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在上篇《维经斯基：共产国际首位代表，五次来华，蒋介石决心分共的吹哨人》文章中，我们知道在1920年，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面并就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沟通。在这一过程中，经人介绍曾经发起组织“社会改造社”，投身“五四爱国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张太雷成为维经斯基的英语翻译，参与了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大部分议程。然而张太雷作为维经斯基的英语翻译仅仅是其参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开始，在其后7年里，张太雷成为了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青团的重要创建人和领导者，曾在大城市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红色政权……但可惜的是年仅29岁的张太雷在广州起义战斗不幸遇刺。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拥有多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的革命先驱，一同重温张太雷29年的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去听一听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革命先驱张太雷其人
在某搜索引擎里输入“张太雷”三个字，给出的词条数量为4,790,000个。不仅如此。在共产党员网、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中也有关于张太雷的专门记载。由此也足以证明革命先驱张太雷并没有因为牺牲而被忘记。
1898年6月17日，在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张太雷降生了。张太雷的爷爷曾被清王朝诰授为奉政大夫，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到了张太雷父亲张亮彩时，家道中落，只能入赘到薛景元家。也就是说张太雷是在外公家出生长大的。父亲张亮彩给孩子起名为“泰来”，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能是光宗耀祖，否极泰来。
参加革命后的，张太雷取“泰来”之谐音，将自己改名为“太雷”，希望自己能化为震碎旧世界的巨雷，拯救人民于水火，挽救民族于危亡。或许真的是“太雷”这个名字暗示的作用，张太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在共产国际发声的第一人，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年仅29岁，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一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9年9月10日，张太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命运多舛，得人赏识做起陪读郎，得以升入中学的的张太雷
因家境贫苦，张太雷的出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长时间的喜悦。张太雷出生两年后，其父亲张亮彩为了维持生计，凭借读过书，有文化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得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全家由此也由江苏搬到江西萍乡。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张家的生计或许不成问题，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张太雷8岁时，其父亲张亮彩因病早逝，全家失去依靠，不得不迁回江苏老家。回到江苏的张太雷一家，只能依靠母亲在汉冶萍煤矿督办的族长张绍增家里做佣人来勉强维持，张太雷一家只能委身于常州郊外一间破旧的守坟屋里，可谓是凄苦至极。
可能是“泰来”这个名字的作用，张太雷母亲打工的张绍增，看上了张太雷的机灵聪慧，于是就让张太雷进入自己家族的私塾里陪自己的儿子一同读书。第二年进入西郊初等小学读书，凭借极高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张太雷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据说张太雷幼年对书法也非常爱好，常年临摹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深得其精髓。
1911年张太雷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了，家境贫寒已经无力支付其继续读书，张太雷的小学校长马次立认准张太雷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就资助他继续读书。张太雷也没有辜负马校长的厚望，在1911年9月考取了常州府中学堂，马校长为鼓励张太雷还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张复”，希望张太雷能够投身中华复兴的伟业之中。
敢做敢为，剪掉旧辫子接受新思想，升入大学自食其力的张太雷
张太雷是幸运的，所在的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是同盟会成员，学校在完成日常的教学任务同时，还向学生灌输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讲述《革命军》邹容、“鉴湖女侠”秋瑾、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革命事迹。这些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让张太雷心潮澎湃，兴奋不已。
张太雷对于革命的热情和向往没有停留在心动上，而是身体力行体现在行动上，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操练，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做准备。在武昌起义前夕，张太雷和自己同班同学瞿秋白（以后会行文专门介绍）带头剪掉头上的长辫子，与同学们一同上街宣传新思想。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引发了时局的变革，也使张太雷更加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1913年，张太雷所读的中学改名为省立第五中学，与更换新校名相反的是，校长却换了一个思想守旧教条，禁止学生接受新思潮的“老迂腐”。但张太雷对此却不管不顾，在袁世凯暗地里与日本签订“二十条”后，他积极参加了声讨袁世凯的示威活动。
1915年，学校一个原本不大事情却成为改变张太雷命运的撬杆。事情是这样的：学校为了维护所谓的“师道尊严”，要开除拿水平能力差的老师开玩笑的学生李子宽。消息一出，立即引来张太雷等一届的毕业班的不满，他们向学校提出质疑，并罢课一周表示愤慨。但学校对学生们的呼声置之不理，居然将带头罢课的学生和李子宽等5名学生一起开除了。
借用诗仙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对学校无助无望的张太雷毅然决然放弃了中学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与李子宽到上海参加了北京大学预科班考试并被录取。
1915年9月，张太雷离开了江苏老家，只身一人北上参加北京大学预科班的学习，原本张太雷想边学习边打工，自力更生来继续自己的学业，可是考虑到北京大学在校学习时间长，于是就转入到天津北洋大学的特别班学习。
1916年，张太雷凭借自己的勤勉努力和优异成绩，成为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学生，家境的贫寒无力支撑张太雷的学业。因此张太雷只能自谋出路，依靠出类拔萃的英语水平，谋得了由美国人在天津主办的《明星报》的英文编辑。
张太雷的大学毕业证
创办社团，声援“五四爱国运动”，积极参与进步活动的张太雷
时间来到了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悄然来到中国，生根发芽。当张太雷读了李大钊等人撰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进步文章后，更加坚定了其投身革命的信心。
1919年2月，张太雷在天津建立一个旨在改造黑暗腐朽的旧世界，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科学文化发达的新中国的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张太雷积极响应声援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天津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北洋政府无耻的卖国行径。
1919年8月23日，北洋政府逮捕了为抗议军阀马良在山东枪杀爱国同胞暴行而上街请愿的北京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立即组织代表前往北京与北京学生上街游行解救被捕学生。张太雷就是天津方面的代表，他们与北京的3000多名青年学子，到北洋政府前示威请愿，在全国各行各业的声援努力下，北洋政府在8月30日释放了所有学生。
