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499
November
05.11.2024
风和日丽，一群年轻妇女和孩子们，头戴花冠，同时演奏乐器，并带领着游行队伍，赤脚穿梭于一座大理石之城。石阶两侧高台上，围观群众兴致勃勃地观赏庆典、高声欢呼；位在更高处看台的人群向游行队伍抛出花束；而有些人站在画面中央拱门下的皇家包厢里，向游行队伍致意。黄色洋水仙、马蹄莲、苹果花枝条等鲜艳植物，与画中人物的朴素穿着、低调内敛的大理石建筑，相互映衬，并引领观众探索艺术家在这场古罗马庆典中埋藏的诸多巧思，例如矗立在茫茫人群当中的两尊银制雕像，以及位在左方大拱门远处的两尊青铜骑士像。
《春季》（Spring）
1894年，油画，178.4cmx80.3cm
保罗盖蒂博物馆
若仔细观察，我们会看到一个金制横额挂于画面中央，上头刻有拉丁语铭文，呈现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诗词片段：「我以诚挚之心，将此林献给你，毕拉普斯，你的家园和林荫，皆在兰普萨科斯；在那里，位在海滨城邦间的赫莱斯庇朗特，众神尤以你为尊：其岸滨之处，富饶牡蛎滋生！」，展现诗人对生育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的颂赞。然而，这段诗词与画作之间关系暧昧不明，并不能完整解释丰富复杂的图景。究竟画中人物在庆祝什么？为何艺术家选择艰涩的拉丁文传达特殊的图像信息？而这幅画对画家本人及当时的观赏者有什么意义？
艺术家中的考古学家
十九世纪以后，欧洲洋溢在华美享乐的都会文明之中，同时艺术流派百花齐放。相对于法国印象派及后印象派颂扬变化无穷的现代生活图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流派，如前拉斐尔主义、古典主义等，则向传统艺术取经，并勇敢地挑战旧有的美学表现。于是，不同艺术形式互相激荡，深刻表现前卫和保守思潮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荷兰艺术家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 1836-1912年）在1870至1887年，以兼具慵懒情怀和诙谐风趣的历史绘画，从当时歧异并存的艺术风潮中脱颖而出，并闻名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圈。他早期以墨洛温王朝（Mérovingiens）历史为创作题材，也借由现下书籍杂志等数据，刻画想象中的古埃及庶民生活场景。
1863年，阿尔玛-塔德玛行旅至庞贝古城，深受启发，便展开对古罗马文化的热切探查。他多情善感的色彩、考古学似的精细笔触，主要受惠于早年在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之训练、比利时画家莱斯（Henri Leys, 1815-1869年）的教导，以及法国新希腊主义（Néo-Grec）画家杰罗姆（Jean-Léon Gérôme, 1824-1904年）。今天文章主题《春季》（Spring, 1894年），是阿尔玛-塔德玛耗费四年时间完成的巨作，其后成为德国藏家门德尔颂巴托尔迪（Robert Mendelssohn-Bartholdy, 1875-1935年）之收藏。这幅画作不仅最能演示画家玩味性十足的图像系统，也体现古罗马庆典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生活的影响。
花神节
「游行列队」是传统宗教庆典活动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古老的艺术题材。依据目前研究，《春季》万花齐聚、蓬勃生机的景象，反映古罗马时代的「花神节」（Floralia），其目的为祭献花朵、植物及生育之神芙劳拉（Flora），并从每年四月二十八日举行至五月三日。莉平科特（Louise Lippincott, 1953-至今）在其专著《Lawrence Alma Tadema: Spring》中采用社会史、图像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罗马花神节精神如何在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生活当中流传沿用。
同时她详细叙述古代花神节之视觉图像如何融入维多利亚时期的五月庆典，并列举阿尔玛-塔德玛画中年轻女性和女孩两者所隐含的时下文化意义：（一）每到五月一日，乡村孩子会用鲜花装饰自己及家园、手持鲜花枝条参加游行，庆祝春天来临；（二）十九世纪英国婚礼中的花童和伴娘同样以花朵装饰自己，其形象迭合了纯真与生育能力的特质；（三）高等女子学校会在每学年结束时，选出一名优秀学生成为五月女王（May Queen），借以象征学生从孩童阶段转变为具有美德的女性。另外，莉平科特指出，在《春季》中，观赏者向游行列队丢掷花束之情景，则取材自当时英国五月盛事「花之战」（Battle of Flowers）的活动形式。
