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主席的弟弟本来打算去苏联养伤，但是行至新疆的时候碰上了鼠疫，当时新疆地区的军阀盛世才正在寻求共产国际帮助，所以迫切的想要毛泽民能够留在新疆。
中央得知之后，考虑到新疆是联通国际的重要通道，遂同意了这一请求。但是毛泽民同志这一留下，就再也没能离开。
毛泽民
因为之后，因为国民党的挑唆，再加上苏德之间的战争爆发，捞不到油水的盛世才选择悍然反抗革命，并在9月17日，将包括毛泽民同志在内的革命人士全部逮捕，在十天惨无人道审讯后，秘密处决！这给我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新疆人民带去了沉重的灾难。而这些穷凶极恶的凶手却一直逍遥法外。
直到解放之后，彭老总委任刘护平为新疆公安厅厅长，并给他派发了两个重要任务：一、找到当年被盛世才迫害杀害的同志们的下落，无论生死。二、处置迫害革命同志的反动分子，肃清新疆。
而在追查过程中，其中一个反动分子竟然逃去了上海，并且隐姓埋名化身搬运小工十六年，躲避追捕，但是好在天网恢恢，迎接他的仍然是正义的审判。
那这个人是谁？他犯下何种滔天罪过，竟害怕到如此地步？
他最大的罪过就是违反人道主义，残害了包括毛主席弟弟在内的众多革命人士，当时同时被捕还有陈谭秋、林路基、陈秀英、邱毓……
彼时的新疆境内，有着众多蒋介石派去的中统特务，在毛泽民被捕后，就是由这些豺狼虫豸主持审讯。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一开始是用细长如鞭的软枝打手板，新疆温度多变，他们专挑最冷的时候拷问，冻得冰凉的手掌挨一下软条，顿时皮开肉绽。
不仅如此，他们打一下就使劲摁住伤口逼问，毛泽民宁死不从，每每都是伤口刚结好疤，就被撕开继续拷打。
同时，这些特务还会在毛泽民的胳膊上不断加重悬挂重物，对此，特务们还津津乐道的说这叫“坐飞机”。
而本来就在养伤的毛泽民，旧伤未愈，又添上这许多新伤，脚踝处也被铁镣磨出了血泡。但是中统特务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时间，晕过去了就用化学药品熏醒，继续拷问。
但是，直到毛泽民同志牺牲时，他都没有暴露任何我党的情报。因为这个，后来盛世才为了讨好国民党，还把已经埋下的毛泽民等人的尸身翻出来曝尸拍照。
而毛泽民的牺牲对毛主席的打击也是极大的，毛泽民的爱人朱旦华曾这样对毛主席说过：“他最后在狱中给我写过一封信，让我给他送一双高邦皮鞋可以隔开脚铐和一些可以勒住腹部止疼的绷带，之后就再无音讯……”
毛主席听后痛哭流涕，面对弟媳和6岁的侄子，他心里满是愧疚和伤心。
毛主席在家里虽是老大，但是很早便外出去上学了，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身为二弟的毛泽民身上。而14岁时，毛泽民就选择了辍学，帮助父亲种地，做生意。
因为两个儿子都要念书，对本来就贫苦的家庭来说，根本难以为继。有了毛泽民在家帮着做些活，毛主席和弟弟毛泽覃才有钱继续念书。
毛家三兄弟和母亲
对此，毛泽民从不抱怨，而且非常关心自己的两位亲兄弟的生活。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挑着米粮进城看望毛主席，顺便带着些学费和生活费给他用度。他时常说，自己在家干农活，用不上这些钱。
所以他自己省吃俭用，总是一身农民打扮，脸上带着生活的风霜，因为经常干农活腰也有些弯了，每次来找毛主席，同学都以为他是毛家的长工。
有一次，毛泽民送学杂费晚了几天，毛主席没及时交上学，得跟学校求情晚几天交，可左等右等老不见毛泽民，使得毛主席有了些怨气。
所以当见到毛泽民终于来到时，毛主席便埋怨道，“怎么搞这么晚？”
对此，毛泽民先是一声不吭，卸下肩上的米粮就帮着毛主席收拾屋子，等毛主席消气了，到临走时才说出实情，“大哥，今年家里收成不好，得多跑几个地方，这米才能卖个好价钱！”
那时候交通不便，几百里的路全得靠双脚一步步走。
毛主席顿时有些羞愧，后来在回忆说道，“我这个弟弟啊，在家里那么劳动，来供我们上学，那天我还把他说了一顿。悔恨啊！如果不是他，我根本读不了书，根本没有今天。”
毛泽民虽然没怎么上过学，但是为人聪颖，在外跟随父亲打拼了多年，加上他肯吃苦，挣了不少钱，也掌握了不少经济的门道。
再加上毛家最初是从大米生意开始的，他又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常常跳着一百多斤的大米走山路，家中的农活，繁重家务也都是他在操劳。
所以毛泽民也是父亲毛贻昌最喜欢的儿子，手把手的教他做生意。毛泽民也跟父亲一样，精明且勤劳，但是他不像父亲那样，有些吝啬和自私。
当时家里的工人的伙食都是由他安排，鱼肉不缺，从不拖欠工人的工钱。所以家里农忙时，只要毛泽民请工人帮忙，工人都是一呼百应，欣然出手。
而有了毛泽民，毛家的生意也顺风顺水的发展起来。后来还发行了自己家的股票“毛义顺堂”，召集乡亲们拿出余钱投资，带着乡亲一起致富。
因为在毛泽民的操持下，毛家信誉极好，所以很快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持毛家的股，毛家也渐渐的从韶山冲走了出去。
这些经验，为毛泽民后来成为“红色管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11月，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在此次会议上，确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毛泽民担任银行行长。
