抬升、海平面下降和气候变化等共同作用，水流方向由西北向东南改变为由西向东，流向今洪泽湖，注入古黄海，于是淮河形成。

淮河流域区位图（红色部分为淮河流域）

先秦时期淮河流域湖泊地理分布表（据淮委，2000）

关于淮河，古称“淮”，甲骨文写作，《说文·住部》：“隹，鸟之短尾总名也。”在当时口语中借鸟名“隹”以称淮，后加“氵”水旁，以表示水名，从而孽乳为“淮”。淮约在西周时期，在其后加“水”成为“淮水”（见《诗经·小雅·鼓钟》）。后在南朝宋时，又改称“淮河”（见鲍照《石帆铭》），并一直沿用至今。关于淮河的记载，还见诸于金文《楚公学戈》：“我乃至于淮”，《尚书·禹贡》：“淮沂其乂，蒙羽其艺”等文献。与“淮”紧密的还有“夷”。“淮”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是会意字：画一只水鸟和一条弯曲的河流。淮河流域河道众多，四季分明，气候适宜，水鸟极多，因此“淮”字就有众多的鸟儿在水面上飞的意思。“夷”字的甲骨文像一支带绳的箭，用以射飞禽走兽，箭射出去后还可以收回箭及猎物。那时淮夷或东夷一带林草茂密，鸟兽栖息，因此，弓箭就成为人民自卫和谋食的主要工具。由此可见，淮、夷二字都很能体现淮水流域的特点。“淮夷”二字合用作为专名，指代早期居住生活于淮河两岸的族群，始于西周。如金文《兮甲盘》中有“至于南淮夷”，《师寰敦》上刻写的“淮夷”，《曾伯簋》中记载的“克狄淮夷”等。《诗经》《尚书》中，更是频繁多次使用“淮夷”二字。可见，在淮河流域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的足迹了。

二、淮河流域文明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淮河干流和支流的变迁，特别是淮河经历了独流入海——黄淮合流入海——淮河下游改道入江的变故，随之区域内的湖泊经历了多次的变迁，这些必然会对淮河流域先民的生产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会对这一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正如《淮河流域早期文明》一书中所说：“淮河流域是古史传说中东夷集团的主要分布区，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交叉、碰撞和融合的主要舞台。旧石器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先民在此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这些，从近几十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窥见一斑。

经考古实证，安徽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如繁昌县人字洞发现距今约250 万年的人类活动遗址，和县龙潭洞发掘的距今30至4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和县猿人”遗址，距今20多万年的银山上的智人——巢县人，特别是淮河流域上游河南省南召猿人化石、山东沂源猿人化石的发现，证明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是我国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表明远古时期已有人类生息繁衍在安徽这块土地上。“淮河流域人类开发历史悠久，特别是近年来一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相继发现，更彰显了该流域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陆勤毅先生认为，“至距今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逐渐在淮河干支流沿岸定居下来，并不断繁衍生息，创造出独特的区域文化，显露出多彩的文明曙光，为中华文明起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夏时期全图

商时期全图

西周时期全图

淮河流域文明发展的总体面貌和特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居中教授根据出土资料及多年研究，将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分为三个区域和四个阶段，有助于我们认识六安早期文明的源流和发展。

三个区域

指以河南中部、东部和南部为代表的上游地区，以安徽中北部为代表的中游地区，以苏北、鲁中南为代表的下游地区。

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距今9000-7000年间。上游地区有舞阳贾湖为代表的贾湖文化和以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中游地区以小山口文化为代表，下游地区尚未发现这个阶段的遗存。

第二阶段为距今7000-5000年间。该阶段考古发现非常非常丰富，上游地区以大河口村为代表，中游地区以侯家寨文化为代表等；下游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黄淮地区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为代表；南部江淮地区以龙虬庄文化为代表。过去有学者曾将下游地区这个阶段的遗存称为青莲岗文化。

第三阶段为距今5000-4500年间。上游地区以谷水河三期文化为代表；中游地区以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为代表；下游地区这个阶段北部黄淮地区以大汶口文化花厅类型为代表，南部江淮平原为文化间歇期。

第四阶段为距今4500—4000年间。上游地区以龙山时代王成岗类型为代表；中游地区以造律台文化为代表；下游地区这个阶段北部黄淮平原区以龙山文化为代表，南部江淮平原仍为文化间歇期，仅发现有少量良渚文化和造律台文化遗存分布，被称为“文化走廊”。结语：研究一种地域文化，不能仅囿于本地区，有时候需要将其放在更广的区域和空间来认识。同样，研究六安地域文化，需要将其放在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去考虑，这样或许更有利于我们去认识自己的文明源流、进程和发展的特征，乃至在区域文明、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通过考古实证，六安至少在6000年前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并逐步得到延续发展，其考古学文化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和特征。

