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在我国东北省的一个读书人家，一个叫做宋哲元的婴儿呱呱坠地，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今后的人生与这个国家的危亡已经悄然缠绕在一起。
年少时，宋哲元就已经表现出了做将领的天赋。他自幼就喜欢舞弄刀枪棍棒，曾经照着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民间武术书籍，认真练功习武，风雨无阻。
少年总是喜欢试试自己的力量，屋门前枣树下的长石总是被他举起来又放下，长此以往，石头的棱角竟都被磨光滑了。他还常常召集村里的孩子们，自己像将军一样指挥他们联系走队列、摆战阵，还常常用树枝作为武器进行操练。
老人常说：“三岁看老。”这个少年小小年纪骨子里便映出了将领的影子，而后来，他确实也走上了带兵打仗、保家卫国的道路。
1907年的春天，对于宋哲元来说是关键的，那一年，他来到北京，考入了北洋陆军第六镇随营武备学堂，正式走上了军旅之路。
战功赫赫
宋哲元是有军事才能的，他入伍后一路晋升，与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一同被称为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
宋哲元也确实对得住“虎将”这一称号。宋哲元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饱受战火侵袭的年代，日本企图通过一系列战争吞下中国。
在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有这样一段话：“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可见，日本妄图以中国为跳板，成为世界的主人。
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肆意挑起战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尝到甜头的日本希望进一步推动他们占领中国的机会，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临近的华北。
1932年，日军一步步侵略华北，时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无法坐视不管，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他致函张学良，请求率领第二十九军前往前线，与日军决一死战。于是，在张学良的推荐下，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捍卫华北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1933年二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出了侵略热河的命令，日军如同蝗虫过境一般，所到之处无不哀鸿遍野，战火不断向华北地区蔓延。
喜峰口作为河北与热河交界处的一个长城的隘口，是北平与热河之间交通的咽喉，一旦日军攻破喜峰口，那么想要停下日本侵略华北的脚步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于是，宋哲元手谕二十九军将士：“国家兴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一声令下率领二十军奔赴前线。
3月9日，二十九军先遣部队到达喜峰口，遭遇日军500余名骑兵，将士们奋勇抗战，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幻想在二十九军战士的奋勇抵抗中破灭了，二十九军从此名声大振，受到人民爱戴。
随后，二十九军驻扎于此，与日军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胶着抗战。3月11日，将士们组织了第二次夜袭，战士们身后背着一把闪亮的大刀。
凌晨三点，当日军正在沉浸在睡梦中，夜袭开始，不少敌人刚刚被惊醒，就到了将士们的大刀下，这次夜袭格外地成功，不仅杀敌过千，还缴获了日军的十一辆坦克，六辆装甲车，一架飞机，以及机枪大炮等等武器。
自此之后，不少日本士兵晚上睡觉就要在脖子上戴一个铁护环，防止有朝一日自己也在梦中被“大刀队”砍了脑袋。
虽然喜峰口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场战役所留下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每一个人，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便是取材于二十九军在长城的抗战。
这场战役的精神将与这首歌一起流传下来，激励着每一代人。而作为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也因喜峰口战役名声大噪。
七七事变
在喜峰口被击退的国民政府没有再次发起反抗的战斗，而是委曲求全，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了热河，这下，日本有了进一步侵略华北的法律依据。
而后，1935年，国民政府再次做出决定，撤销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并与日方签署《和平协定》。
国民政府一再地退让，企图使日军放慢侵略的脚步，换来暂时的和平，这一让，就让出了国民政府在华北的主权。
