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去世。在去世前，周总理将三条遗嘱托付给夫人邓颖超。
可当邓颖超将遗嘱告知中央后，却引来了邓公的强烈反对，最后在毛主席的劝告下，才勉强答应了其中一条。
周总理的遗嘱是什么？邓公又为什么要反对？一切还要从两人的友谊说起。
1920年10月，年仅16岁的邓公孤身一人来到法国勤工俭学。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时的年轻人对出国留学充满向往，希望能在国外习得一技之长以报效祖国，而少年邓公便是他们的一员。
可惜现实给邓公泼了一盆冷水。
诚然，当时的法国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科学技术，都远远胜过尚在军阀混战的民国。
哪怕是经受了一战的洗礼，这里仍是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灯塔。
可相对的，法国的物价也远非国内可以比拟，邓公的积蓄很快被消耗殆尽，他不得不挤出所有空余时间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邓公只能成为轧钢厂的散工，在流水线上进行流动作业，哪里需要往哪搬。
轧钢厂散工的工作强度很大，而且还属于高危行业。
在邓公工作的工厂里，例如被刚出炉的钢材烫伤，被弹射出的钢条击中等事故频频发生。
在如此高压的工作环境下，邓公每天只能拿到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积攒上学的费用了。
微薄的收入对于邓公的财政漏洞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此时的邓公愈发体会到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残忍剥削。
现实的挤压让这位未满十八的少年有些潦倒，巴黎街头霓虹灯长明，却照不亮他迷雾重重的未来。
就在邓公快要产生自我怀疑时，一次偶然的相遇，使周总理走进了他的生活。
彼时的周总理同样在法国勤工俭学。
五四运动期间，周总理由于多次领导学生运动，被当局抓进监狱，一度身陷囹圄。
在师长朋友的奔走援助下，周总理得以出狱，而他的学业也宣告结束。
不忍周总理学业中断，一向赏识周总理的严修为他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供他出国留学。
多亏了严修的慷慨资助，周总理得以旅欧期间四处游历考察，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并于1922年6月，与赵世炎、陈延年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总理与邓公相遇。
在周总理的引荐下，邓公加入了旅欧支部，当时邓公只有18岁，所以组织里的留学生都将他看作是弟弟，对他很是照顾。
那时组织的工作主要是由周总理负责，邓公就给他打下手，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在邓公的回忆里，有半年多的时光是和周总理一起度过的，二人同吃同住，一起探讨社会主义。
虽然物质条件很差，大家只能打地铺，吃面包就着白开水，但革命热情却一点都没受到影响。
每每回忆起这段时光，邓公都会强调：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周总理）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
建国以后，周总理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而邓公被调到北京任副总理，两人再度合作，一如既往。
每当周总理因外交事宜出国访问，邓公则作为代总理处理公务。
对于这位多年来与自己出生入死、风雨同舟的老同志，周总理比旁人更加清楚他的能力所在。
为了国家的未来，邓公必须在正确的地方挥洒他的治国才能。
于是，周总理曾力排众议，多次在会议上为邓公斡旋，邓公得以在更高的舞台上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邓公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在他的治理下，国家有条不紊地运转，犹胜往昔。
而当一切都逐渐走上正轨时，总理却病倒了。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身患重病的总理搬出了居住二十多年的西花厅，在医院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总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周总理又进行了深入的检查，果不其然，5月18日，周总理被确诊膀胱癌。
此后近4年时光里，周总理为治疗癌症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手术。
在癌症的折磨下，总理的身体每况愈下，体重从原本的一百三十多斤跌至六十斤出头，整个人都瘦脱相了。
在总理住院期间，邓公只要一忙完公务，都会抽空到医院探望，向他汇报近来的工作情况，好让他安心养病。
