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营传统和私人传统
中国古代是没有私人天文台的，因为中国非但没有这个传统，而且几千年来“私习天文”都是要治罪的，所以只有官营传统。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台——这里指的是天文学家从事科学探索活动的天文观测场所——在中国古代本来是不存在的（无论官营的还是私人的），不过如果只从“在台上有人观测天象”这个意义着眼，我们也可以将古代的“灵台”视为天文台的前身。《诗经·大雅》有《灵台》一诗，歌咏周文王动用人海战术快速建起了灵台。不过孔颍达注疏时，引用公羊说，一则曰“非天子不得作灵台”，再则曰“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如果我们注意到当时姬昌还只是诸侯身份（“文王”是他儿子武王伐纣获胜改朝换代之后追封的名号），就不难意识到孔颍达实际上是在向读者指出：周文王建造灵台是一件“违法乱纪”的事情。
事实上，这些法纪都是后世儒家逐渐建构起来的。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私习天文”一直是历朝历代反复重申的重罪，灵台也始终只限皇家才能拥有。直到明代晚期才放宽了对“私习天文”的限制，清代承之，民间才开始出现公开的天文学活动。尽管康熙曾对民间天文学家梅文鼎给予过很高的礼遇，但整个清代仍然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私人天文台。与梅文鼎齐名的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为了观测天象，也只能夜间爬上自己的屋顶看看，充其量也就是摆弄个把简陋的小型仪器而已。
说来有趣，中国至今仍然保持着官营天文台的传统。中国现有三大天文台（在北京的国家天文台、在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在上海的上海天文台），都是由中国科学院直接管辖的“中央直属机关”，而非地方政府所属。此外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天文台，绝大部分是上述三大天文台的下辖机构。其余零星的小天文台，基本上有其名而无其实，其中相对比较像样的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的教学天文台，然而南京大学本身就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仍然是“中央直属机关”。
与中国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在古希腊，以及在科学史上属于希腊直系后裔的欧洲，却长期保持着私人天文台的传统。公元前2世纪希帕恰斯（Hipparchus）在罗得岛（Rhodes）上的私人天文台，或许可以视为这一传统的最早证据。
近现代最著名的三座私人天文台
说到西方的私人天文台，近现代天文学史上有三座特别著名的，值得在这里谈一谈。这三座私人天文台不仅都已青史留名，我们还可以从中略窥私人天文台到底可以在天文学上有些什么作为。
第一座是17世纪但泽（即今波兰格但斯克）富商海维留斯（J.Hevelius，1611-1687年）的。它的观测台横亘在三幢相连的房屋顶上，上面安装了多种大型观测仪器。这座天文台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天文台——16世纪第谷在丹麦汶岛上的天文台当然规模和建筑都远远过之，但一者那是“皇家”的天文台，二者第谷死后早已人去楼空，三者第谷的天文台上还没有望远镜。
关于海维留斯的天文台，至少有两幅非常著名的图流传后世。一幅是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起用“纪限仪”夜观天象；另一幅是他天文台上那架著名的悬吊式长焦距折射望远镜。前一幅图是如此著名，以致被《剑桥插图天文学史》选作内封的封面图案，图中的那架“纪限仪”正是第谷发明的仪器，用来直接测量任意两个天体之间的角距。海维留斯那架悬吊式长焦距折射望远镜，则是在望远镜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名镜”。尽管海维留斯对于在天体测量中使用望远镜抱有偏见（他一直拒绝将望远镜装置在测量仪器上，只使用望远镜观测天体表面），他仍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者之一。不幸的是，他的天文台在1679年毁于大火。
欧洲第二座著名私人天文台的出现，已经是两百年后了。1882年，法国的弗拉马利翁（C.Flammarion）建立了他的私人天文台。弗拉马利翁是当时著名的科学作家，他的三卷本《大众天文学》（Astronomie populaire），即使在中国也脍炙人口，更不用说在法国了。弗氏还发起成立法国天文学会，自任首任会长，他又主编《法国天文学会会刊》，又自办《天文学》（Astronomie）杂志，当真是活力四射。仿佛冥冥中追踪前贤海维留斯的脚步，弗氏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位天文学家。
海维留斯及其妻子夜观天象
海维留斯用其悬吊式长焦距折射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
弗氏在他的天文台上，进行了大量当时红极一时的火星观测——当时许多人相信火星上有高等文明所开掘的“运河”。弗氏在他办的《天文学》杂志上著文宣称，他的天文台观测到了火星上有60余条“运河”和不下20条的“双运河”，并表示“我完全确信我所观测到的”。1892年弗氏出版了他的《火星和它适宜居住的环境》第一卷。他对此事的兴趣长期持续，1909年又出版了此书的第二卷。
对火星的观测热潮又从欧洲席卷到北美大陆，财大气粗的美国暴发户们理应能够支持一座私人天文台，这样的天文台果然很快就出现了。1894年，洛韦尔（P.Lowell）凭借家族的雄厚财力，在亚利桑那的旗杆镇建立了他的私人天文台，并自任台长，全力投入火星观测的热潮中。洛韦尔还在杂志上高调发表《建台宣言》，其中宣称：他的天文台的主要目标是研究我们的太阳系，但他又表示他还有更大的抱负，因为他坚信“我们所居住的这颗太空海洋中的小星球，不会是宇宙中拥有智慧生命的唯一运载工具”。
尽管专业天文学家有点看不上洛韦尔，他《建台宣言》中的一些说法也受到批评，但这丝毫没有打击这位超级“民科”的勇气和信心，他第二年就出版了专著《火星》（Mars），主张火星上有大气、云、水，很可能有高级智慧生物。令专业天文学家非常恼火的是，《火星》一出版就成了科学畅销书，他们那些有时尖酸刻薄的批评完全阻挡不了洛韦尔的声名远播。洛韦尔再接再厉，1906年又出版《火星和它的运河》（Mars and Its Canals），1908年再出版《作为生命居所的火星》（Mars as the Abode of Life）。
虽然洛韦尔的许多结论后来都被证明是错的，但《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仍然不得不承认“他的工作有深远影响”，作者还认为洛韦尔天文台的其他一些工作导致了冥王星的发现，而且对20世纪的观测宇宙学也有重要贡献。洛韦尔最终还是青史留名了。
今天，拥有一座私人天文台可能吗？
中国自古缺乏私人天文台的传统和土壤，我虽然是学天体物理专业出身，也有一架相当专业的小望远镜，但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从来没有对私人天文台问题发生过兴趣。不过现在从网上初步得到的信息来看，国内已经有人真的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这里姑且以我个人见闻所及，提供一点初步意见。
20世纪90年代我去韩国访问，曾受邀到汉城大学天文系主任罗逸星——真是个注定要当天文系主任的名字——教授家中做客，他家中就有一座小型私人天文台。因为是白天去的，对它的夜间观测环境难以判断，估计不会太好，因为现代大都市周边的光污染通常都难以避免。台上最主要的设备是一具相当大的专业望远镜，记忆中好像是40厘米口径，当然也配备有转仪钟等辅助设备。考虑到中国此后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今天如欲建设罗教授家中那样的小型私人天文台，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钱已经不是问题，关键要看他对天文学热爱到什么程度了。
来源：《科学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