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为了摆脱贫困，我18岁那年报名参军。谁知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还让我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苦难反而成了最珍贵的记忆。

我叫韩志军，今年64岁了。每当看到电视里播放阅兵盛典，我就会想起自己当兵的往事。那是1978年夏天，我们村的玉米刚刚抽穗，天气热得连知了都懒得叫唤。

那时候，我家穷得叮当响。父亲走得早，留下我和两个弟妹，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记得那年夏天，母亲总是把自己的饭分给我们吃，自己却只喝稀粥。我清楚地记得她那双因长期劳作而粗糙的手，布满老茧和裂痕，可她从来不叫苦。

我们家住的是土坯房，每到下雨天就往里漏水，晚上睡觉得支几个脸盆接雨。母亲总说："等秋收了，卖了粮食就修房子。"可是年年说，年年的粮食还不够还生产队的口粮钱。

那天早上，我正在村口的晒场上打谷子，大队支书骑着那辆上了年纪的永久自行车过来，车铃"叮铃铃"响着。他说今年征兵，让我去报名。"当兵好啊，有饭吃，还能给家里寄钱。"支书的话让我心动了。

回家和母亲商量时，她起初不同意。"当兵要去很远的地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母亲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我知道她是担心我，自从父亲走后，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但最后，母亲还是同意了。她知道，这或许是我们家唯一的出路。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蒸了几个玉米面馒头，包在手帕里让我带着，然后送我去公社报名。

征兵体检那天，我和村里其他几个小伙子一起去了县城。县医院的走廊上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轮到我检查时，医生说我身体结实，适合当兵。那一刻，我的心里既高兴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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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通知的日子里，我帮母亲收玉米，照顾弟妹。每天早上都要去生产队干活，下午回来继续干家里的活。村里人都说我勤快，其实我是怕走了之后，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

终于在八月底，我接到了入伍通知。那天晚上，母亲把家里仅剩的一点钱塞给我，说是让我路上买点吃的。我知道这是她攒了好久的钱，心里一阵酸楚。

临行那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做饭。锅里熬着粘稠的小米粥，灶门里的火光映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的行李很简单，就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旧衣服和母亲给我缝的新军被。

村里人都来送我，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嘱咐着。母亲强忍着泪水，帮我整理衣领。我的弟弟妹妹都哭了，我蹲下身子抱着他们，说："哥去当兵了，以后就有钱给你们买新衣服了。"

坐上县里派来的解放卡车时，我回头看见母亲站在村口的槐树下，那一刻，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当个好兵，改变家里的命运。

到了部队，我被分到了炮兵连。刘满仓班长是个东北汉子，说话咋咋呼呼的，但对我们这些新兵特别照顾。记得第一次操练，我因为没吃早饭而头晕，他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馒头塞给我。

新兵连的生活很辛苦。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是站军姿，然后是队列训练。中午烈日当头，我们还要在操场上练习瞄准。晚上还要擦洗装备，写训练心得。但比起村里的活，这些都不算什么。

我最想念的是母亲。每次写信回家，都要在信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就怕漏掉什么。那时候，一个月才能收到一封家信。每次看到母亲歪歪扭扭的字，就知道是让村里的小学老师写的。

部队伙食比家里好多了。每顿都有白米饭，星期天还能吃到肉。我总是省着自己的口粮，想着法子给家里寄钱。有一次，我甚至把发的冬装棉衣卖了，换了二十块钱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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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里，我遇到了赵小梅。她是军需处的女工，负责给我们发放被服。第一次见她时，她正在仓库里整理军装，穿着藏青色的工装，扎着马尾辫，特别干净利索。

记得有一次，我去领新军装，不小心把库房的账本弄湿了。赵小梅没有责怪我，反而帮我一起重新誊抄。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知道她也是附近农村的姑娘，父亲是老军人。

慢慢地，我和赵小梅熟络起来。每次去领装备，都会多聊几句。她会偷偷给我多发一双袜子，我就帮她整理仓库。有时候赶上休息日，我们还一起去看露天电影。

就这样过了小半年，我在部队里逐渐站稳了脚跟。不仅在射击训练中多次获得优秀，还被评为了标兵。每次拿到奖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寄回家给母亲看。

那时候，部队里开展"学雷锋"活动，我主动承担了教几个文化程度低的战友认字的任务。每天晚上熄灯前，我们都会挤在一起，借着走廊的灯光认字读报。刘班长看见了，还特意给我们找来了几本旧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