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被削弱后，各派势力蠢蠢欲动，国民政府无法控制华北，蒋介石只好借助地方势力来控制华北。于是，宋哲元率领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进驻河北及北平，将华北地区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此时的日本也没有停下进攻的脚步，他们表面上停止了对华北的进攻，背地里却试图利用政治在华北统治与国民政府统治之间撬出一道裂痕。
1935年，国民政府为了拿回中央在华北地区的领导权，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几名亲日分子不断教唆，可手握二十九军指挥权的宋哲元毫不动摇，没有给日本人可乘之机。
随后日本又在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提出“反共自治运动”，企图通过制造傀儡政权，使华北地区变成亲日的“特殊地带”，将华北地区通过特政权的殊化，脱离国民政府的控制，从而进一步的侵略华北。
日本甚至威胁国民政府，华北事务就应华北解决，中央不得干预，华北与日方签订的协议，也与中央无关。
掌握着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很快就成为了日本人的目标，日本人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让宋哲元加入“自治运动”，要求与他签订种种与生活用品和资料开采相关的协定。
但是，无论日方放出怎样的烟雾弹，宋哲元始终不肯松口。宋哲元一边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态度与日本人打着太极，不愿加入所谓的“自治运动”，而另一边，他却也与中央政府产生了裂缝。
蒋介石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即使日军的攻势咄咄逼人，蒋介石依然坚定地认为，消灭共军才是当务之急。
蒋介石一退再退的作风让宋哲元心存不满，也对中央充满了戒心。就是这样的戒心被日方利用，发动了震惊中华的七七事变。
1937年5月，日方再次前来要求宋哲元签订关于开采铁矿与铺设铁路的协定，宋哲元无法处置，只好装傻充愣，说五月底再给回复，随后便以养病的名义回了老家，避开了与日本人的接触。
但是，日本人却没有打算给他避开的机会，日方决定动用武力，进一步控制华北。
七七事变爆发的初期，宋哲元根本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即使蒋介石一再警告他事态严重，可他依然认为，这只是两军之间日常的摩擦，没有立即动身返回华北。
当时的天津，已经成了日军的驻扎地，蒋介石预感那里定有不少内奸活动，再加上日军大量囤积于此，他再次警告宋哲元不要返回天津，而应转而去保定主持工作，准备抗战。
但是，早对蒋介石心存芥蒂的宋哲元怎会听他的话，他找了一个“指挥官怎么能远离平津前线”的借口，依旧执意返回了天津。
此时，蒋介石已经基本断定，大战即将爆发，他派遣孙连仲、庞炳勋等中央军部分北上支援。
虽然蒋介石已经明确指明，指挥权握在他宋哲元手中，但宋哲元对蒋介石已毫无信任可言，这些被派遣来的部队在宋哲元看来，根本就不是为了抗日而来，而是为了来削减他在华北地区的权利。
对中央抗日不抱有希望的宋哲元希望求和，虽然他手握二十九军的军权，可他并不想与日军打一场大仗，他希望能和日方谈一谈，和平化解这次危机。
日方早已看透了宋哲元的想法，于是，他们放出愿意和谈的烟雾弹，实则争取更多的时间，囤积更多的兵力。
宋哲元曾公开表示过不愿意做任何丧权辱国的事，他的谈和并不是委曲求全，而依然有着他“打太极”的作风。
可日军这次并不打算陪他继续“打太极”，经过20天的集结，日军已经将北平包围，并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27日前撤离卢沟桥。这时宋哲元才如梦初醒，他不愿意主动让出北平，于是回绝了日军气势汹汹的警告，决心与日军在这里决一死战。
可是，日军早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二十九军节节败退，终于选择了撤离，华北地区沦陷。
星陨绵阳
宋哲元人生的下坡路就这样突然地到来了。
1938年，宋哲元率军撤退到河南，一路西行，军事上节节败退，直到4月，宋哲元在政治上走上了下坡路，他被撤职，仅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失去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利。
而后，他的身体状况，也走起了下坡路，7月，他因病辞去了副司令长官的职务，9月又突然罹患肝病，随后又患上了脑血栓，转去衡山休养。这位征战沙场多年的将军就这样突然地倒下了。
生病初期，宋哲元只是偶尔舌头僵硬，说话说不清楚，但他性格固执没不肯吃药，渐渐地，开始有些坐不起来了。这时，他才开始服药。
可惜，病痛并没有因为这几服药而好转，后来，他又出现了眩晕、易怒、厌食等症状，终于在1939年12月25日病逝，安葬于绵阳富乐山。
小结：
在这位将军病逝前，依然关心着前线的战况，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军人，没能战死沙场，反而卧病在床，没能亲手赶走日本，看见胜利，这让自己死也不能瞑目，希望自己的同僚们能努力，替他完成这个梦想。
后来又听闻家乡沦陷区的孩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勤学苦读，便倾囊相助，捐出了五千元。
宋哲元死后，朱德与彭德怀曾写下联名的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勿忧乎九泉。”这位将军虽犯下过错误，却也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他的功过众说纷纭，但无法否定的是，他顽强抗日的精神和那闪闪发光的民族魂，他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