简言之，阿尔玛-塔德玛的艺术体现出双重性，兼具历久不衰的古典美感，以及当代特有的节庆习俗、性别刻画等特色。这样的双重性，具体呈现苏格兰作家钱伯斯（Robert Chambers, 1802-1871年）所谓维多利亚时代下的古罗马遗风：「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皆本能地奔向田野，陶醉于草地上和树上新绽放的花朵；人们越是被禁锢于城市之中，似乎就越渴望亲近花朵，并带走些许花材……」是故，《春季》再现了创作者处理历史题材的特殊手法，一方面穿插着现代性视觉语汇，另一方面传承与变革古典美学遗绪，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观众在祥和、美好的古罗马市景里找到熟悉的情景，投射自己的经验，反观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
不单纯的春日庆典
但另一方面，阿尔玛-塔德玛特别选择万众欢腾的片刻，制造潜伏的隐喻空间。《春季》画框底部附有四行诗句，其摘录自维多利亚时代叛逆诗人斯温伯尔尼（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年）作品《Dedication》（1865年）：「在色彩澄澈、充满故事的土地上，在无影的时光之境，大地披着荣耀衣裳，花朵吟唱音乐般低语」，十足表现多彩愉悦的春日时节。倘若我们细读原始诗句的后半部情节，可以发现作家所编织的春日意象蕴含欢娱情欲：「在春光半掩的树林间，她多情的脸庞泛起红晕，在那些聆听恋人私语的水岸旁，可有一处，安放他们的爱与欲？」。尽管这段叙述未被阿尔玛-塔德玛采用，但他将斯温伯尔尼和卡图卢斯的诗词共同纳入画作布局并非巧合；两者都以情色诗文著称。此外，斯温伯尔尼十分推崇卡图卢斯，曾多次援引其诗词作为创作灵感，借以批判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人士。于是，《春季》的欢庆场景似乎蒙上了一层谜样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嗜酒好色的山林精灵萨堤尔（Satyr）无所不在。在《春季》游行队伍的两侧，半人半羊的萨堤尔化身成两尊银像，肩上坐着婴儿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接着，我们可以看到，两名女子手上的铃鼓缀有半裸男女嬉闹图像，这样的构图也浮现于游行旗帜上的圆形装饰，皆具现「宁芙（Nymph）与萨堤尔」图像传统。皇家包厢看台处前方的青铜浮雕展示了「萨堤尔与喷泉」主题。画面右上方的柱头刻着手持排笛的萨堤尔，而与此相互呼应的是，在游行队伍中吹奏相同乐器、具有半人半兽形象的男子。综合前述可得知，糜烂的酒神飨宴正悄悄侵袭和平喜乐的花神庆典。
相较于愉悦的男欢女爱景象，《春季》左侧建筑的檐壁饰带上出现异乎寻常的「拉比特族与人马兽」（Lapiths and Centaurs）题材，描绘人马兽在拉比特族婚礼醉酒闹事，意图绑架、侵犯拉比特族女性而引起争斗。由此可见，淫荡、失序两个潜藏主题，不仅呼应着卡图卢斯诗词里的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亦颠覆《春季》和平美好的图景。这般叙事转折促使标题和内容之间产生落差，因而将观众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深谙艺术、文学，并能解读图像含义的知识分子；二是仅能窥见花神节文化之表征的一般大众。不论如何，我们可以推断，阿尔玛-塔德玛将希腊罗马神话衍生的艺术母题转化成讽喻世事的图像符号，诙谐地揭露潜藏于辉煌帝国之下的腐败、堕落，并意图引导维多利亚时代观众莫忘传统节庆对大自然的歌颂与关怀，借以省视自身所处的世代氛围。
阿尔玛-塔德玛笔下的城市幻境
除了丰富的图像密码，《春季》难以辨识的时空背景，繁杂的建筑细节，亦使不少学者感到兴味盎然。阿尔玛-塔德玛所绘的罗马市景，实际上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中，这点具体呈现在时空错置的罗马遗墟，例如：图拉真凯旋门（Arch of Trajan in Benevento）之雕刻铭文与君士坦丁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上的河神像，同时出现在《春季》叙事场景里。再者，我们可以看到经裁切（cropping）遮蔽的片段建筑外墙、矮墙、门廊、拱门和石柱，甚至还能找到人物裁切不完整，造成视线阻隔，这些特点类似于印象派绘画所传达的现代生活快速步调之感知模式。不过，阿尔玛-塔德玛没有扬弃学院派自然主义讲求的精准、平衡和完整性，反而透过框取、裁切、编辑古典艺术中的题材，搭配富于变化的场面调度，生动创造出一座幻境之城，使古罗马市景与现代城市生活交迭拼缀。
此外，《春季》的画幅高度非比寻常，生动呈现垂直陡峭的建筑立面。普蕾特约恩（Elizabeth Prettejohn，1961-至今）认为，这样的构图扩大了前景与远景之间距离，也因此强化场景的纵深，让观众无法从一个安全的距离，悠然欣赏游行盛事，并感受到疏离感（strangeness）和奇异性（singularity）。然而，为何艺术家使用尺寸特殊的画布进行创作，而这是否和当时展示收藏的实际条件有关？或是受当时日益兴盛的摄影风气所影响？诸多疑惑仍悬而未解。
总而言之，十九世纪兴盛的考古学文化不仅揭示五光十色的古文明社会写照，加上欧洲人对于自身与过去文化的了解，也扩展了现代艺术的创作语汇。阿尔玛-塔德玛的历史绘画在考古追寻的热潮中滋长，以实地勘察、收集实景照片等方式，将探查结果进行艺术上的改造，赋予古艺术题材崭新风貌，并结合古典理想美与现代性视觉元素，混融幽默与讽刺，形塑虚实交错的叙事场景。从阿尔玛-塔德玛去世直至今日的悠久历史中，其作品曾因日益兴盛的前卫艺术流派而沉寂多时直至1960年代。他看似守旧的风格语汇出奇地耐人寻味，有待日后更多的研究者来探讨廓清。