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国革命圣地，在陕西省北部，延河中游地区。1937年1月4日，毛泽东离开保安迁驻到刚刚解放的延安，设延安市。延安市从此就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首府，从1937至1947年这10年里，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杨家岭的窑洞，枣园的灯光，多么令人神往！毛泽东在这里整整住了10年，召开了洛川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组织领导了军民大生产和延安整风，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
延安旧址
就在毛泽东进驻到延安后的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我国华北的驻屯军第一军部，以演习为名借口士兵失踪，突然进攻驻北平（即北京）西南宛平县城（今芦沟桥镇）中国军队。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七”芦沟桥事变。
当时，国内和国际上都存在3种不同的力量。国内有人民、国民党和“汪伪”3种力量，国际上也有日本、苏联和美国3种不同的力量。7月8日，党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
7月13日，毛泽东提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的抗战总方针。
7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并在延安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到抗日最前线去。
同日，党中央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政府。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毛泽东很风趣地说：
“我们陕北的毛驴很多，要让毛驴上山，无非用三个方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他若不愿抗日，我们就要采用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
党中央在《宣言》里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泽东告诉大家说：“在当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我党要领导全国人民抗战，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所以我们要提出国共再次合作。可是，驴子有时也是要踢人的，所以我们又要随时提防着它，这就是要联合又要斗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围绕抗战领导权这个根本问题，当时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8月22日到25日，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小学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重要报告。
“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决定》把我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具体化，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同时针对党内滋生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我党对抗战的领导责任，确定了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抗战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同时，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朱德和彭德怀任正副总司令，叶剑英和左权任正副总参谋长，任弼时和邓小平任正副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分三路开赴抗日前线，直接对日作战。
在“洛川会议”后，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马上纠合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泽东，提出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说国共两党都是“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而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中枢”，蒋介石是“抗战建国的领袖”，诸如此类不得人心的话。
王明又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借口，相信国民党超过了相信共产党，要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在军事上，王明也看不起我党4万多人的八路军，他把抗战胜利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为了迎合蒋介石“军令统一”的要求，提出什么“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等7个统一；
在组织上，王明不服从党中央，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把长江局搞成一个“独立王国”，擅自用中央的名义发表所谓的“宣言”。结果，王明把长江流域的武装领导权，统统拱手让给了国民党蒋介石，一切经过并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使革命力量又受到严重的损失。
此时，如果不清楚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未来必将断送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前途。
1938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桥儿沟亲自主持召开了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报告，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也规定了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基本任务。
王明又开始宣称“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国统区搞所谓的“合法斗争”，热衷于同国民党达官要人搞“上层统战”，反对到农村去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对此行为，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了彻底批判，再一次坚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全胜指明了方向。
在六届六中全会不久，毛泽东迁居杨家岭。杨家岭是延安城北门外几里远的一个僻静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毛泽东在这里住了4年左右时间，领导抗日战争渡过了相持阶段中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生活情况十分窘迫，几乎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张，没有菜吃，面对这些生活问题，该怎么办呢？
1939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动员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干部大会上说：
“……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我们就自己动手。饿死是没有人赞成的，解散更是没有人同意，那还是自己动手吧！”
“从古至今的人类是怎么生活的呢？还不是靠自己一点点动手活下来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呢？”
“我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问题的回答，那就是“自己动手＇4个字！”
在毛泽东的号召和亲自参加下，很快，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41年春天，英雄的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高喊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延安南大片荒芜的南泥湾开荒种地，硬是把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南泥湾变成了一个牛羊满山、稻谷飘香的陕北小江南。
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为了利用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扫除美蒋反动派的阻碍，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大。
毛泽东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
他为我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路线，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和道路。
党的七大以后不久，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7月，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很快就遭到失败，1947年3月蒋介石又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
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纠集了23万兵力，气势汹汹地扑向陕甘宁边区，妄图先解决西北问题，把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赶出西北，然后进攻华北，各个击破。
当时，西北战场上只有两万多解放军，敌人比我多10倍。
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了保卫边区部队的一些负责同志。
大家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指战员的情况，表示“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毛泽东说：“同志们，延安，是要保的，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过窑洞，吃了小米，也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我们优秀的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都知道有个延安，延安不能不保。我们必须用坚决战斗的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3月18日，撤离延安出发前，毛泽东又说：“我们这次离开延安，不是退却，是战略上的转移，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
正是毛泽东对全国局势的高瞻远瞩，才让解放军拥有更大回旋的空间与敌人斗争，为夺取全国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他就是中华民族前进的灯塔。
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从延安转移到西柏坡之后，最终走向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