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木
时隔8年，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过去几个月，整个世界都在迎接这一刻的到来。大国博弈、地缘冲突、贸易摩擦乃至科技竞争……“特朗普冲击”避无可避。
外贸，或将首当其冲。
特朗普声称要对包括中国、欧盟、墨西哥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其中号称对我国加征幅度高达60%的关税。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的高韧性，无不得益于外贸的强劲复苏。欧美补库存需求与抢出口双重因素叠加，带动多个地区出口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未来无论所谓的60%加征关税最终落地多少，逆全球化都是难以逆转的时代大势，出口这艘巨轮势必随着巨浪浮沉颠簸，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全球化高飞猛进的时代已经过去，出口畅通无阻的黄金年代也已成为过去，单纯依赖出口显然不够了。
从出口到出海，已是不得不走的一步，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面前，尤其是特朗普冲击之下，窗口期只会越来越短。
总之，这一轮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不仅将重塑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也将改变城市经济的竞争格局。
01
出口时代，谁在崛起？
过去40多年，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不仅带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更带动一众沿海城市的崛起。
根据最新出口总额数据，中国10大出口城市分别是深圳、上海、苏州、宁波、东莞、广州、北京、金华、杭州、青岛。
不难看出，这些城市基本都是沿海城市，半数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太大存在感，正是借助全球化带来的外贸红利，才得以上演逆袭的奇迹，深圳、宁波、东莞、金华正是佼佼者。
不只是沿海城市，一些内陆强省会的崛起，则是中西部产业大转移与内陆开放双重作用的结果。
根据中国海关杂志发布的“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名单，在TOP20城市中，10多年前几乎都为沿海城市所霸榜，但近年来一众内陆城市开始跻身其中。
在最新榜单中，武汉、合肥、长沙、西安跻身20强，重庆、成都跻身30强，郑州也位居前列。
这些城市最大的出口企业，部分是以富士康、广达电脑为代表的电子代工企业，部分则是以联想为代表的“最国际化”的中国企业。
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本土科技企业，正在取代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成为各省最大的出口主力。
广东的第一大出口企业是华为，而湖北、安徽的最大出口企业都是联想，华为的手机和电信设备，联想的笔记本、手机都有了面向世界的影响力。
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全球不断“攻城略地”，部分省份的最大出口企业，或将由外资摇身一变为本土造车新势力。
这是外贸最大的变局所在，也是最大的韧性所在。
当外资企业因全球地缘和贸易变局而不断迁移，本土的大型科技企业迅速填补这一空白，势必为外贸提供一定的缓冲空间。
然而，正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在2024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论坛上所说的，一边是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1/3以上，近30%依靠外需，另一边则是国内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行业竞争激烈，企业向海外发展是大势所趋。
因此，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们不能再依赖出口一条腿走路。
出口+出海“双翼齐飞”，成为迫在眉睫的选择。
02
出海时代，谁走在前列？
中国企业的出海浪潮，并非始自今日，而是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但近几年面临各种大变局之下，出海呈现加速态势。
第一波出海，以全球化并购为标志，中国企业开始走向全球。
这一阶段，以2005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为起点，一众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开启全球大并购之路：
吉利收购沃尔沃的轿车业务、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混凝土机械龙头普茨迈斯特、联想收购摩托罗拉手机业务、海尔收购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等。
其背后，既有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空前机遇，也有中国企业国际化布局的主动考量。
通过这一波全球并购，一众中国品牌有了全球性影响力，部分消费品销量跃居世界首位，如联想笔记本销量在2013年二季度首次稳定全球首位，三一重工的挖掘机业务在2020年首次夺下全球销冠。
第二波则是“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之下的基建出海，以国企为主，从公路、港口、铁路到最新的高铁出海。
早在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重塑我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的全方位合作局面，在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的同时，还带动中国基建能力和中国高端制造的出海。
据统计，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中欧班列、雅万高铁、中老高铁、中泰高铁、匈塞铁路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不仅优化了既有产能和要素资源的配置，还提升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的全球竞争力。
第三波则是最近几年开启的产业链出海，不再是一两家企业的单兵突击，而是本土供应链“链主”引领的抱团出海。
这背后，既有“全球本地化”等新趋势的影响，要融入当地才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也与日益白热化的竞争不无关系，单打独斗毕竟受限。
大型科技企业带着众多上下游供应商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不仅为中小企业提供借道“出海”的可能，也增强了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话语权。
借助这种出海模式，中国企业开始向价值曲线的上游不断爬升，虽然一些代工环节不得不向海外迁移，但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留在了国内，从而进一步带动产业升级。
联想是领跑者之一，其市场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而全球供应商多达5000多家，在海外多地布局生产制造基地，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出海，但最顶尖的“母本工厂”、最重要的研发中心、全球销售中心放在深圳、北京、香港等地。
用杨元庆的话来说，中企出海不仅要“走出去”， 更要“走进去”和“走上去”，这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破局的关键所在。
03
出海时代，哪些城市有望再次晋级？
任何一次产业革命抑或地缘变局，都会加速城市洗牌。从出口到出海，新一轮“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势必也将重塑区域竞争格局。
如果说在出口时代，拥有大型港口和产业腹地的沿海地区、坐拥劳动力、能源等要素成本优势的内陆地区，都能从中受益。
那么在出海时代，只有拥有科技创新实力，有着强大供应链、产业链的地方，或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处于核心节点的城市，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一红利。
毕竟，企业出海，难以避免一些制造业工厂会向海外其他地区迁移，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产能饱和的风险，但也不可避免影响国内的就业和产业增长空间。
但是，正如美国、日本企业出海所经历的，将部分中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而将核心的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本土，打造“本土核心产业链+跨境劳动力”模式，获取产业链高附加值。
联想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模式，既能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又能为企业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更大的利润，助力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培育更多真正的世界企业。
就此而言，与出口时代所有外贸大市普遍受益不同，出海时代只有部分城市能享受到“新航海时代”的红利。
第一类是创新型城市。
谁能把握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机遇，谁能站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风口，谁能牢牢占据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环节，谁就能在出海时代获得更大的增长动能，深圳、上海、北京都是典型的创新型城市。
第二类是全球城市。
这类城市，既是高端要素资源配置的中心，也是跨国企业、跨国资本和全球人才的聚集之地。这方面，作为对外交往中心的北京，身为中国企业出海和外企进入中国桥梁的上海，被赋予“综合性门户”定位的广州，都有较大竞争优势。
第三类是跨境电商之城。
如果说电动车、动力电池、光伏等“新三样”的扬帆出海是产业升级、换道超车的体现，那么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的再次起飞，则不无跨境电商的贡献。
与传统电商相比，跨境电商需要数字技术、全球化和产业链的多重融合，是出口+出海的结合。这方面，以深圳、杭州、广州、苏州、金华为代表的城市，或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类新涌现的节点城市。
得益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加上内陆开放新格局的不断实践，中国与东盟、中亚、东北亚的关系日益密切。
作为桥头堡的广西、云南、新疆、辽宁等地的省会或口岸城市，以及借助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重塑开放优势的四川、重庆等地，都有望凭借新的地理和区位优势，享受到出口和出海的双重红利。
当然，城市竞争并非仅受单一因素影响，在出口、出海之外，国家战略的转移、产业革命的冲击、国内大循环的影响都不容忽视。
对于企业来说，“不出海，就出局”并非危言耸听；对于城市来说，“不创新，就退步”也不是简单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