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和毛主席不仅是同乡，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大代表，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李达早在1909年，年仅19岁时便顺利考取京师优等师范学堂。那时的他，怀揣着通过发展教育、提高文化水平来唤醒民众、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梦想。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尽管他努力奔走呼号，可许多人依旧受封建礼教以及落后思想的钳制，教育救国之路显得希望渺茫。但李达并未因此而气馁，他坚信，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找到实现理想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李达的路。在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的影响下，李达两次赴日本留学，主攻理科。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他刻苦努力，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深刻地认识到，没有民族的独立，“实业救国”也难以真正实现。这种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让他不断探索着更为有效的救国之路。
1920年，李达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毅然从日本返回上海。在这里，他结识了两位对他的人生至关重要的人物——陈独秀和王会悟。他们的相遇，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与负责上海组织工作的李达取得联系，并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达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为党的创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27年，李达在毛主席的热情邀请下前往广州，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在那里，他传播着先进的革命思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坚定的革命者。
之后，李达辗转于全国各地，主讲唯物主义哲学。他深知，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期间，他还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埋头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三本书。这三本书，犹如黑暗中的明灯，为无数迷茫的人们指明了方向。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李达托人将自己新出版的哲学著作送给老友毛主席。毛主席收到这份珍贵的礼物后，满心欢喜。
他不仅给李达写了一封称赞信，还高度评价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份赞誉，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李达学术成就的认可和对他们之间深厚情谊的珍视。
1939年，毛主席和周恩来特地委托李达的一名学生去征求他的意见，询问他是否愿意来延安。当时的李达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无比激动和喜悦。他渴望能再次与老友们相聚，共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然而，命运却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由于种种原因，李达最终未能成行。
1939年，他不得不离开重庆。毛主席和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深感惋惜。但他们始终期待着与李达的下次见面，坚信他们的革命情谊不会因距离和困难而中断。
时光荏苒，终于在1949年5月，李达从湖南来到北平。仅仅三天后，他就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毛主席要在香山寓所邀他做客，并进行长谈。这一消息让李达兴奋不已。
那天，他早早地吃了晚饭，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7时许，一辆小车缓缓驶进北京饭店，很快便来到了“双清别墅”。
毛主席亲切地称呼他为“鹤鸣兄，多年未见”。这一声呼唤，让李达心中感到阵阵温暖。
在交谈中，毛主席对李达的关心溢于言表。每当李达说起自己的经历，毛主席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应，仿佛那些艰难困苦都不值一提。
他们二人沉浸在回忆与对未来的憧憬中，不知不觉间，已经聊了很久，但毛主席却依旧意犹未尽。
除了回忆往昔，毛主席和李达在哲学上也有着深入的交往。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更加重视对广大群众干部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通俗唯物论的宣传，以提高他们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常常致信李达，并希望他多写点文章。李达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除了写书、写小册之外，他还积极支持报刊上的理论宣传。
写稿时，他尽量根据报刊的要求，不搞长篇大论，力求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传递给更多的人。
毛主席对李达的欣赏，以及李达对毛主席的尊敬与敬佩，源于他们年少相识时的那份纯真与激情，更源于他们在长期的交往合作中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们一起为了中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不懈奋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有人说，毛主席和李达关系为何那么好？这是因为毛主席一向看重有品行、有文才的人，这从毛主席多年的用人习惯，和身边的好友们的人品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