三、六安早期文明发展及文化内涵

在史前乃至先秦两汉时期，作为淮河中游的一个重要地理区域，古“六”地域显然会与其融入一体，特别在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由于当时生产力普遍低下及生产要素的普遍匮乏，在文明发展进程上必定保持相对一致。尤其淮河原是一条尾闾通畅、独立入海的河流，自然灾害较少，在12世纪黄河夺淮、打乱淮河水系之前，淮河流域河流交织、土地肥沃、雨量充足，适宜农作物生长和先民开展渔猎活动，能够保障生产生活必须物品，因而，淮河流域文明进程，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必定不会太落后于其他区域，也是现在为什么会在六安发现众多先秦时期古遗址的原因，特别像叶集红墩寺遗址、寿县斗鸡台遗址，金安区东城都遗址、西古城遗址、邬墩子遗址等，也能反映先秦时期“六”地文明的源流和发展的面貌。

在六安区域，除了淮河这一重要的干流以外，自北向南还有汲河、史河、淠河、杭埠河等支流，其中，汲河、史河、淠河属于淮河流域，杭埠河属于长江流域，它们各自在六安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在这些流域还留存了280余处古遗址，反映了先秦及两汉时期六安或聚落或古邑城邦或考古学文化的面貌。诸如，上世纪以来，先后有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组织了对六安境内有关古遗址的调查研究，揭示了六安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内涵。

六次调查情况：

一是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景聃、王湘在寿县的调查开启了六安地区新石器时期的考古调查工作。经过调查发现了魏家郢子、彭家郢子、古城子、陶家祠等12处遗址。

二是在上世纪50年代，华东文物工作队和安徽文物工作者在六安地区调查发现了霍邱义成台、古城子、寿县大城子等遗址。

三是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合作，在六安地区发掘了寿县斗鸡台、青莲寺等遗址，获得了六安地区原始文化的丰富材料。

四是1987年，安徽省考古所对霍邱红墩寺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存，进一步丰富了六安地区原始文化内涵。

五是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开展了舒城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发现史前至汉代遗址79处，其中新石器时代和周代遗址数量相对较多，分别为19处和52处，汉代遗址较少，仅8处。绝大多数遗址分布在杭埠河与丰乐河支流——秦家桥河两个水系的干支流范围，尤其是临水而地势稍高的河流两岸与山前岗地，且遗址的分布密度较大，有成群分布的现象，但一般遗址面积较小，多在2000-5000平方米，少数超过万平方米。此外还发现面积较大的中心聚落。通过这次区域调查，系统地揭示了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六是零星古遗址古墓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补充了一批新的考古资料。如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历年来配合经济建设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有红墩寺遗址（叶集）、堰墩遗址（金安区）、戴家院遗址（霍山）、堰台遗址（霍邱）等。其中，叶集红墩寺遗址（距今6000-5000多年）、金安区西古城遗址（距今约4500年）、金安区东城都遗址（距今4500-3000年）、寿县斗鸡台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特征存在相似性和时代的关联性，能为我们认识先秦时期六安早期文明的源流和发展进程提供较为全面的资料。

结合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对六安境内的历史文化遗存，学术界形成了基本共识，认为六安早期文化遗存拥有一些共同观点，主要如下：

李景聃先生认为，调查的12处遗址约属石铜并用时代，主要特征是：遗址大多呈台形；遗址范围较小；螺丝壳特别多；陶器受黑陶影响最大。

王湘先生对12处遗址也总结出了三个特点：一是遗址除其中1处的遗物出现在平地，其余11处的遗物均出现在近水的高处或孤堆上；二是这些遗址几乎都包含了龙山和小屯两个时期的遗存，但是并没有仰韶时期的遗存；三是遗物中方格纹及条纹陶器特别多而缺少真正黑光而薄的陶器，可能这里是方格纹和条纹的策源地。同时，还认为12处遗址出土的遗物有不少是属于夏商周时期的，延续时间较长，不能全部归入新石器时代，但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本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些初步特征。

20世纪50年代，曾昭熠先生、尹焕章先生就霍邱、寿县发现的遗址总结出一些共同特点，即“平地突起，作台的形状，我们称为台形遗址”，“其台地形状，颇与南京附近秦淮河沿岸湖熟的墩类似”,基本上认为这类台形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台形遗址的发现，多在湖滨或河流的旁边”。

综上所述，六安境内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多集中出现在河流或者湖泊附近的高地上，现状与其相符，属于台形遗址。同时，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江淮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融合，既有早期形成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群舒文化的特征，也有随着时间的推进文明的交流融合，中华民族大一统进程中的主要文化特征逐步得到传承和发展，江淮地域文化兼容并蓄了中原文化、楚汉文化、吴越文化的特征，如皖西博物馆珍藏的商大尊、牺首鼎、子汤鼎、跽坐桐人、吴王诸樊戈、蔡侯产、寺工鼎等文物，它们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或代表中原商文化，或代表南方楚文化，或代表群舒文化，或代表吴越文化，或反映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