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深秋,我这个当了五年兵的农村娃,突然被借调到家属厂。36块钱的月工资看似寻常,却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我叫李向阳,今年都快七十了,每每想起那年的故事,心里还是暖暖的。1979年的时候,我刚好25岁,在部队当了整整五年的兵,是个老班长了。那会儿当兵可是光荣的很,1974年我刚满18岁就参了军,是村里第一个考上的,爹妈高兴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我们家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子里,上头有个姐姐早就嫁人了,下头还有个读初中的弟弟。爹是生产队里的老把式,干活特别卖力,妈是村里有名的能持家的,平日里还给人缝缝补补赚点零花钱。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还算清净。

那年秋天,我正带着新兵训练,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借调我去家属厂。说实话,当时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五年来,我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小伙子,成长为管理着四十多个兵的班长,连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特别是看着手底下那些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就跟自家的弟弟似的,真是放心不下。

记得那天是个阴天,天气已经转凉了。我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几件军装,一些证书,还有这些年立功受奖的荣誉证书。宿舍里,大家都来帮忙,氛围有点沉重。小王,我带的一个新兵,眼圈都红了,说:"班长,你走了我们可咋办啊?"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干,别给咱们班丢人。"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上了去家属厂的班车。说是厂,其实是个不大的服装厂,专门安置军人家属的。车上,我回想起这五年的点点滴滴:第一次走军姿把脚磨出血泡,第一次打靶拿满环,第一次当班长时的忐忑,还有带领全班拿集体一等功的自豪。

到了厂里,厂长张德明亲自来接我。他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同志,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了,但精神矍铄。"小李啊,组织上考虑再三才决定把你调来。咱们厂里现在正需要你这样有能力、有经验的同志。"他的话让我心里踏实了些。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进车间。那是个不大的车间,二十多台缝纫机整齐地排列着,做工的大多是军人家属。她们的眼神让我心里一紧 - 有些是烈士遗孀,有些是伤残军人的妻子。记得有个叫杨桂芝的女工,才二十出头,却已经是个寡妇,独自带着三岁的儿子。听说她丈夫是去年在执行任务时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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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主任王淑梅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四十多岁了,据说是老工人出身。她领着我熟悉环境,介绍说现在工人每月工资是36块钱,虽然不多,但比种地强。我心里盘算着,这工资确实不高,但看着这些家属的境况,就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第一天下班后,我躺在分配到的单身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宿舍是个老式的平房,两张铁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窗外不时传来火车的汽笛声,让我想起了连队夜里的哨声。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的军旅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适应工厂的生活并不容易。虽然我在部队是个老班长,但面对缝纫机和布料,还真是两眼一抹黑。王主任安排我先从了解生产流程开始,每天跟着老师傅学习。那些曾经在部队练就的韧劲派上了用场,我像当年学习军事技能一样,认真琢磨每个细节。

杨桂芝主动来教我认识不同的布料和缝纫技巧。她说话轻声细语的,但手脚特别麻利。我注意到她的工作台上放着一张照片,是她牺牲的丈夫穿着军装的样子。有时候,我能看到她偷偷擦眼泪,但马上又挺起胸膛继续工作。这种坚强让我特别敬佩。

很快,我发现厂里存在不少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生产效率低,工人们的积极性不高。36块钱的工资确实太少了,很多家属都在发愁。特别是像杨桂芝这样的单亲妈妈,光是孩子的奶粉钱就是个大问题。

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杨桂芝的儿子小军在车间外的走廊上哭,原来是托儿所下班太早,没人照看。看着这个穿着打着补丁的小背心的孩子,我心里一阵酸楚。当天晚上,我就去找张厂长商量,能不能在厂里开个托儿室,让职工安心工作。

张厂长也是个明白人,立刻支持这个提议。我们腾出了一间闲置的房间,找来退休的老工人帮忙看孩子。看到小军和其他几个孩子有了去处,大家伙儿的心都踏实了。

工作之余,我留意到厂里的生产线很不合理。以我在部队管理连队的经验来看,如果能优化工序,产量肯定会提高。我开始琢磨着怎么改进,还特意找老工人们讨教,了解每道工序的细节。

那时候,厂里的机器设备都比较老旧,经常出故障。我想起在部队学过的机械知识,就主动帮忙修理。慢慢的,工人们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找我商量。我也越来越融入这个集体,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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