出任翻译，结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初登共产国际舞台的张太雷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着深厚的英语功底的进步青年张太雷，经人介绍就成了维经斯基的翻译。在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太雷先后与维经斯基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可以说张太雷是与维经斯基相处时间最长的中国人，凭借精准的翻译和关于中国革命的独到见解，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受陈独秀指派组织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有8人。此时的张太雷正陪同维经斯基在上海与陈独秀等进步人士就中国共产党成立进行协商研究，由此张太雷也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同年10月底回到天津的张太雷立即与谌小琴等人，着手成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张太雷被推选为书记。成立团组织后，张太雷还公开创建用于报道全国共运运动消息的《劳报》。
因为军阀出面干扰《劳报》创刊不久即被查封，但张太雷并未就此停歇，在1921年1月4，张太雷出任主编，将《劳报》改名为《来报》，继续在天津公开发行。在《来报》出版仅20多天，又被法租界的巡捕查封，不得已将报社迁出法租界，更名为《津报》继续出版发行。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21年春，在李大钊的推荐下，张太雷前往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驻地俄国伊尔库兹克工作，就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工作。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共产国际中国第一人的张太雷
张太雷凭借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共产国际的尊重，1921年，张太雷陪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回到中国，就成立中国共产党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进行商量。张太雷全程参与了中共一大的筹备的工作，并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翻译成英文交给马林。可惜在中共一大前，张太雷作为中国的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原本张太雷极有可能亲自见证中共一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为工作原因失之交臂，但却成为了第一个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国人，可谓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1921年的5月，张太雷与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特约通讯员瞿秋白在莫斯科相遇，在张太雷的介绍下瞿秋白加入了共产党。6月2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的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而瞿秋白则以“来宾身份”也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12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发言：首先介绍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开展情况，指出“正是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时机”；接着严厉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和中国的侵略行为，呼吁共产国际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给予关注……
张太雷指出：在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中，中国的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人力是将被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呢？抑或被无产阶级用来反对资本家？这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但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由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运动给予多大的关注所决定的。
按照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同时也全力推动共产国际青年组织的壮大和运动的开展，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压茬召开的还有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期是1921年7月9月至23日，张太雷和俞秀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一同出席大会，张太雷还被推选为此次大会的执委。大会委派张太雷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负责组建青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
反对压迫，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筹备者张太雷
以美国为首的，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妄图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进一步扩大各自势力范围，打算在1921年底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瓜分远东阴谋，对抗将要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决定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召开一次由远东地区被压迫、被殖民国家参加的代表大会，即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美国组织召开的华盛顿会议
张太雷作为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筹备者，在前期的筹备工作中，张太雷极力反对萨法洛夫等人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才能参会的“左”倾观点，确定所有革命组织都能参会的办会主旨；积极联络中国的所有的无产阶级和民族革命组织派员参会，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留学生等44人参加会议；前往日本联络日本社会主义工作者参会，使得日本社会主义者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促成日本社会主义者德田球一参会。
此外，张太雷还负责起草了《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回国后翻译了共产国际的《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并在《新青年》上发表。虽然最终张太雷没有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但却促成了中国共产登上了共产国际的大舞台，也为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埋下伏笔。
《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同志们，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的劳动者们，该由你们自己讲出带有决定的话了。四年以前，俄国无产积极开始了世界解放斗争。你们应当使自己的队伍同这个斗争连结起来！……帝国主义将要举行旨在肢解远东各民族的华盛顿会议。同一天，我们也将要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的口号是：争取国家的和平和独立！耕者有其田！工厂属于工人！
借势而为，化解分歧，促成早期革命战线统一的张太雷
1922年6月，陈炯明在拒绝与孙中山面议北伐事宜，被免去职务之后，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被逼无奈的孙中山只得到上海避避风头。因为此前张太雷陪同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就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讨论过，此次孙中山在上海期间，陈独秀、李大钊以及马林和张太雷等人多次就国共合作与孙中山进行交流。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就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予以确认，此次会议称之为“西湖会议”。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由“党外联合”向“党内合作”转变，为中国三大最终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打下坚实基础。
西湖会议画像
