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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子祥

南 下 入 湘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已到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为了接管南方,安排好新解放区的工作,决定从北方的老解放区抽调一部分干部,随军一同南下,由此,形成一支特别的“南下干部”纵队。当时,山西人阎子祥还在晋中区党委工作,接到命令后,他随队伍一起先到石家庄集中,接受训练,然后于4月28日出发往南。

南下干部各有使命,阎子祥此行是为了接管长沙,他将要担任解放后第一任长沙市市长。入湘之路艰难漫长。他和同事们先是到了武汉,再到(湖北)咸宁,又因火车不通,只能带着行李徒步前往,经过崇阳时还需翻越一座大山,最后在8月1号到达了长沙县㮾梨镇(现为㮾梨街道)。待长沙和平解放,他们才随军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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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之后,阎子祥看到了怎样的长沙?

初到长沙,在看过城市整个面貌后,阎子祥用“饱经灾难、疮痍满目、极其残破落后”来形容整个长沙城。经历战乱、搜刮,尤其是一场文夕大火,整个城市没留下什么,后续的建设则是尽量简陋。长沙作为千年古城,其破败景象让这位新中国首任长沙市长深感心痛。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样的艰难使命。

30多万人口杂乱地挤住在6.7平方公里的狭隘市区里,仅有的7条狭窄崎岖的马路和形同蛛网的麻石街巷,到处是断头卡口,阻滞不通。没有自来水,人们只能饮用肩挑手提的河水和井水。缺乏下水道,雨水污水的排泄,还依靠明末清初建造的古老的、年久失修、淤泥阻塞的八大公沟,稍降大雨,许多街巷即积水过膝,浊水横流。环境卫生设施更无从说起,到处垃圾成堆、秽气四溢、蚊蝇孳生。房屋建筑简陋,绝大部分是竹木简易结构,棚户十居其一。电话难通,渡江仍靠木划,市区交通主要靠人力车。现代工业为数甚少,大多是以手工生产方式为主的小型工场作坊,商业畸形发展。工商业大多处于停业和半停业状态,失业半失业工人多达四、五万人。民不聊生,灾民、乞丐充斥街头,多达7000余人。娼妓、吸毒、赌博、盗窃等丑恶现象,触目可见。残存潜伏匪特和封建把头,继续伺机进行破坏,为非作恶。

——《红色记忆新湖南第一代执政者亲历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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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藩后街的长沙市人民政府

阎子祥和他的同事们不仅看到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城市,接管的还是一个债台高筑的政府。阎子祥从国民党长沙市政府最后一任市长吴博夫手上接过的账单是:市库透支银元1300元,向省借款2000元,欠发全市公教人员七八月份工资银元1.4万余元。长沙的新政府刚刚成立就背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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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之初,阎子祥该从哪做起?

事情千头万绪,新长沙建设从何开始?阎子祥的计划是先出台一份整体性的城市规划。

一五计划期间,长沙按国家的规定属于维护性城市,没有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因此,不在要求规划建设之列。同时,在那个刚刚起步的年代,为城市做长远规划是许多城市建设者很少想得到或安排得了的事情。然而,长沙的《长沙市规划原则草案提纲》、《道路系统草图》和《区域规划草图》在1950年就完成了。

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规划用好极有限的经费,另一方面更是希望用这份具有整体性、前瞻性的规划,告诉人们新中国、新长沙的建设蓝图已经绘就,城市的新生活从此将扬帆起航。

起草规划需要专家,可是核心干部都是南下来的,且不说对这城市的了解还不深入,就是懂城建的专家也很缺乏。

阎子祥找到了解放前担任长沙市工务局局长的潘基踬,他在湖南多个城市都搞过建设,经验丰富。任命时,因为湖南省人民政府还未成立,任命书直接上报中央,最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字确认。于是,潘基踬作为长沙市政府内第一位党外人士担任了市建设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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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踬和夫人

潘基踬(1914-2011),湖南宁乡县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我国著名城建专家。曾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长沙市第一个总体规划,并先后参与了长沙市自来水厂、湘江轮渡、沿江大道、五一西路、烈士公园、湘湖渔场等一批重大建设工程。2008年,94岁的潘基踬参与了奥运火炬的传递,成为中国年龄最大的火炬手。

在潘和同事做出的这份规划里,长沙将按功能划分为工业区、商业区、行政区、文化区、住宅风景区、混合区共六个区域;要加强交通建设,甚至考虑到未来可能要建设地下铁路或架设空中铁路需要巨大的建设开支,建议将粤汉铁路东移,从正北面跨越浏阳河;改善居民生活,广场、图书馆、博物馆、绿化地建设均纳为重点工程。

后来,这份长沙市城市规划成为全国第一个报国务院审核的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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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出台,五一路成为最好的见证。

规划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城中心建设一条连接湘江码头和火车站的东西向道路,后来它在上万人的共同努力下成为了现实。

原来,长沙旧城内多为曲曲折折的街巷,且以麻石路、砂石路居多。能够贯穿东西的只有一条一公里左右的中山路(点击了解更多),贯穿南北的路更是没有。这样的交通状况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制约长沙的发展。

于是,建设者们决定修建一条从大西门码头到老火车站(今芙蓉广场)的道路,因于1951年5月1日正式动工,这条路就被命名为“五一路”(即五一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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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修建五一路时的场景

修建五一路用的就是城区内那大量处于失业半失业的居民、灾民或难民。阎子祥用“以工代赈”的方法,让他们参与到长沙最初的建设中,一边建设,一边救济。

在那个刚刚解放的年代,没有现代化机械,很少有大型工具。靠肩挑手扛,修起这样一条宽阔马路。当时工人拉石磙子整压路面,巨大的石头磙子,横在宽阔的砂石路面上,前面是一大群工人在拉。据参加过拉磙子的修路工人回忆,磙子有大有小,大的要用20个人拉。绳子在肩膀上,像河里拉纤一样。为了拉动石磙子,前面拉绳的人,要事先在绳子上绑上一些棉花、破布之类的东西,以免勒伤肩膀。即使这样,当时还是有很多人勒伤了,皮肤开裂出血。

——《故事湖南·第1辑》

这项工程前后共涉及到5万多人参与,在1952年5月12号完工通车。路面有40米宽,2公里多长。但就是这个40米宽,在当年被批评成是“冒进”之举,阎子祥市长被认为是“好大喜功”,为此他不得不写了检讨。

不过,这样的批评意见也并非毫无根据。当时的长沙过于穷困,市里的公共汽车、省市机关车和卡车加起来不超过50辆。连阎子祥自己也曾写到:“第一批公共汽车,就是从旧政权遗留下来的破烂汽车中拼凑修理而用于营运的。”

因此,在当时,一下子就修这么宽的路实在是超前、“浪费”之举。不过正因为这一代领导人的“前瞻性”,以及由无数老长沙人共同努力所实现的、在当时无法想象的发展成就,这条“冒进”的五一路一直得到了很好的使用,直到2001年五一路才拓宽至60米,由四车道改成八车道。历史给出的答案最真实可靠。

1953年2月,阎子祥被调到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担任设计院副院长。在离开长沙的前一天,阎子祥约了市建设局局长潘基踬、副局长杨如彭,以及负责城市管理的副科长周瑞生,来到了东郊劳动路的尽头。他们登上一座山头。他把图纸展开,然后在上面画了一个圈,说以后水、电、路都要通到这里,这里要搞成一个工业区,不要随便把土地批给别人………

——《共和国深处的历史记忆》

供稿:李树毅

编辑:李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