1975年，周总理病入膏肓。
尽管经历了多次较为成功的手术，但由于发现得太晚，此时已是无力回天。
总理身上的癌细胞向全身扩散，生命如同风中残烛，顷刻间便可能熄灭。
虽然医生们为了让他保持乐观心态，对病情多有隐瞒，但总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有所预感，知晓自己时日无多。
在一次手术前，他唤来邓公，带着笑意鼓励道：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听着总理虚弱的声音，邓公回忆起多年前那个英姿飒爽的学生领袖，时空堆叠下，心里涌现出戚戚然之感，泪水夺眶而出。
1976年1月8日，随着心电图被无情熨平，逐渐化为一条冰冷寂寥的直线，医护人员们的神情出现动摇，可手上的抢救工作仍不愿停下来。
直到半晌过后，才接受残酷的现实，周总理终究还是与世长辞，哀恸声从病房中传出，并传遍神州内外。
当消息传到联合后，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当即决定，联合国下半旗一周，以示对周总理的哀悼。
此前联合国并没有特意为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这项仪式，所以部分成员国对此提出异议：
为什么要为一个中国人开此先例？
对此，瓦尔德海姆发表了一场极短的演讲：
“为了悼念周总理，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三：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它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它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
第二，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它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
第三，中国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可是它的周总理死后不留骨灰，将骨灰撒在他的祖国的山川湖海里。
今后，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话音刚落，雷霆般的掌声呼啸而来，所有人都对这番演讲以及周总理的离去产生共情，这种情感超越了人种，国家，乃至信仰。
瓦尔德海姆的这番演讲，也对照了周总理临终的遗愿。
离世前，周总理将三个遗愿托付予夫人邓颖超：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二不开追悼会、三撒掉自己的骨灰。
周总理一生奉行节俭的理念，“简朴”二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1934年春，红军部队的某个营的营长杨衍炬回苏区述职。杨衍炬曾是周总理的老部下，与邓颖超也算是老相识。
听闻杨衍炬回到苏区后，邓颖超与周总理主动邀请他到家中做客，为他接风洗尘，顺便了解前线战士的情况。
杨衍炬喜不自胜，乐呵呵地接受了邀请。
当时周总理已经从上海回到苏区担任军委副主席，在党中央算是身居高位，可刚上饭桌，杨衍炬却因眼前一幕大受震撼。
只见饭桌上只有一碗放了点辣椒的四月梅子、一碗酸菜、两筲子饭。
杨衍炬不敢相信，像周总理这样的大人物，饮食居然如此朴素，自己这一叨扰会不会给周总理一家添麻烦。
刚一愣神，周总理便给杨衍炬盛好了饭，杨衍炬不好多说什么，端起碗便开始吃饭。
没吃两口，杨衍炬皱起眉头，发觉有些不对劲，怎么这菜一点咸淡口都没有，周夫人忘记放盐了吗？
杨衍炬没有问出口，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细心的周总理注意到杨衍炬的表情略有变化，心如明镜的他立刻恍然大悟。
他起身去寻了一个装盐水的竹筒，倒了一碗摆在杨衍炬面前，微笑着对他说：
“有些疏忽了，你就蘸着盐水吃吧。”
而周总理则继续吃着没加盐的饭菜。
看着总理和煦的笑容，杨衍炬心里涌现了几分酸楚，他眼眶有些湿润，眼前的饭菜变得有些不忍下咽。
杨衍炬向周总理直言道：
“周副主席，您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作为中央领导，吃得比我们前线的战士还差。”
周总理闻之郑重答道：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干革命的。干革命就得吃苦，我们现在多节约一点，现在多吃一点苦，那么将来人民就可以少吃一点苦”。
而这种精神，哪怕到建国以后物质水平有所改善，周总理也未曾放弃。
建国以后，周总理担心革命胜利后干部们思想松懈，出现铺张浪费的现象。
于是，周总理多次在会议上提出，要求规范干部们的生活标准。
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大片地区粮食欠收，百姓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饶是如此，国内还是有不少地区在闹饥荒。
消息传到北京后，毛主席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心痛不已。
