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耀坤 编辑:冯晓晖

本系列发布九江文史类研究文章。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及联系方式见自动回复。本篇原刊于2012年版《百年大中路》,经浔阳区政协文史委授权转发。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家父为了生计,只身先来九江谋生,起初在一个店家打替工,后在环城路圣庙巷开了一家只有父亲一个人的裁缝店。父亲安顿好后,我也就到九江来了。

这年初秋,天空晴朗,气候凉爽,母亲托族人带我到九江父亲下榻处。其时,由乡间到九江,路上走了一天半,才到二套口(编者注:二套口在小池镇以西约6公里处,今九江长江二桥东侧)乘木船过江,肚子虽饿,却也高兴。记得船到龙开河口登岸,进湓浦路(旧称里内洋街过大中路到环城路,已是很累了。那时,我才十二岁,初次上街,一切都觉得新鲜,人来人往倍觉稀奇。我来九江时,日本虽已投降,但日军尚未遣返,过湓浦路日军兵营(今消防队址),见有日卫兵持木棍站岗,觉得不可一世的日军,也有如此下场,实感安慰。也首次感受到胜利者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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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湓浦路进大中路到环城路,街道并不长,但初次在街上走,两边铺面一派兴旺,鳞次栉比,历历在目,惊喜之心可想而知。日本刚投降,国人复业之迅速,市面如此之生机勃勃,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到了父亲住处,一时尚未进学校读书,闲不住的我,在街上逛来逛去是少不了的。

当时,大中路是九江的一条主要街道,民国以前叫“正街”,西门口又是九江最热闹的地方,由此往西走到铁桥头,旧称“西正街”,也叫城外;往东走到东门口今 171 医院后门处,旧称“正街”,也叫城里。西门口有个“庐山百货商店”,柜窗里陈列了一些我从未见过“泊来品”——“洋货”,如女人的玻璃丝袜和雨衣等日用品;在“黄利源”对面有家门面不小的”稻香村“食品店,那年中秋节,柜窗里布置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月兔拜嫦娥”,我站在街边看得发呆,不过月饼是买不起的。

“黄利源”酱菜是九江有名的,“封缸酒”虽有名,只是后来才知道。母亲和弟弟们来九江圣庙巷安家后,则时常要我去“黄利源”打酱油,买些酱菜,如盐姜、酱姜、什锦菜、酱萝卜、大头菜之类的东西;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约在 1946 年或 1947 年,西门口我同学家对面,一家经销美孚亚细亚洋油(煤油)的公司开业了,店面宽敞,十分气派,我只是在街上看看而已,没有进去过;靠西园巷口西边,有一家“正气书局”,经营小说和市面上的书,书台上摆有《中国之命运》和二战胜利时期的书,有时也进去看看,只是没有钱,也不感兴趣,就空手出店了。是时,繁华的大中路街面,生意之兴隆,虽受时局的影响,却仍然显得有些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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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了。在进军营前,我们这些新兵,集中住在市区各旅店内,并在城外“振兴菜馆”就餐,这是我第一次进九江这么大的菜馆吃饭,内心有说不尽的高兴。在部队服役了几年之后,1955 年退伍回九江,分配了工作,有了工资收入,养成了爱好读书和买书的习惯,于是常到大中路尊余里隔壁的“新华书店”逛逛,不时也买点书。后来书店搬到西园巷口西侧经营,我依旧是他们的常客,混熟了还可以买点内部发行的书。街面依旧热闹繁荣。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极左风潮中,特别是中苏“珍宝岛”冲突时,要准备打仗了,许多市民被疏散或下放到农村,大中路行人稀少,商店多数已关门停业,只有几家国营门店在营业,街面显得十分萧条冷清。后来,由于市民和流动人口的需要,大中路许多店面逐渐恢复了生机,市区除几家大商场外,八角石的“飞龙阁”,四码头的“汤园大王”,城外尊余里边的“梁义隆”和其对面的“九江旅”等,再也不冷清了。

就我个人来说,“梁义隆”的牛油茶,只要一元多钱一斤,我比较喜欢,饮用时只要开水一冲就可;“汤圆大王”的汤圆,一角钱五个,还要收二两粮票,遇有熟人,服务员会给你六个,并说“不要吱声”!真是“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有一个同事,上班时总在食堂用餐,休假时则到“飞龙阁”用餐。他认为在家做饭,柴米油盐什么都要买,既要升煤球炉,又要购买餐具等一应用品,还要买菜洗菜,多有不便,也不划算,不如在餐馆用餐便当。在这里可以想见,当时市面餐饮业是为人民服务的,利润确实很低。

座落在大中路与交通路(张官巷)口的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是一家对九江及其周边经济影响颇巨的轮船业,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本文仅作如下简介:

我国近代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伊始,外国势力渐次入侵九江,九江亦随之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咸丰八年(1858年)6月,在俄、美、英、法四国的胁迫下,《天津条约》出笼了,这年11月8日又签订了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清咸丰十一年 1861年3月25日中英签订《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和《九江租地约》。于是外国不仅在九江设立了“租界”,而且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1月1日在九江设立海关(人称洋关或新关,以与当时的常关或旧关相区别)。由此,长江中下游和九江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均操纵在洋人及其买办手里,而长江上的轮船业则悉数由外人掌控,国家的主权和水上航行权已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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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破外人对我国航运业的垄断,挽回奄奄一息的民族经济,维护民族利益,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于清同治十二年 (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成立,同年在汉口、九江、镇江设分局。并安趸船,建栈房,设码头,立机构。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账房设立在紧挨“租界”东首的西正左街(大中路265号)营业。其时,轮船招商公局在长江上是唯一能与外商竞争的轮船业,是九江四大航运巨头(招商、太古、怡和、日清)之一。轮船招商局投入营运,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外商在我国无所顾忌的作用。不过,日本侵占时期,则该当别论。抗日战争胜利后,轮船招商局得到了加强,九江分局则是九江最强的轮船业,业务亦有较大扩展,起到了左右九江经济的作用。

大中路上的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在近代的九江,尽管时有起伏,却对长江流域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就是对促进九江区域经济,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正因为如此,使九江在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地位得以提升,成为继汉、宁之后的一大经济体,并成为赣、鄂、皖、湘四省结合部的一大商埠和贸易中心,赣北大市场由此而增强“三大茶市”和“四大米市”的地位。

【编后记】

陈耀坤老师去世几年了,他是《九江港史》的主要编纂者,《九江港志》的主编,在九江文史
研究方面建树颇多。

本文前半段,讲述他从黄梅来九江,以一个孩子的视角看九江街景,写得特别生动详实。然而后半段从招商局开始,突然话锋一转,风格突变,显得老气横秋,为什么会这样?
很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