西湖会议，李大钊率先以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并协助孙中山对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内部改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25岁的张太雷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国共合作，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中共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完成了对国民党改组，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动了北伐战争，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孙中山还在上海成立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员由4人组成，张太雷和沈定一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团，蒋介石和王登云是国民党的代表。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对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工作进行了考察，并同共产国际签署了援助中国革命的有关协议。
奉命回国，投身大革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张太雷
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成员，张太雷并没随团回国，而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192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青年国际执委会委员。
1924年春，张太雷令命回国，接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一职。同年3月在上海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号召全体团员和广大青年投身于大革命运动。
转过年来的1925年的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太雷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四大召开后的1月26日，张太雷在上海组织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会议，并受中共中央委托做了工作报告。这次大会决定将中国的团组织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贺昌和张秋人等五人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张太雷任团中央书记。
此后张太雷便按照中共四大的决定，前往广州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和助理工作，同时负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兼任中共广东的宣传部长，出任《人民周刊》的主编。此时张太雷在做好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翻译和助理工作的同时，还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帝国主义阴谋、批判国民党右派错误。
“中山舰”事件后，张太雷极力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以武力方式进行回应的主张，并撰写《公开信》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恶劣行径。
《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决心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地主劣绅、贪官污吏作斗争，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革命的工作。
随着蒋介石分共的意图日益明显，且公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肆虐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骤然降温的大背景下，在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接任中国湖北区委书记的张太雷作为82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议把农民组织武装起来，加强农民的斗争。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和恽代英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在中共五大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公开走上反共道路。在1927年7月5日，汪精卫宣告停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由此第一次国内战争告败，中国革命再次陷入泥淖。
在事关党和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为期一天的紧急会议。会上撤销了陈独秀的党内职务，确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正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张太雷被推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其为广东省委书记，主持南方局工作，准备适时发起武装起义。
受命南下，发动广州起义，牺牲在革命一线的张太雷
受中共中央指派南下的张太雷，取道香港到广州恢复党的组织，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为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7年11月9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认为广州起义的时机已经具备，要求广东省委广泛发动工农，组织武装起义。
会议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士兵、贫农的起义口号。
按照会议要求，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就开始正式着手武装起义，在1927年11月26日，制定了“饭给工人吃、地给农民耕、打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切政权归工农兵”的起义纲领。
12月6日，张太雷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就武装起义的宣言、成立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进行讨论，确定在12月12日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起义领导机构，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就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由于叛徒告密，张太雷决定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在12月11日举行武装起义。12月11日凌晨3点30分，随着夜空划过的信号灯，广州起义正式爆发，经过起义军民10多个小时的战斗，最终占领广州城。
12月12日，张太雷一身戎装，主持召开会议，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会上还颁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等文件，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因苏兆征未到任，由张太雷代理主席一职），组建了工农红军领导机构，张太雷任海陆军委员，恽代英为秘书长，叶挺为总指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在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天，国民党开始调派兵力，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武力支援下，开始对起义军实施武装镇压，疯狂反扑。张太雷在赶赴前线准备指挥战斗的途中，遭遇反动武装，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位牺牲在战斗一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牺牲后，整个起义失去指挥，加之国民党镇压的武装力量增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最终起义军撤出广州。
最后小结
瞿秋白作为张太雷幼年的同学和革命的同志，闻听张太雷牺牲的噩耗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悼张太雷同志》，在1928年1月发表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文中写道：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1933年8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纪念张太雷，决定在江西石城、瑞金和福建宁化的两省三县交界处，设立了太雷县。
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受中共中央的指派首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创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生虽短，浩气长存。最后我想以1921年3月，张太雷在远赴俄国之前写给妻子的家书中的一句话“谋将来永远的幸福”，作为文章的结尾，让我们共同重温一下百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