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远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接到了参会邀请，他随即赶回上海参加。他不仅成为了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而且也是唯一一位从海外赶回来的代表。
回到日本后，周佛海因为参加中共一大受到了日本警方的监视和警告，于是，他选择收敛言行，规规矩矩地做起了学生。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也不再从事有关党的任何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的信仰也已经发生了动摇。
1924年，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达成第一次合作，周佛海受国民党右派高薪邀请回国任职，受他们的影响，周佛海与共产党的思想渐行渐远。
当时，周总理还曾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他还是与共产党脱离了关系，自此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甚至在后来成为了叫嚷着“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和义务”的“反共先锋”。
在投靠蒋介石后，周佛海一边支持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一边大骂反对蒋介石的汪精卫，为此还辞去了中央军校的职务。这些都是周佛海向蒋介石表忠心的做法。
但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汪精卫和蒋介石居然走到了一起。在这一情况下，周佛海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又开始主动讨好汪精卫。两人在支持剿共、反对抗日上达成了一致。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汪精卫同意，周佛海开始同日本人密切接触、和谈，最终随汪精卫一起叛国投日。1939年，国民党开除了周佛海的党籍，并下达了通缉令。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成为了最有实权的人物。他积极勾结日寇，多次负责并参加对日交涉活动，还跟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
1944年，日本大势已去，为了给自己找退路，周佛海积极向重庆方面示好，直言“愿为蒋介石效劳”，又向戴笠表态“希望能够将功赎罪，为军统效力。”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高兴，因为他正在为发展壮大的新四军头疼不已。很快，周佛海便投靠了重庆方面，并根据其命令，对我党的地下组织进行了大肆破坏，组织伪军对我根据地发动“围剿”和破坏。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便任命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阻止新四军在上海的一切行动。
正当周佛海洋洋得意之际，全国上下要求严惩汉奸周佛海的声音越来越大，对蒋介石包庇汉奸的批评越来越严重。
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重新考虑处置周佛海。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被押送到南京，羁押在军统局看守所。鉴于舆论的迅猛发展，蒋介石最终将周佛海移送至南京高等法院审理。
11月7日，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尽管他聘请了当时颇有名气的三位大律师为自己辩护，但依旧没能救得了他。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营救丈夫立即行动起来，她给以长官内眷送去150条黄金，直言“钱到刑除。”但依旧没用，周佛海被核准了原判的死刑。
事已至此，只剩下了一条路，那就是找蒋介石求特赦。
1947年2月，杨淑慧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来到了蒋介石的官邸。毛人凤离开后，杨淑慧看到蒋介石便当即跪倒在地，一个劲儿地哭，什么也不说。
蒋介石见状，皱着眉头，思考片刻后，率先打破了沉默：“你先起来，安心回去。东南沦陷区有佛海的功劳，我都明白。让他在里面待个一两年，就放他出来。”
听到蒋介石的承诺，杨淑慧这才放下心来。不久后，蒋介石便发了一道特赦令，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死里逃生。
虽然好不容易保住了性命，但周佛海却在狱中生了重病，且一天比一天严重。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口鼻流血不止，一阵哀嚎过后，没了呼吸。这个大汉奸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