而刚刚上任的毛泽民，面临着几项重大任务，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以此保证红军作战任务。
当时，共产党正面临着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经济情况和红军生存情况同样危急。
而毛泽民上任后，通过对苏区财政状况的调查，在结合研究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将财政部库存20万元现金、库房和管理人士全部接收，并且还成立国家金库。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红军大部队的军资供应，毛泽民还在苏区建立了现在中央银行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把银行的财政收入归国家所有。这样以来，就彻底地打破了以往红军财力分散地局面，中国革命斗争也获得了更好的经济支持。
可即使如此，毛泽民还觉得自身财政经验不足，但是当时红军的情形，没有办法请专家，也没有实例经验可循。
毛泽民只能自己想办法，他要求银行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红军各部，号召红军战士在清理战利品时，将有关书籍、用具和文件分类找出。然后集中人才，自我研究，并总结归纳其中的知识和规律。
又用了数月时间，在毛泽民的带领下，整理总结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用以规范国家银行的运营管理。
可以说，为了国家银行的建立，毛泽民尽心尽力，吃了不少苦。当时的货币市场纷繁杂乱，加上国民党特务用套购物资的方式扰乱苏区货币市场。
统一货币成为了重中之重，必须要尽快造出自己的货币，但是四处寻找制造货币的造纸材料却被多方阻挠。
无奈之下，毛泽民便带领苏区的同志们自己造纸，没有原材料，他就号召大家捡破烂，像破棉絮、烂鞋底、旧绳头统统都收拢过来，还上山动手自己砍毛竹，剥树皮。
身为一个银行行长，他却带头走在捡破烂的第一线，捡回来的破烂放在石灰池泡，然后捣碎造纸。
终于在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批货币出厂了，还做好了防伪标识，只要把纸币点着一角，就能闻到明显的羊毛味。
到1932年年底，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了65万元银币券，整顿了货币市场混乱的局面。
对此，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称赞道：“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功臣，却被国民党特务残害了，还被反动分子曝尸拍照，简直天良丧尽。
事实上，凶手头目盛世才原本是打着“亲苏、反帝，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旗号，才能打败旧军阀，成为新的军阀统治者。后因为我党派干部入驻，使得新疆重获新生，他才能获得新疆人民的信任。
但是他骨子里和袁世凯一样，仍然遵守封建统治的糟粕，整治官员贪污，他不走司法程序，直接判决，将人拉到市集斩首。
而在我党人员对他的行为进行建议和反对时，他全然忘记是谁帮他取得新疆人民的信任。觉得我党妨碍他的独裁统治，束手束脚，转而投向了反革命势力，并合伙残害我党的革命干部。
之后，为了彰显他投诚的意愿，他更是直接制造了“国际大阴谋案”，妄图将我党塑造成搅乱新疆的罪魁祸首，在这场动乱中，有88人被处死，656人被抓，造成的影响及其恶劣。
虽然后来新疆得以和平解放，但是他们这些罪魁祸首难辞其咎。
刘护平
而在彭老总委任刘护平当上新疆公安厅厅长之后，就立即展开了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追捕，使其纷纷落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助纣为虐的丁海寰却似人间蒸发了一般，怎么也追查不到。但是刘护平没有放弃对这他的追查，尤其是看到了毛泽民、陈谭秋、林路基、陈秀英等人草草埋葬的坟包之后。
一直到了1958年，根据查获的书信来往，丁海寰的下落被确定了，他已经藏到了上海的码头，扮作了码头工人。
办案人员到了上海之后，又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粮食部门抓到了丁海寰。
当办案人员找到他时，他一身搬运工打扮，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差一点就被他逃过了审讯，还好负责办案的工作人员是行伍出身，一眼就看出丁海寰身上当过兵的痕迹。
最后通过搜查他的住处，找到了盛世才给他的中队长的委任状。至此，残害毛泽民等一众革命志士的恶徒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只可惜，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毛泽民同志却无法亲眼看到如今中国繁荣富强，经济昌盛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