为了号召全民节粮，支援受灾地区，周总理身体力行，在国务院带头发动节约运动，与毛主席在党中央的号召遥相呼应。
周总理率先作出表率，把每个月所规定的的27斤的口粮缩短到15斤，夫人邓颖超的口粮由25斤缩减至13斤。
不仅如此，他还规定在困难时期应该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蔬菜。
当总理去世时，一生俭朴的他没有留下一分遗产，甚至身上穿的寿衣，都是伴他多年的老伙计。
如此奉行节俭主义的总理，怎么会想不到自己的身后事呢？
以自己的地位，倘若离世，这追悼会肯定不可能草草办了了事，势必是大办特办。
可当时国家还处于经济恢复阶段，人民的生活并不宽裕。
在他看来，因为自己这个已死之人而导致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是无益于民生的。
所以，周总理留下了第二条遗嘱，便是不允许任何人给自己开追悼会。
作为总理的妻子，邓颖超女士哪怕心生不忍，但还是决定无条件支持丈夫的决定。
她将三条遗嘱上报中央后，领导人们纷纷为老战友处理身后事的决绝感到震撼与尊重。
沉默良久后，李先念率先表态道：
“这样肯定不行，周总理去世，连追悼会都不开，我们无法向人民交代。”
紧接着，邓公热泪盈眶地说道：
“这三条遗嘱，我不能答应，相信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一时间，对于总理留下的最后一项事务，没有人敢予以批示，最后这三条遗嘱还是交由毛主席定夺。
面对这位并肩作战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留下的遗嘱，毛主席长叹一声予以批示：
追悼会要开，遗体告别仪式也要搞，不过最后一条可以答应。
1月15号当天，总理的追悼会如期举办。
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秘书张玉凤看着有些惆怅的主席，好奇问道：
“主席，总理的追悼会你不去参加吗？”
主席苦笑着拍了拍自己大腿道：
“你看，我也走不动了。”
张玉凤听后惭愧不已，是啊，作为总理的老战友，主席又何尝不想去送他最后一程呢？
下午，总理的追悼会在一片哀恸中走入尾声。
正月的北京仍处在禺疆的掌控中，苍茫暮色下，远处的夕阳被刺骨寒风吹得有些僵硬，迟迟不肯迈出一步，仿佛他也渴望像长安街两侧的群众一样，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上百万的群众簇拥在道路两侧，目送着承载周总理的灵车驶向八宝山。
车轱辘缓缓地碾过路面，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如同总理的一生，公正廉洁、不带分毫地离去，而他数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的模样，却早已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1976年1月16日晚8时许，载着总理骨灰的飞机从北京东郊机场起飞。接下来，它将飞向四个地方，完成总理的遗愿。
第一把骨灰洒在北京上空。
总理少年求学时便已踏足北京，而后因五四运动，曾多次奔走于北京和天津之间，这里是总理革命道路的启航点之一。
建国后，总理在北京兢兢业业工作了二十七个年头，对北京以及北京市民抱有深厚的情感，哪怕死后，他也想继续守望这座城市。
第二把骨灰洒在密云水库。
北京一直是个缺水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北京的水源地只有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一个地方，年均供水量才在3000万吨左右，无法满足首都大人口的需求。
为了解决首都供水问题，总理将兴建水库提上日程。
他以极大魄力，调遣20多万人历时两年，挖出3000多万方土石，建成蓄水43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而这绝对是总理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三把骨灰洒在天津。
周总理曾在天津南开大学求学，并在此领导了多次学生运动，还曾因此蹲了半年监狱。
在这里，周总理的革命思想得到启蒙，从此开启波澜壮阔的一生。
第四把骨灰洒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周总理曾说过：
“我期望死后将骨灰撒进“母亲河”，以报答生我、养我的母亲；
同时，祖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我回归了母亲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
除此之外，总理还希望黄河的波涛能将他的骨灰带到海峡对岸，让他见证统一的那一天。
随着最后一把骨灰汇入江河湖海，总理的遗蜕虽然已经消散于天地间，但他始终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
总理啊！
当年送你的十里长安街，如今已是十里繁荣！
山河犹在国泰民安！这盛世如你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